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居书法评论「长安居书法批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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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批评】关于长安居“书法批评”的批评

——长安居系列批评之一

文 /金肽频

最近两三年，在自媒体微信平台上大搞书法批评的长安居（真名白爽），可谓是“网红式批评家”，其笔锋所到之处，字字见血，对他笔下被批的对象毫不留情，甚至说毫无人性，彰显了一位“大批评家”的单边主义色彩，颇具美国的超霸风格。但长安居的批评文章究竟是否具有学术含量，是不是有价值的批评，本文从多维角度全面地予以阐述与分析。

一、批评的动机、对象与个人意义

人是有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一切艺术批评都存在有人的动机、思想与潜意识。在艺术批评中，一个被否定的对象，就是以意识形态的想象形式“表现”出来的客体；而一个肯定的对象，则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被批评的对象，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把个体询唤为主体。邵岩在《声援长安居》的文中说，“艺术批评是‘不问动机’、‘不问资格’的，这是最普通不过的文明、专业常识了”。这句话的本身就有动机、有目的，何况仅《声援长安居》标题，就已将邵岩的批评动机放大。作为“射墨大师”的他，对文艺批评的本质缺乏了解，情有可原。但对长安居的批评文章，我们稍加梳理，就可看到一份很清晰的被批评名单：范曾、范迪安、苏士澍、王岳川、陈传席、卢禹舜、陈振濂、孙晓云、管峻、朱德群、吴悦石、吴雪、周剑初、何奇耶徒等，“名人”是长安居的批评专利。“国展”、“兰亭奖”、西泠印社、“沈门七子”、“空芯化”的美女书法博士等等，均逃不过长安居的“口诛笔伐”。书画界的诸多大佬们，成为了他的“笔下鬼”，其笔锋所到之处，皆有尸横遍野的景象，这让他的粉丝、吃瓜群众大有快感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普通书法家入不了长安居的眼？

这是由长安居批评的内生理由决定的。因为普通书法家，满足不了长安居的动机胃口。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长安居的批评文章，其一切出发点，就是商业欲望的召唤。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微信公众平台的出现，有了自由发布文章的便利，这为长安居的“商业批评”提供了大好良机。内生理由转换为行动动机，这些书画界的“大佬”，就成为了长安居可以在短期内火爆出名的最佳路径——这个理由就是“理由唯我论”，它无法保证长安居批评理由的规范性与正当性。故而，长安居选择“名人”作为批评对象，既是其批评动机所决定，也是批评目的所在。在长安居的个人设想里，知道这些被他大批的“名人”是不敢回应的，也不愿回应，更不想回应，这使得他的批评更加肆意妄为。

综览一下长安居的书法批评文章，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相当浓烈。长安居“批评”的最大技巧，就是将批评对象牢牢踩在自己脚下，批评人与被批评对象不是同等的“批评人格”，在此种动机与利益交织的情景中，被批评对象成为了他肆意嘲笑、玩弄以及进行各种人格侮辱的对象。例如长安居批评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以一手恶俗的‘江湖体’书法四处招摇，他对自己真的太不负责了！”“他本来一定知道自己在书法一艺上不过是一个‘门外汉’，最多能称‘票友’。”读者请注意，这时的长安居俨然是书法圈内人，从批评语气上，似以“书法大师”自居。但在他的其它文章里，常常又可见到他自称是“书法圈外人”，这都是长安居根据语境需要与批评动机自动调整批评人“角色”的。由是可以说，长安居在书法批评中存在着严重的人格分裂现象。再如长安居批评中国书协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濂时，这样说道：“陈振濂敢于把这顶臭遍大街的‘脏帽子’，‘抢’过来戴在自己头上，只能说明他越活越糊涂了。”这顶“脏帽子”是指“大师”的顶戴，我们无需关注陈振濂戴上“大师”的帽子是否合适，关键在于长安居的用词、用句，彰显着居高临下的“大批评家”色彩，对被批评对象隐含着人格的侮辱：“今天的陈振濂已经再也提不出任何过人的书论，来引领当代书坛的创作思潮了，他只能像一个‘技穷’的油腻男来不断热炒个人过往的‘冷饭’，用‘注水’过度的文字来糊弄刚刚入书法之‘行’的‘菜鸟’。”（见长安居《“文艺大师”及其他》）

