潢川 抗战中的孤岛在哪「谍战电视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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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峰
据说，“孤岛”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指的是在上海被日军占领之后由美英法租界组成的未被日军占领的市区。“孤岛”的存在从1938年淞沪会战结束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日军占领结束。但是，我们潢川却是豫南，以至于中原名副其实的“抗战中的孤岛”。我们的孤岛不是靠外国人的保护，我们的孤岛是我们中国人民，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保护与捍卫的孤岛；我们的孤岛超越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直至抗战胜利；我们的孤岛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以自身巨大的牺牲，以人力，以物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战。是楔入华东、华中、中原日占区的一枚钉子。
一、诗人臧克家眼中抗战中的潢川
臧克家（1905—2004），山东潍坊诸城人，闻一多学生，现代诗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1937—1939年曾到潢川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潢川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日诗文作品。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他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他组织“文艺人从军部队”；赴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曾参加随枣战役。这期间，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歌颂抗日军民的事迹。1938年2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臧克家的《孩子们举起了火炬》一文，记录了抗战中发生在潢川的一个片段：
孩子们举起了火炬
潢川，这小小的地方,也在反侵略的呼声中荡动起来。
孩子们,我们宣传队的同志们用短短的工夫训练成功的少年队伍，他们年龄都很小，五、六岁的,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就得算顶大的哥哥和姐姐了。我们教会了他们救亡的歌曲,教他们一些别的事情，他们应该知道的。他们日夜缠绕着我们宣传队的男女同志们，亲亲热热得就象自己的哥哥姐姐。
元宵节到了，我们不能放走这个节日。决定要来一个“潢川儿童反侵略大会”。这样讲，孩子们不容易立刻明白，对他们讲“反侵略”就是“打倒日本鬼子”，他们都高兴地笑了。有的已经自备了各种的灯，我们宣传队的同志们也用了两天的工夫自制了许多。
黄昏的时候，人脸上贴着蒙胧的黑纱，在这个十日九阴沉的潢川，难得今夜的这一轮明月，逼人似的涌上梢头，给人们一个惨痛的回忆。“新民”大会场上渐渐的人影憧憧了。孩子们高挑着不同式样的彩纸灯，从南
城，从北城，带着欢欣和兴奋，在姐姐的提携下，在妈妈的领导下汇聚到这里来。一座空洞死寂的场子顿然涂上了明朗的色调。
为了珍惜短瘦的蜡烛， 叫它游行的时候多亮一会儿，带着深色的黄昏，我们宣布开会了。小小的主席立在台上，很有神气的向大家致开会词。他一点也不觉得渺小，他不为台下的多数听众——军团的学生、警察、形形色色的堂堂男子和成年妇女的注视而显得局促。他很勇敢的把日本兵的残暴当众高声历数，他高举着拳头叫大家一齐起来！接着，有好几位小朋友在大人的扶持中登台演讲，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潢川的小孩子们团结起来！”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由孩子领导着高呼口号，声音很响亮，把旁边老树上睡了的乌鸦都惊醒了。
