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的嬗变时期「南北朝时期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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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420年—589年）是中国古代文化一个承上启下，融合创新的时代。在诗歌领域，南北朝继承了汉魏以来的乐府传统，发展了魏晋时期的文人诗词，同时南北的诗风不断融合，为唐诗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我们经常会赞叹于唐诗的宏伟壮丽，却经常忽视南北朝的开创精神。虽然南北朝的诗的辉煌程度不及唐朝，若要了解诗歌的发展过程，就不可忽视南北朝的成就。
一，南北诗风的融合南北朝时期，分裂的时代在文学上留下了烙印。由于北方经历了“五胡乱华”，导致“衣冠南渡”，中国传统的文化重心开始转移到了江南。南方地区的山环水绕的自然环境，富饶悠然的生活节奏，使得士族沉迷于“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表现在诗歌领域，就出现了恬淡悠然、婉转哀怨、缠绵悱恻的南朝诗歌。其在《南朝民歌》中多有反映，如《采桑渡》、《西洲曲》。
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西洲曲》
采莲
北方则不然。北方辽阔而恶劣的自然环境，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和了开阔豪迈的民风，使得北方的诗歌显得浅白而质朴，雄壮而辽阔。《北朝民歌》中的《木兰辞》便是其中的代表。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
到了南北朝后期，由于南北战争的频繁，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南北文化交流也频繁了起来。在南粱时期，一些文人流落在北方，开始将南北诗风融合起来。其中的代表有庾信、王褒等。庾信在早年是典型的南方风格的诗人，其诗大多写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是宫廷诗人的代表。而流落北方后，风格大为转变，他的诗变得劲健苍凉起来。杜甫曾经对他评价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四库全书总目》则赞道“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
庾信《拟咏怀》
南北诗风的融合为唐诗的奠定了基础，但南北十分各自的特色却没有消失。在唐朝，北方的诗歌风格多被边塞诗派所继承，而南方诗歌的风格多被山水田园诗派所继承。而唐朝的每一个诗人几乎都能够写出这两种风格的诗，如田园诗的代表人物—王维，也能写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疆壮丽景象。这恰恰是南北诗风融合的产物。
二，诗歌格式和音律走向成熟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文人诗歌创作走向了成熟。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音律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在南朝初期，文人们雕饰文句，琢磨意境，追求对仗上的工整，音律上的优美，创造了许多精美的诗句。如谢灵运的诗被评价为“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他写下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名句，清淡自然，工整排列，格格有调。
江南风韵
到了南朝中期，人们对诗歌韵律和形式的要求意境成为了一种潮流。他们“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在在词藻、音韵、对仗上反复推敲，这就是所谓的“齐梁体”。虽然后世有许多人指出齐梁体“绮丽不足珍”，但它却加强了诗歌的韵律感，节奏感，也易于诗歌的流传。
齐梁体发展到梁武帝时期，出现了永明体。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沈约。他精通音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互调节的方法应用于诗文。“四声八病”说成为了后来格律诗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当时著名的谢朓、萧衍、范云、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人都不断在探索诗歌的音律。
格律
除了在音律上的探索以外，在诗歌格式上的探索也在进行。在南北朝之前，中国的诗以五言诗为主，在南北朝，出现了七言诗，绝句，这为唐朝的律诗和绝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朝人将南北朝以来形成的格式工整，韵律规范的诗叫做“近体诗”，而将没有格式要求的诗叫做“古诗”。
在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开始进入了文人自觉阶段，同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文学理论作品，如曹丕的《典论》。但那时候的文学理论还不成熟，数量也少，没有形成体系。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创作日益丰富，人们对文学理论的探索也进入新的阶段。这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便是《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
在诗歌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诗话开始出现。钟嵘的《诗品》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诗话，《四库提要》评价说“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刘师培说：“刘氏《文心雕龙》，集论文之大成；钟氏《诗品》集论诗大成”。钟嵘系统和深入地评价了历代的五言诗歌，为了唐朝五言诗的繁荣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钟嵘以外，南北朝的沈约、范晔、萧统、萧绎、萧子显等都提出了一些诗歌理论。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对音律和格式进行了探究，并对当时南北诗风进行了探究。许多文学家提出了“风神”“神韵”“风韵”“境界”、“神似”、“形象”和“风骨”等概念，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钟嵘标榜“风力”，是对靡靡之音的一种批判，后来被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接受，对唐诗的创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