长安居善于将被批评对象踩到脚下，是为了凸显自己作为“大批评家”趾高气扬的“正义之感”，是他深深洞察到读者心理的结果。在书法圈内，一些书法人士面对权高位重的“书坛大咖”，有着社会民众仇富一样的心理，当长安居批评的言语越激烈，就越受到这撮读者的欢迎。反过来，读者的哄抬和赏金，也激励着长安居拿出更多的批评勇气，双方各取所需、相互契合，使长安居的批评用词更为大胆、激烈，尤喜深揭名人的“黑历史”，迎合读者的口味需求。为了读者动一动小手，行一次好，付一点赏金，长安居必须在批评文章里营构出一种高出被批评对象的“人格高阶”和“正义假象”，因此，这就需要长安居在批评文章中保持着“单边主义”的霸权式批评色彩，乃是其批评的内生动机以及外部读者需求所决定。其批评动机决定了被批评对象，个人利益又决定了其批评动机，三者的相互交织，共同构织了当代书坛一个奇特的“网红式批评”现象——就是长安居式的“暴力批评”、“伪批评”。

二、对当代书法批评生态的破坏

一篇好的批评文章，应当是批评人与被批评对象一场伟大的相遇。在这一观念上，我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戴潍娜的意见一致。真正的艺术批评在批评过程中，可以拓展出更多的认知空间，这类似于布罗茨基评价曼德施塔姆诗歌中的音节是对于时间的重构。批评人与被批评者两个人的灵魂，在文艺作品中相遇，不但是两个伟大意识的相遇，而且由此相互关联、感应。但长安居批评文章的认知空间，却为他一个人自私自利地占据，被批评者的灵魂与意识，都被他俘虏了。在书法家作品的舞台上，只见他一人虚狂而任情地跳着独舞。这不是批评的“真相”。

对书法批评稍有了解的读者就知道，一篇批评文章的完成，需要批评人与被批评对象，这是艺术批评不可或缺的两个因果因素。作为文本意义或创作成果的作品，是批评的主要对象，但长安居的“假象批评”，基本以人为对象的。因为只有“人的身份”才可能引发读者关注，才能出“新闻”。长安居大行批评之道的时候，都是从作品出发，引出作品背后的“人”，再引导读者关注与“人”有关的丑闻、陋闻，进而迸发出山呼海啸般的人气效应。就拿被长安居批了大半年的安徽省书协主席吴雪来说，长安居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找吴雪书法作品中的错别字，一定不会丢下吴雪作为安徽省书协主席的“身份”阶梯，并围绕着这个“身份”阶梯打造各色文章，其动机与目的一切尽显。在广东“群英会”微信群里，曾有多位书法家要求长安居对他们的书法作品指点或指谬一下，长安居皆置之不理，原因就是他们不是长安居想批评的“大名人”，这种动机“批评”，竟然在“江湖派射墨大师”邵岩眼中，认为“艺术批评是‘不问动机’”的，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邵岩的“伪文”还有何说服力？长安居对被批“名人”的选择，从他既往的文章来看，也是煞费苦心的。一是“大名人”，二是“有身份”，三是“有故事”，四是“好惹”，五是“水平次”。这是我通过长安居已有“批评文章”总结出来的被批评对象五大特征。中国书协时任主席、副主席以及原主席、原副主席，长安居已大批过多位，为何不敢批一批原主席张海？为何不将张海的书法错别字也挑出来呢？笔者暂时不告诉答案，留待下文。待揭开了长安居在书法圈的“身世之谜”，答案自然破晓。