“我们点蜡吧。”
宣传队的一位同志在台下对孩子们说。“好啊......”嘻嚷着仰起脸，翘起脚，争着把自己的彩灯挑到台子上去。
灯全亮了。飞机在半空展翅，上面题着“航空救国”，地球团团的转，上面的字写得明目，叫“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有一个长条的大灯是我们开会的标志，“潢川儿童反侵略大会”的八个大字鲜亮的横列在上边。蝴蝶灯，狮子灯，......每个灯上亮着我们的标语和口号。最使人感兴趣的要算那个和真人一样高大的汉奸了。他有一个可憎的脸子，背上插一支亡命旗，光亮的肚皮上大书着“枪杀汉奸”四字。人人注视他，憎恨他，他是大众的眼中钉！
我们开始歌唱了。唱义勇军进行曲，唱杀汉奸，唱救亡的小调。台子上的锣鼓给配衬着。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遍又一遍，孩子的心，大人的心随着他们口中吐出的声音结合在一起了。
月亮升高了，灯夺去了她的光艳。
我们的队伍开始移动起来，场子里流动着灯光，流动着细碎的语声和笑声，“南城的孩子们向南，北城的孩子们向北”，两句话象一道分水岭把这个大海——光的海，力的海，岔做两注洪流。
我们加入到南城去的队伍。锣鼓声在前头，一百多柱灯火把队伍变成一条火龙。
宣传队的男女同志们在领导着，护持着这一群可爱的孩子——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主人。彩灯举在头上，持在手里，把一条条穿过的街巷都照亮了。有一些孩子，左手握在妈妈的手里，右手提着小灯，十分健步地向前走，走在崎岖的道上，走在泥泞的小巷里。前面的歌声还没停下来，后面便紧接上了。
在每一条巷里，歌声都是叫出许多人来，大人和孩子。我们立在门口注视着，倾听着，直送队伍走去。有些孩子手里提着灯直想参加到队伍里来。
穿遍了所有的大街和小巷，粘结来了无数的新的力量。最后，在一个大空场里停留下来。商量怎样处置那个汉奸。
“汉奸可恨不？”一个人问。
“可恨！”一千个人回答。
“那应该怎样办他？”
“枪毙！”无数的口里喊出了同样的声音，愤怒的。汉奸立在半空，亮着肚子在战栗。
“好，焚掉吧，洋火就是我们的枪。”
“好啊，好啊......”
火柴擦的一声，汉奸破肚子，暴出了骨骼，一阵红光象大家心头的怒火，在愤恨中，在欢腾中把他焚化成一堆灰。
明月在中天， 好似一个公平的证人。
正月十六日于潢川军团
臧克家的《别潢川》更是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从潢川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
别潢川——赠青年战友们
去了， 我驮起
悲壮的感情，
它过重的份量
压得我心痛。
临去我回头望望 “沙河”，
水浪曳动着轻舟，
三五匹战马
在饮着清流。
河水它会永远记得，
记得我投给它的眼波，
记得救亡歌声
给它的激动。
白金粒的沙滩，
像一个镜的梦境，
上面印着我们的脚迹
和武装的身影。
残破的城垣，
多少次我登在上面，
一片原野引我的心
到战场，
到故乡，
到遥远遥远我所向往的地方。
我的感情染上了鹅黄的柳条，
染上了萌动的小草，
同着春色
染遍了无际的青郊。
五千年轻人
失去了家园，
五千个胸膛里
挂一副铁的肝胆。
为了祖国，
把生活浸在苦辛中，
为了抗战，
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
女的是姊妹，
男的是弟兄，
立脚在一条战线上，
我们一点也不陌生。
我要去了，
到漠漠的西北去看风沙，
去认识一个新的世界，
使自己的生命重新萌芽。
也许会到战场上去
面对着血肉的现实，
叫自己的心
受炮火的洗礼。
战神一手
把人间的关系搅乱，
待将来，
再给它一个新的安排。
赠别不须眼泪，
我们都还年轻，
一齐挺起腰来
去拉大时代的纤绳。
将来在碰到时，
用欢喜的泪
去庆祖国的新生，
无妨用长长的话头
细数个人
那一段苦斗的历程。
——1938年3月底于潢川
二、画家吴作人眼中抗战中的潢川
