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离骚》又被称为“骚体赋”「屈原写的离骚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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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体裁《诗经》出现之后的二三百年间，与散文创作的一片繁荣相比，诗坛上却显得无比落寞。 直到战国后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学习借鉴楚歌基础上创作了一批楚辞体诗歌，才使一度沉寂的诗歌创作东山再起。这种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新的诗体较之四言体的《诗经》,“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因而“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自此，“楚辞体”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开始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崭露头角，为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学创作添砖加瓦。那么“楚辞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古代中它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先从爱国诗人屈原创作《离骚》开始讲起。
当历史的车轮缓缓定格在战国末期，爱国主义的光辉折射到一位伟大的楚国贵族文人身上，那就是屈原，他以一篇《离骚》开启了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新的文体——楚辞体。
《离骚》揭示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屈原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人类挣破奴隶制的窠臼而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的时期"，诸侯并起、七雄并峙、天灾不断、人祸横行。最终受苦难的永远是平民百姓，在这个疯狂的时代，人民饱受着血雨腥风的残酷折磨。屈原作为一个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以一个先瞻者的眼光揭示了时代的困境、人民的苦难，适应着现实的需要，符合民心。
屈原的时代，楚国已经褪尽了昔日的辉煌。楚怀王昏聩懦弱，楚国政权把持在一些目光短浅又苟安享乐的腐朽贵族集团手中。在战国七雄的激烈竞争中，尤其是在面对“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的生死存亡之际，他们不但不采取积极的治国方略以增强国力，反而“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冯不厌乎求索"，楚国在他们的手中变得一片浑浊，暗无天日，致使“良臣斥疏，百姓离心，城池不修。”“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显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可以说，在当时战乱纷争的时代背景下，在楚国腐朽黑喑的政治环境中，屈原的美好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实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达的正是屈原的坚定，从中体现出一种究根问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将人间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中华民族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最早进人文明时代的几个民族之一，在文学领域更是引领着世界的潮流。但是，在古希腊悲剧盛行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学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悲剧精神”这种美学概念在先秦文学中显得零乱而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的符合古希腊文学家们所提倡的“悲剧精神”一般认为开始于屈原，真正使这种悲剧精神在中国文学中植根的文体形式正是他所创造的“楚辞体”。
一个力求为国尽忠尽孝的贤良之臣，不但没有得到君主的支持，反而受到了打击和排斥，这是屈原人生的一大悲剧，更是楚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世人皆醉唯他独醒，有人劝告他与时进退，随俗从流；有人劝告他去国远游，开辟人生的另一番天地。可是想起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为国捐躯，投身汨罗江。
可以说，由《离骚》开始的“楚辞体”是中国文学典型的悲剧精神的开创文体，尼柯尔曾经说过“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的同时，庆祝精神的胜利”，这也正是这种文学形式带给我们的反思与洗礼。
作为一种新的文体，“楚辞体”又称为“骚体”，有着自己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句式方面突破了传统《诗经》体的四言句式，楚辞的典型句式有六字句和五字句两种(不包括“兮”字)句中分别是“三三”和“三二”节奏。前者主要见于《离骚》、《九章》，后者主要见于《九歌》。其次是语气词“兮”的运用，“兮”字在楚辞体作品中作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虚词，比如《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兮”字作为语气词不仅具有特别强烈的咏叹抒情色彩和构成诗歌节奏的能力，更兼具多种虚词的文法功能和衍生其它句式的造句功能，而且“兮”字句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后人一读到它就不得不和屈原联系起来，不由自主地想到楚民族自由浪漫的精神；想到屈原因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自沉身死的悲剧命运；想到屈原敢于以一己之力对抗世俗环境的悲壮精神、笼罩天地的生命意识和忧患意识。
因此“兮”字在句中起到了其他虚词无法替代的作用，是骚体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判断一篇作品是否为骚体文学的主要标志。最后是强烈的抒情性，浓烈的抒情色彩是楚辞这一文体内在特质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可以这样说楚辞从它出现的那一时刻起便以抒情见长。作为楚辞体的开创者屈原的《离骚》情绪激昂，一唱三叹反复致意，《九章》诸篇朗丽哀志其情志与《离骚》完全一致，《天问》一篇也是“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即使像《九歌》这样根据民间祭祀乐曲而改作的作品，也是“上陈事鬼之敬，下见己之冤结”。其它诸如《招魂》、《远游》、《渔父》、《卜居》也无不回荡着屈子忠愤深沉的情感。因此，浓烈的抒情色彩是屈原作品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此外楚辞体的另一大家宋玉的《九辩》同样是一篇高度抒情的干古绝唱其悲怆悱恻之情实开我国古代文人悲秋感怀之传统。
唐代的作家在赞赏屈宋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在创作和实践的过程中向他们借鉴学习。
一方面表现在艺术风格、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上，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李白和李贺。李白诗歌那神奇诡异的想象、热烈奔放的情感、起落无端的结构无疑是对屈原浪漫主义的最杰出的继承。李贺出于自己的不幸遭际，从屈原作品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不但对屈原作品作了研究，发表了精到的评价，予以高度的赞赏，
而且从中获得创作的灵感。他称赞《天问》“语甚奇崛，于楚辞中可推第一，即开辟来亦可推第一”。并正是在反复阅读中忽得“文章何处哭秋风”之旬叨。又称“宋玉赋当以《招魂》为最幽秀奇古，体格较骚一变。予有诗云‘愿书汉戟招诗鬼,休令恨古埋蒿里' ，亦本之”。
另一方面表现在文学体裁上，不少唐代作家仿效屈宋而作了一大批骚体辞赋，或在诗中穿插一些骚体句式。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称“古今诗人有《离骚》体者，惟李白一人"，肯定李白在骚体创作方面的高度成就。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南国，遂作骚体《吊屈原文》,文中日:“今夫世之议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怀斯。惟达人之卓轨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幅兮，滔大故而不贰。"这是千年之后对屈原所作的又一次有力的辩诬，显示了对屈原精神的高度理解。柳宗元又作《天对》,对屈原《天问》中所提问题一一作了解答。这是一篇足堪与《天问》相辅而行的骚体奇作，后世欲解《天问》者，不可不读这篇《天对》。而著名诗僧皎然亦以一篇骚体《吊灵均词》来表达对屈原的哀悼之情。其他如卢照邻《狱中学骚体》淡远而有情思，张说的《江上愁心赋赠赵侍郎》颇有宋玉《九辩》之神韵。而皮日休《九讽》则言辞激愤，显示了创作上与屈原精神的一脉相通。正是在这样一种杜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长期的浸润熏陶之下，唐代传奇作家受到了屈宋多方面的影响。
总结：《文心雕龙●辨骚篇》概括以“楚辞体”为基本形式的楚辞对后世的影响:“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楚辞体”中所蕴含的悲情艺术、浓烈的抒情性不仅使得后人对屈原的作品捻熟于心，而且使得“楚辞体”这种文体形式成为他们乐此不疲的创作资源，深刻的渗透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之中。屈原生前虽为一个狭小的楚国朝廷所不容，死后却被推上了整个中华民族诗坛的巅峰，历史授予了这位伟大的诗人永不凋谢的一顶桂冠，同样，以他的作品为发源端的“楚辞体”成为了中国文学作品最宝贵的滋养，给予后代巨大的文学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