不知读者可注意到长安居批评文章重要的“双面人”特征。对于被他批评的“名人”，不论职位多高，名气多大，只要不是长安居人脉关系链上的人，他都毫不留情，直把你批得想下地狱不可。但他对自己关系圈的人，立显一身媚骨，酥味满嘴。例如评孙伯翔先生：“孙伯翔老是当代北碑书法创作的巨擘”，随意使用“巨擘”这样的大词，是不认真的，结尾更是惊人：“开启一代北碑大师的新高度！”长安居给自己的篆刻老师徐正濂写文时，用词更是失去了准星：“徐老师…终于登上了这个专业领域的最高‘龙门’。”“在我看来，徐老师的文字实力第一，若以他的手笔去写杂文或时评，就是投向黑暗势力的长枪匕首，徐老师如生在民国，当能同张季鸾等名报人颉颃争雄。”长安居在《怀念我的老师郭子绪先生》中评郭子绪：“当代最富有创造力的书画大家，从此在中国艺苑的天宇中陨落了！”对自己的老师溢美属正常现象，但长安居的溢美都是明晃晃的“大词”，令人感到虚无缥缈。由此可以看出，长安居的艺术批评是没有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不是基于艺术的本真出发，而是源于个人动机、私心杂念，因此这是对艺术批评的一种亵渎。

长期以来，经过学术界人士与书法家的共同构筑，已基本形成了面对作品真诚批评的良好生态。即便现实环境中的书法批评不能完全如人所愿，但从事书法批评的群体努力，仍然让这一行业充满希望。但近两年，藉自媒体微信而登上批评舞台的长安居，通过与“江湖派”批评人士的勾连，以及与一些书法专业微信公众号的商业合谋，利益共沾，借助自媒体发文自由快捷的特点，已形成“江湖派”书法批评的“势力范围”，也就是当前国家层面正在整顿的“饭圈”。娱乐圈的吴亦凡“饭圈”粉丝坚持“颜值即正义”的崇拜理论，早已沦陷为国家文化发展中的凹地。长安居的“大词批评”文章，尤其即将寿寝命终的“雅风传习”微信公众号周围，聚拢着长安居的大批“饭圈”。这种拉帮结派、占山为王的行为，恰是艺术批评事业的大忌。据一位高校书法学者统计，迄今长安居共写作的141篇原创文章，除去刚开始不知操纵的11篇，对其中123篇批评文章全部设置了打赏金，共获得打赏5836人次，以其设置的打赏金均值计算，可获商利443536元。这样以赚赏金为终极目的的“书法批评”，还能是真正的艺术批评吗？

再以长安居批评中国书协时任主席苏士澍为例。据有关学者统计，长安居总共已批过苏士澍17篇文章，共获打赏1059人次，取均值76元计，合为80484元。批评一个人，可以；批评一位名家，更可以，但是有这种批评方式的吗，用连续17篇文章来专批一个人，肯定是极不正常的批评，何况还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商利，把苏士澍变成了自己的“摇钱树”，只要有正常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标准的人，对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隔山打牛”的批评，立马就会判断出长安居的企图与用心。对这种“反批评”的所谓“批评文章”，来频频付出打赏金，是一种“助纣为虐”的行为，因为如此“批评”早已是完全针对一个人的“暴力批评”！时值国家整顿不健康的“饭圈文化”之际，作为中国书法批评界的任何一位正直人士，都应该发出正义之声，以艺术批评的公理、要义，对当今书坛上以长安居为首的“江湖派”暴力批评、大词批评、伪批评，拒之门外，不与其同流合污。

作为书坛人士，维护书法批评的整体生态，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暴力批评”、“伪批评”的受害者。只有书法批评的整体生态环境是健康的，茁壮的，生机的，书法艺术之树才会常青。

三、学术价值等于零的“伪批评”

善找书法家的错别字，这是长安居的强项。发挥自己强项，回避弱项，本无可厚非，而且我也认为书法作品中存在过多的错别字，值得一批。但长安居仅仅将书法批评全部局限于来挑“名家”作品中的错别字，那么，他写出来的批评文章也是苍白而单薄的。人非圣贤，孰能无错。长安居的批评文章没有错吗？他头天写好文章，发布出来，第二天又道歉的事，就做过几回了。