吴作人（1908—1997），安徽宣城泾县人，生于江苏苏州，从师徐悲鸿先生，并参加南国革新运动。早年攻素描、油画，功力深厚；间作国画富于生活情趣，不落传统窠臼。晚年后专攻国画，境界开阔，寓意深远，以凝练而准确的形象融会着中西艺术的深厚造诣。在素描、油画、艺术教育方面都造诣甚深，他在中国画创造方面更是别创一格，自成一家。吴作人是继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界的又一领军人物。
2009年8月10日，“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中又一重要展览“造化天工——吴作人写生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展览囊括了从上世纪30年代吴作人旅欧学习期间的素描习作开始至80年代的速写《巴黎卢浮宫》等写生作品90余幅。其中最重要的展品就是吴作人创作的速写《战地值勤》、《战地难民》等，这些是在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在中央大学和徐悲鸿的支持下，吴作人与中大艺术系学生孙宗慰以及在武汉的陈晓南、沙季同、林家旅等五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赴河南潢川等战场进行写生创作的。这些作品如实地记录了当时我们抗日战场的真实场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吴作人1938年在潢川创作的抗日题材速写作品
吴作人1938年在潢川创作的抗日题材速写作品
吴作人1938年在潢川创作的抗日题材速写作品
下面这张老照片记录的就是1938年7月，吴作人率“战地写生团”到达潢川前线的情景。照片中团员们站在潢川城墙上眺望前线阵地（右起：陈晓南、吴作人、孙宗慰、沙季同，团员还有林家旅）。
1939年初，战地写生团充满抗日激情的速写画展在重庆举行，吴作人等在前线实地的速写画作引起巨大的轰动。画展给偏安西南，但又十分关心前线，心系祖国生死存亡的重庆人民群众揭开了壮丽的一页。也打动了青年画家们对宣传抗日的爱国主义激情。继这次画展之后，又陆续出现一些战地写生团，不少青年画家纷纷拿起画笔，为伟大的抗日战争服务。随后，吴作人又根据这些素材创作了多幅油画作品，并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战时中国画展”巡回展出，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反法西斯抗战的决心与付出的巨大牺牲。
三、1939年，史沫特莱眼里抗战中的潢川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她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一起被誉为中国人民之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她抗战中，1939年晚秋曾经来过潢川。下面文字摘自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最艰难岁月中的潢川：
第七章 穿越中国心脏地带（1939年晚秋）
......
在大别山西部山脉，我们看到一个地主家的围墙上用白色石灰水写着一个口号：“军爱民，民拥军——潢川青年联合会”。但是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写口号的人。好像他们写下了口号，然后逃跑了。我回忆起在立煌曾经碰到三位来自于潢川青年联合会的女学生，在安徽的抗日基地里学习。
......商城官方给我提供了一支十五人的武装护卫队，并带我去了潢川，西北方的一座大城，曾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三个月之久。我不得不推迟行程几个小时，因为潢川附近的一个游击队刚刚发生了兵变。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到军饷了，缺乏政治训练，有些人甚至跑到了日本人那里；而现在，他们正在抢劫村庄或是打劫过路人。
......在公路上，我发现没有一个口号表达了他们的希望，没有自信的歌声，没有民众的行动。病倒的民众随处可见，请求着帮助：婴儿有天生的梅毒——皮肤病——生疮的头——以及患溃疡的腿！有人告诉我，潢川有所教会医院，但是当我劝民众到那里接受治疗时，他们绝望地回答医院要收钱，而他们什么都没有。
......从一群强壮的农民正在训练的平台上，我可以俯瞰整个潢川——一个可以追溯到周朝的古老城市。老的内城位于一座高山上，四周是一道破旧的围墙，并环绕着护城河。我想到了古老的布拉格，中世纪的捷克城堡耸立在山上，蓝色的伏尔塔瓦河流在它的脚下流过。在我们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别山淡蓝色的轮廓落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
突然，人们开始从村庄里跑过麦田。空袭！我们逃到了一片墓地里，蹲在墓碑之间，看着天空。在北边，来了九个黑色的斑点。他们变得越来越大，在我们头上盘旋，然后向南飞去。
下午四点，我们通过了浅绿色河流上的一座桥梁，穿过了古城墙。在城门正上方，有一个口号：“镇压共产主义；他们是苏联走狗！”在墙上还有另外一幅：“头可断，但是心不能被征服！”
内城正处于军事管制。爬上石头台阶，我们穿过了三个军队的哨兵警戒线，每一个都搜查着每一个人。特别委员会的总部在山顶上，被另一排钢铁护栏环绕着。
特别专员麦大富（MaiTa-fu）是一位年轻的军事指挥，他是国民党员，从前是第一战区司令员陈诚将军的副官。他欢迎了我，然后为我们订了餐。在我们在等着吃饭时，他带我们穿过司令部，到了后面一个花园，我们马上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两丛血红的玫瑰花，装扮着一个巨大而可爱的花园。花园里还有一个年久失修的石桌，周围是石头凳子，在另一边，是一座低矮的坟墓，里面埋葬的是公元前某个朝代的王子。
麦专员非常适合这个画面。他皮鞋闪闪发光，人非常英俊，而衣着也非常精良。带着巨大的荣耀感，他开始讨论我的休息场所。因为空袭，他建议我住在镇子上的三个基督教会里；他们有自己国家的旗帜悬挂在屋顶，而且他们长久以来没有遭受过轰炸。天主教会是受到怀疑的；一名意大利传教士被官方驱逐出去，因为他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协助日本人。
我很不希望住在教会里。教会是那些从有活力的、有思想性的、斗争性强的国度来的少数外国人的绿洲。我宁愿去与中国人共度难关。一位副官因此被派到镇上去找一家客栈；他回来报告说客栈都太脏了。最后，我同意麦专员给美国路德教会写张字条。
最后，我在一个舒适的美国家庭里呆了几天，吃着美国食物，睡着如此柔软的床铺，让我直到半夜还睡不着。房间里甚至还挂着一幅猫拉小提琴的画。
教会的修女是Patterson修女和Quello修女，都是挪威后裔。前者是护士，后者是一位福音传道者，她刚刚从一个北方地区的两周巡游中回来。我进入了横跨河南的路德教会地带。
Patterson修女已经看惯了中国的丑恶一面，她已经变得愤世嫉俗。她谈到中国人顽固的唯物主义，中国人的腐败，以及土匪。Quello修女少有偏见，拥有一个生动描述的才能，更倾向于同情中国。在她最后一次行程中，她花了一个晚上呆在一个村子，阻止他们因害怕土匪而逃跑的举止。一名军官警告她，中国“修女”和她马上离开，但是这两个女人开始祈祷，其后她们安全地睡了一晚。第二天，村民开始返回，而她开始她通常的圣经课程，并办了一个复活大典。她所有的皈依者都是老妇女，她说，每次她回去时，她们就已经忘记了她之前教给她们的东西。让我感兴趣的是，大多数基督教的感化者都是那些怕死的老人。而年轻人一般大部分是“大米基督徒”。而且我还从来没看到过基督教士兵。
在访问过程中，我参观了潢川的军队门诊部。我在那看到了许多生病和受伤的人，但是却没有医疗设备。他们从来不会送他们的伤者到教会医院，因为他们付不起挂号费以及每天五十分钱的病房床位费用。路德教会医院从汉口免费接受国际红十字所提供的医疗设备，但是拒绝免费接收伤兵。Patterson修女争辩说，外国药品仅仅是为难民准备的，而这一地区没有难民；而且他们想送伤员过来的话，军队有足够的钱——特别是军官们总是非常有钱的。她主持着一个治疗穷人的小门诊部，但是病人必须能证明他们的贫穷。
一天，我住在医院的秘书报告说一个受伤的士兵已经在医院门口躺了四个小时了，但是因为没有八十分钱的挂号费以及每天五十分钱的床位费，医院拒绝接收他。我看着这个伤兵的血缓慢地流淌着，在担架上静静地等死。我付了挂号费，以及一个月的治疗费用，然后走进医院，去找那个无情的中国基督教医生，并要求他立刻去照看那位伤兵。因为已经付了钱，这个士兵被收纳了。