对古代圣贤书迹稍有研究的书家，都能发现错别字现象，尤其在碑刻作品中，因为错别字而专门取了一个雅号“碑别体”，看来古人对待错别字，也是严谨认真的，化拙成巧，发展成为了一门学问。长安居怎么不来找一找从古至今书法家的错别字，相信他这辈子没这学问，剩余的时间也不够。假如“饭圈粉丝”，都来齐声呼吁长安居去找一找古代圣贤名碑名贴中的错别字，然后大写雄文，震惊天下，长安居会出来挑战一次吗？然而，我相信他不会出来，也不敢出来。他只敢瞄准几位书坛老好人“大佬”，揪住几个错别字死死不放，犹如老虎咬住了鼠尾巴，将他们批的屎滚尿流。这种“假象批评”很能唬住一些“饭圈粉丝”，尤其很多对书法审美一知半解、对艺术批评似懂不懂的人。长安居抓住了错别字之后，对着众人高喊，你瞧，我抓住了他们作品的“硬伤”，还有许多旧事的“尾巴”！我批的多有道理！于是乎，甚至有人把他当作西班牙小说里的著名人物形象“唐吉诃德”，真是另一种莫大的讽刺。

“人品不高，落墨无法”，这句古训，不但对书法创作是箴言，也是书法批评的良言。沙孟海终生把道德学问，看成从事书法工作的起点和归宿，值得深思。干书法批评这一行，对道德学问的要求，与书法家相比有高无低，因为艺术批评的“公器”，如果缺少了道德学问的约束，就会泛滥成灾，艺术批评“私刑”横行。长安居的“暴力批评”方式，已把“艺术公器”变成“语言私刑”，严重干扰了书法批评生态的同时，也丧失了学术尊重和价值。

一篇优秀的批评文章，肯定有观点，有个性，有风骨。但这些有益的东西，在长安居141篇原创文章中，你能读到吗？作为批评家，应具备基本的素养和学术训练，不是仅靠在“书法江湖”上打一打、闹一闹，就成名成家了。这也是我始终视长安居为“江湖派批评家”的理由。长安居的批评语言，不懂得“词的美学尊严”，更不懂得艺术审美的本质与生成，在批评中仅依靠骂人来解决一切问题。当然长安居有意骂人，这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更是为了赢得打赏，这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了。长安居的批评文章缺少学术训练，又喜欢标榜古风写意，很多句子都是不古不今的，这种语言的糅杂貌似古雅，实则虚妄。质朴的文字闪耀着内在美的光芒，长安居恰恰就是不会质朴文字的人，我们在长安居的批评文章里，随处可见他缺乏“批评人”人格的搔首弄姿，矫揉造作；逻辑混乱，严谨不够；语气凛冽，诚意全无；只见树木，不见松林；只有批，没有评。等等。这些“批评人”的形象造型都不是真正批评家的姿态，因此说，长安居这些一己之私的书法批评，它的学术价值等于零。

一篇批评文章不能回答读者关心的问题，也无法帮助被批评对象对自己的作品获得更高认知，更无法在批评整体语境中获得“学术身份”，那么，这样的批评文章就是垃圾批评，长安居的141篇批评就是。

四、严重“同质化”的语言与“造型化”批评面孔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写道：“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柳宗元首次提及“居长安”。唐代张固在《幽闲鼓吹》中亦记之:“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这段话本意是唐代诗人顾况以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后来比喻居住在大城市，生活不容易维持。“长安居大不易”，不知这是不是“长安居”笔名的由来。但有书法圈内人士曾对我说过，原先凭着直觉，以为取这个笔名的人一定是陕西籍人士，哪知是山东青岛人。这个笔名还真具有“声西击东”的效果。

“长安居”取笔名，照搬照抄，这是他本人的权利。但我们研析一下他所写的141篇原创文章，发现存在着严重的语言“同质化”、面孔“造型化”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一直爱在文章中称被批评对象为“反智”、“弱智”、“巨婴”、“低智商”、“白丁”、“四六”、“无脑儿”、“文盲”、“太没文化”、“小学毕业水平”，请读者试看以下段落：