当我告诉Patterson修女，我将把这个事件汇报给国际红十字总会并公开报道这一事件时，她查看了她的文件，最后坚持要把钱还给我。但是在我呆在那里时，没有其它士兵被教会医院接收。医院接收这样一个病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国际红十字总是会为它的医院买单。即使他们对我个人非常友善，我仍然后悔我必须住在一家修道院里。
四、1942年白桦眼中抗战中的潢川
2010年12月30日的《文汇报》上有一篇白桦的回忆文章《黄国故里人》，道出了白桦眼中抗战中的潢川，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这是一段生动的记忆，这是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阶段至抗战胜利时关于潢川的记忆：
河南潢川县电视台来电话，说“黄国故里人”节目要访问我。当夜，一座早已模糊了的美丽小城——潢川，又在眼前清晰起来。
一架木桥横跨南北二城，潢水穿城而过，桥头经常挂着几个木笼，每一个木笼里都装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据说罪犯都是汉奸。关于黄国，相传：颛顼帝分封诸多王子王孙到各地就食的时候，黄就是某一位王孙的食邑。之后，黄氏自立为国，并得到夏、商、周诸王朝的承认，在公元前648年被强楚灭亡。可以理解，今天的潢川人特别在意曾经有过的一个独立小国，并引以为荣。
我是黄国故里人么？——这是我自然要想到的问题。于是，我就把一些记得起来的生活片断写了下来。
其实，我出生在与潢川相邻的信阳。1942年冬天，流亡在潢川的二姐突然化装为村妇，拿着买来的良民证，回到日军铁蹄下的信阳。她所以冒险返乡，完全是为了我们兄弟俩的学业，那时我们正辍学在家。我知道潢川离信阳只有几十公里，但那里还挂着中国国旗。见到二姐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她以为我是因为久别重逢才痛哭流涕的，其实，我是喜极而泣。没想到，我竟然还有从铁蹄下走出去的机会。二姐也哭了，当她看见几乎成了废墟的老屋，一群孤雏围绕着的母亲骤然苍老很多，她必然会想到，三年前被日本宪兵活埋的父亲。离开信阳那天破晓，鸡叫头遍，母亲就叫醒了她的这一对孪生儿子，那年我们12岁，是她身边两个最大的孩子。为了瞒着弟弟妹妹们，她把我们轻轻牵到廊外，为我们洗脚，她一面洗一面说：“要是苦不下去，回来，跟娘一起苦……”我知道，流亡在潢川的两个姐姐的丈夫都在地方部队充当下级军官，收入极低，而且她们是前娘所生，母亲难免也有些疑虑。我对她说：“娘！我们走了，谁陪你过河拾柴呀？”“你们的弟弟妹妹也要长大的呀！”说着她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滴在脚盆里。她擦干我们的脚，给我们穿上新袜子新鞋，我们已经很久都没穿过鞋袜了。母亲把我们送出城。天还没亮。在五里岗上她才站住，转过身去，低着头再也没有扭转身来。我们走两步都要回头用泪眼回顾一次她的剪影，一直到晨雾把她和小山、灌木丛完全淹没，我还在回头。
去潢川的路徒步走了两天，进潢川城时已是灯火通明的夜晚，西关的夜市极旺。进城的时候我十分兴奋，无须脱帽鞠躬，而且城门口压根就没有哨兵。于是我就像主人那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了。当晚，住在南城，一夜都没睡着。早上，急于想看到“故国”的威仪。醒来，竟然大吼一声“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第二天到北城和大姐见面。北城是潢川的行政中心，专员公署就在他们住处的前街。后门紧贴着城墙，黄土城墙上一面国旗在寒风中飘扬。战时的孩子对武器熟悉的程度绝对不亚于职业军人，我一眼就能看出，站在旗杆下那位士兵的肩上扛的是一支汉阳造步枪。我当然知道，比起日军来，中国地方部队的装备差得很远。但士兵身上那套灰布军装给我一种朴素坚毅的印象，我把潢川当做一个坚强的堡垒。也许是因为我与日军不共戴天的缘故，从来都没有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失去过信心。没想到，第二年的春天日军突然扫荡了潢川城，我和所有的居民一起倾巢出逃，田野里全都是羊群般无助的老弱妇孺。眼看就是一场血腥的屠戮，所幸日军只是过路，并未追杀。我这才意识到潢川原来是如此脆弱，仅仅是半个旅团的日军在潢川过路，就把国民党军赶得人仰马翻，潢川城顿时变成一片断壁残垣。后来，整整一个夏天，潢川城出现一种怪异的现象，每到深夜，露宿在院落里、大街上的居民同时被一种幻觉的魔影和怪叫声惊醒，所有的人都像中了魔似地大声狂呼疾走，有关无头鬼作祟的谣传不胫而走，整整闹了半个月之久才渐渐平息。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称之为“夜惊”的群体性精神疾病。
尽管如此，潢川仍然是豫南的一座避难之城，又是一座中学生之城，平汉铁路沿线沦陷区的孩子有条件的都到潢川来读书。和两位姐姐商量以后，决定报考省立潢川中学，不仅因为她是公费学校，还因为她拥有很多名师，正好1943年潢川中学招春季班。说实话，我俩都很忐忑，因为我们在1938年就辍学了，只读到小学二年级。日本人占领后的学校把我们关在门外，只在塾间读过几本“诗云”“子曰”。两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童进中学的考场，居然榜上有名，真是意外。我猜想，一大半的原因是出于学校当局对我们这两个沦陷区学童的同情。
临近抗战胜利的1944年，潢川遭遇蝗灾，加上日军对豫东南的封锁，更多难民涌入。百业萧条，连军政人员都大幅度减薪。大姐家开了一个家庭手工纺织作坊，雇工中有来自黄泛区的难民，有负案在逃的士兵，有西安集中营刑满释放的政治犯。我俩每天放学回来都接替他们登机做夜班。非常意外的是，作坊成了我们学校之外的大学，工友都是我们的老师。而且街上还有一些很廉价的旧书店。我往往会整个周末都站在旧书店的书架前，因而结识了契诃夫和拜伦，鲁迅和巴金。那一段生活使我萌生了写诗的愿望，开始了我的文学之旅，诞生了我的第一首诗《织工》。
后来，为了减轻姐姐们的负担，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家寄宿搭伙，房东们大多是升斗小民，以招揽学生寄宿搭伙为生。往往由于身在沦陷区的母亲筹措不及，经常拖欠伙食费，有时长达一个学期，每当月底同学们交伙食费的时候，我们极为窘涩。总是房东考虑到我们的困苦，主动来安慰我们。我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很多中国人都经历过战争、饥荒、瘟疫等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离乱，但并非所有人亲身经历过蝗灾。蝗虫在我记忆中可不是一个个的小虫，而是一个庞大的兵团。当它们在空中向你逼近的时候，遮天蔽日，首先让你身不由己地索索发抖，然后才听见它们拍打翅膀的噼啪声，蝗虫落地就像阵阵铺天盖地的飓风俯冲下来，比日军的蚊式机群的俯冲还要恐怖。跪在田野里烧香叩头的农民们大叫着把头埋在麦田里，一个个嚎哭起来。潢川全城的数千中学师生手里擎着柳树条子和麻袋，早就在麦田里等待迎战蝗虫兵团了。起先农民们央求我们不要走进他们的麦田。他们认为蝗虫是神灵，跪拜央求它们就能幸免于难，我们只好躲在树林里。但蝗虫却毫不留情地降落了，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吞噬声，它们咬断所有的麦秆，啃光所有的麦穗。我们的老师一声令下，师生们挥舞着柳条冲进了麦田，顾不得农民们的阻拦，狠命地扑打，蝗虫纷纷被击落在地，迅速装进麻袋，就地焚烧。等到麻袋装满，田里的麦子也已颗粒不剩了。到了傍晚，眼泪哭干的农民一反常态，索性不怕这些神虫了，大声对我们说：“学生娃！别轻饶它们，烧死它们，还要把它们统统都吃了！放在锅里焙，就像炒花生那么好吃，要是有油，炸了吃，有板栗味。”我装了一书包活蹦乱跳的蝗虫，每天夜晚利用灶里的热柴灰把蝗虫烘熟，当夜宵吃了一个星期，既解气又顶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一进校门就看见“关于1943届初中春季班的沦陷区学生可以提前毕业”的布告，当着一大堆同学我就大声哭泣起来，学校怎么这么体贴沦陷区的同学呢！三年间，我只要有梦，就能看见母亲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和弟弟妹妹们冻皴的手足。