（一）“弱智”、“低智商”、“文盲”等一类用词

“张博士是一位篆刻创作上的‘弱智儿’。”

“张博士的心胸比针鼻还小，比娘们儿还窄，活脱脱一个心灵软弱、神经孱弱、智力衰弱的无知巨婴。”

——长安居《国美的“牛二”博士》

“中国书法创作最高水平的各类书法‘国展’，仅仅是一群书法艺术智商低能儿的‘啸聚’，当代的‘国展’书法创作俨然昂首迈进了一个书法‘低智商’时代。”

“在我看来，必当以‘赵书法家’以其‘低智商’的浅薄书法把戏，成功戏弄、忽悠、蒙骗了‘国字号’书法展原本假装的‘庄严’，‘低智商’评委们的学术底裤已然也被这位‘赵书法家’，用并不高明的伎俩给扒了个精精光光。”

——长安居《“低智商”的“国展”是怎样炼成的》

“李一在篆隶书的创作实践上是一个无知的‘白丁’。”

“不难想见，一个篆隶书‘白丁’，而其楷法又非常粗浅的人，写出的章草会有格调和韵味吗？”

“鉴于李一在篆隶书的实践上为“白丁”一枚”。

——长安居《书法污染与文化良心》

“就卢禹舜的‘抄书’水平来观察，他的文化水准已近于一个传统文化的‘文盲’。”

“卢禹舜的文化素养太过低下了，他的‘唐人诗意’系列作品与‘唐诗’、与‘诗意’多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根本读不懂唐诗。”

——长安居《卢禹舜的“花样”》

“一个大学者、大文化人连汉字的‘正体字’都不会写，岂非‘太没文化’了？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写繁体字，结果却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于汉字文化知识上的浅薄与无知。”

——长安居《范迪安的“江湖体”书法》

“一个‘无脑儿’的大脑里充溢了‘豆浆’，就算同人‘斗嘴’也是信口雌黄，没有一点儿条理。可以这么说，张博士在公共空间表现出的种种丑行，已成为陈振濂近40年高等书法教育生涯中一块最大的污渍，张博士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各种无知、狂妄、猥琐、卑劣，则完全源于乃师陈振濂教育工作的失职，陈振濂对门下‘恶徒’这般引人发指的丑行，若都可以做到‘担待’的话，陈振濂真可称一唯上、唯下俱无善恶是非立场的‘担待’大师了。”

——长安居《“文艺大师”及其他》

“他们一定又是不折不扣的‘美盲’，只能产生技术型、工具型的无脑式‘美盲’。”

——长安居《“江湖书法”登上“大雅之堂”》

“王旭的书法与文辞，都属于‘小儿科’的幼稚园水平。”

“如王旭这等学无所成的纯粹‘白丁’，在其学业、艺业、德行诸方面俱称低下。”

——长安居《有感于男士版的“丹青飞狐”》

“目测管峻作品中呈现出的这些低级常识性文字硬伤，管峻的文化水准几可用‘半文盲’来评价。”

——长安居《绣花枕头——管峻书法新作断想》

“今时的一个篆刻‘白丁’骆芃芃辈，高居部属最高艺术专业单位充任第一位篆刻博导。”

——长安居《“白丁式”的老太篆刻博导》

“我只能说，个三为文缺乏基本的文明社会常识，需要及时补课。”

“这就是个三的格调，讲理无能后，即用‘起底子’的街痞伎俩相威胁。”

——长安居《“同行嫉妒”与“醋坛子”个三》

（二）、“之流”、“之辈”一类表述

“实际上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同为污泥浊水，一丘之貉，都是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出卖灵魂的肮脏卑劣之辈。”

——长安居《真假“中国书协”之思》

“再如，评委中的林玉梅、季平等之流，其书意平庸卑俗，不难想见。”

——长安居《“低智商”书法批评》

“孙鹤决非是一位合格的博士和教授，而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欺世盗名之辈。”

——长安居《“孙夹史”与“清垂大学”》

（三）“错字大王”等帽子术语

“如果说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是当代书坛的‘错字大王’，那么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就是当代画坛的‘错字大王’。”

——长安居《卢禹舜“花样”》

“李国胜是能与苏士澍、管峻比肩的‘错字大王’。”

——长安居《“沈门七子”书法批评》

长安居在针对“人”的批评文章中，几乎给每位被批评对象都要戴上一顶“帽子”：除了给苏士澍、吴雪戴过“错字大王”的“帽子”，还将“抄袭小贼”的“帽子”扣到笔者，以及安徽省文联文艺理论家史培刚头上，称徐右冰、曾锦溪是“‘巨无霸’式‘抄袭狂客’，” 另给徐右冰颁发“剽客英才”的“帽子”，给孙鹤教授戴上“空头博士”的“头衔”，将“男士版‘丹青飞狐’”的“帽子”甩给王旭，如此一来，长安居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发帽子大王”。

（四）对被批评对象泼洒侮辱性言辞

“丹青飞狐的批评文章以‘打棍子’、‘扣帽子’，有罪推定、无限上纲为其唯一特色，是具有典型性的恶棍文章！”

“要坚决杜绝如丹青飞狐这类‘大吇 报’式与‘狐臭’式并存的骂街型批评。”

——长安居《对“狐臭”式艺术批评的批评》

“她这根一钱不值的‘破草绳’，就是有超级好的‘福’运气，不仅顺利地绑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这只‘大闸蟹’的身上。”

“骆芃芃的‘篆刻博导’一如当下那多的武林‘大师’，可谓‘一拨就倒’。”

——长安居《“白丁式”的老太篆刻博导》

“当代书法新贵们的‘蓬勃发展’，野蛮成长，已成中国书协内部的一个巨大‘毒瘤’。”

——长安居《书坛新贵之殇》

南京的丹青飞狐是近几年自媒体上兴起的比较活跃的艺术批评家，长安居为打击异己，就斥她的批评文章是“‘狐臭’式艺术批评”，侮辱性极大！另外，长安居对80后北京书法理论家王旭，对书法评论家钱玉清、吴川淮以及北大教授、文化书法发起人王岳川等人都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对湖南“独立评论家”个三也不放过，连批了三篇。对批评界同道的“批评”，大有一个也不放过的劲霸，其目的无非是铲除异己，实现书法批评上的“话语霸权”。

透过长安居批评文章的语言特色，即可看到高度“同质化”问题，这是长安居无才无学的表征。中国古代书法批评对书家学养的要求很高，汉代赵壹论书时说过：“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意即书法批评需要博学之才，语言高度“同质化”现象就是长安居思想空洞、语言匮乏、精神苍白的表现。宋代黄庭坚论书时亦曾说过：“学书要需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长安居的书法批评因其动机不良，加上文化学养的限制，充其量也只能算个“江湖批评家”而已，是个庸俗的“批评家”，是个为了打赏金而折腰的“批评家”。长安居之所以要给笔下的每一位被批评对象，戴上一顶“帽子”，其目的就是循着自己的批评方式，对被批人物进行“造型”、“贴标签”，以便符合读者的口味，让“饭圈粉丝”在这些七奇八怪、光怪陆离的批评“造型”中，完成对“批评人”的顶礼膜拜。而真正的书法批评，完全不是这回事，是在书法创作与书法鉴赏之间，打通一条文化传承的通道，并将这条通道引向遥远的“诗和远方”。

写过了这篇专门文章，我就永不再看长安居写出的任何所谓“批评”，其本质不过是一种语言暴力批评，是彻头彻尾的“伪批评”，只能糊弄一小部分浅陋无知的低端书法爱好者而已。最多也就藉借一些苟且偷活的自媒体、微信公众号，以及人设的“饭圈粉丝”，自淫自乐自嗨一阵子罢了，终将退出书法批评的历史舞台。

（金肽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