1946年，我重新回到潢川，考入高中。寄宿在校外的陈小庄，那是一座很有名的独家村，寄宿着七八位即将毕业的学长，因为接受他们的影响，跟着他们开始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组织读书会，夤夜印刷油印小报，发动同学们抗暴。但很快就为此而不得不仓促出逃。我的母校迫于政治压力，只好开除我的学籍。1947年一个夏天的黎明，一位卡车司机朋友，让我蹲在他的驾驶室里离开了潢川。我还是依依不舍地偷窥着窗外的田野、道路和小潢河。
在潢川的生活虽然不足四年，我和黄国故里人一起几乎经历过人世间所有的痛苦与欢乐……
五、抗战中的自我牺牲成就潢川“抗战中的孤岛”
在七十九年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我们潢川，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既定的武汉会战北线战场之一。这里有过激烈的战斗，那是潢川近代史上最英勇，最辉煌，最值得记录的英雄岁月。潢川在抗战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中国的抗战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第一：抗日战争中，潢川作为河南省第九区行政首府，下辖了固始等几个县。抗战开始的标志是七·七卢沟桥事变，而七·七卢沟桥事变中，率先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是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其营长金振中就是固始人，其1400多战士，大部分也是我们河南人！
第二：抗日战争中，河南省作为日军既定的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全省有九十多个县沦陷，并建立了伪政权，但潢川没有！潢川有过最激烈的战斗，虽然城市也有过短暂的被占据，但它一直在我们军队的手里。
第三：潢川人民牺牲自我，默默地给予中国八年抗战最重要的后勤支援。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在潢川发行的《豫南日报》文章《道潢人疾苦》介绍道：“在八年抗战中服役纳粮，吾豫当为全国各省冠，九区为全豫冠，潢川又为九区冠。”
第四：1938年，日军左路军行在固始富金山受阻，其右路军第3和第10师团猛攻固始，一番激战后于9月7日占领该城。接着，两个师团沿公路西进潢川，撞上了国军一代名将张自忠。张自忠从9月9日一直打到9月19日，整整守了10天，比原来预定的坚守七天整整超了三天，最后在敌人面前又安全撤退。
日军第10师团在9月16-19日攻击潢川时，使用毒剂弹、筒上千枚，毒云覆盖潢川。张自忠命令军需处给每人发放两块日光皂和一条白毛巾，用毛巾浸吸肥皂水遮掩口鼻，坚持战斗。
据参加过潢川保卫战的郭荣昌回忆说：“日本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向我们攻击，弟兄们穿着短裤，插上刺刀和日本鬼子打红了眼，日本鬼子退下去之后便向我们施放毒瓦斯，弟兄们一看到黄色的烟雾，就赶紧掏出手绢或者是撕下一块布用水、尿弄湿捂住鼻子和嘴巴继续战斗，有好多人就这样倒下去了，但没有一个逃跑的。”一场恶战下来，郭荣昌所在的营仅剩下13人，光着膀子、浑身是血的营长张树清对郭荣昌说：“这13人就归你了，你当班长吧！”
潢川保卫战，为武汉会战备战和全国军民、工厂、学校、物资内迁争取了宝贵时间，亦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和必胜信心，也彻底地粉碎了日本人妄图消耗我们有生的军事实力的梦想。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原书名《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随着兵团进入信阳及武汉平原，第二军于（1938年）11月中旬约用十天的时间将庐州——信阳间、商城——麻城方面的兵站线撤完。最大的问题是运送病员，主要因道路关系。”正是我们军队这种不畏牺牲，坚持抗战，才迫使日本法西斯即使短期内占领了潢川县城，最终也因为无法保证后勤供应及伤病员转运而被迫退出。这正是潢川成为“抗战中的孤岛”，成为楔入日军华东、华中、中原战区的一枚钉子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