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茶文化「禅与饮茶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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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以其绚丽多姿，源远流长的文化著称于世界，而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世界中，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从某种角度说，代表和浓缩了中国的东方哲学。在众多皇家和民间文化中可以说它的地位不可或缺。
茶文化，同时也可以说茶理人生。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随着时间的发展，茶；便和上至皇家下至民间的三教九流各阶层结成了密不可分的缘分。
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的旧社会哪怕到了今天，三教九流这个词语代表了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和行业。不论你是三教的儒释道，还是九流里的上，中，下九流，每个层次都有属于自己的茶理人生，饮茶文化。
简单地说，儒释道，“儒“指的是儒家，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 “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由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悉达多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道”指的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宗教,是把古代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气功养生，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箓、禁咒等综合起来的产物。
中国茶文化在整体上是一个综合的集成体，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渗透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其中典型的体现即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特别是佛教，与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早在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初期阶段，就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庐山志》记载，晋时庐山就有“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的风气，其中东林寺名僧慧远曾以自种之佳茗招待大诗人陶渊明，谈诗论佛。到了唐代的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的《丛林清规》中，更是明确地把禅门饮茶的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寺院日常生活修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说，茶和佛教的关系紧密不可分割的。
众所周知，茶的最大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养生哲学，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一系列附加文化。那么，今天主要和大家谈一谈中国的茶文化和佛家的渊源即茶理人生。
佛教是公元前6~5世纪由古代印度（今尼泊尔）迦毗罗卫国的王子释迦牟尼创立。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还是东汉初年的事情。不过佛教特别是寺院经济突出发展，还是在隋唐尤其盛唐时期。茶对于中国的佛教来说，史称“兴于唐，盛于宋”。唐朝茶叶的兴盛，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上丰盛起来的。据《开元见闻记》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汉语“修心”或“静虑”的意思。闭幕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唯许饮茶。在我国茶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佛教特别是禅宗需要茶叶，而这种嗜茶的风尚，又促进了我国茶叶和茶文化的发展。我国禅宗的坐禅，除选择环境寂静处作禅房外，还要求五调，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心。很明显，这里所说的五调。特别是睡眠，都与饮茶有一定关系。
佛教修行经常需要坐禅，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且坐禅时间往往较长，有“过午不食”之说，有时甚至要通宵坐禅，茶于是成为消除坐禅疲劳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我们国家大部分信仰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在饮食方面戒律严格，佛教徒要戒酒、戒荤、吃素，茶叶符合佛教规诫，且营养丰富，能补充人体营养，更有提神的作用，自然便成了僧侣们最理想的饮料。佛家认为，茶有“三德”：提神、助消化、抑制性欲。古人常说“茶如隐逸，酒如豪士”。佛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六根清净，当然容易认同茶这种“清虚之物”。
禅宗讲究以茶助禅，明心见性，以助“顿悟”。随着佛教茶事活动的发展，禅宗与茶道在思想内涵方面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通之处，此谓“茶禅一味”。“茶”与“禅”相通主要表现在四方面：“苦”、“静”、“凡”、“放”。
茶叶滋味苦涩，素有“苦菜”之称。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佛家认为茶有“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可以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品味人生的苦甜，参破“苦”谛。佛理博大精深，其总纲为“苦”、“集”、“灭”、“道”四谛。佛祖得道后，首先创立了“四谛”之说，并在鹿野苑说法，向门徒传授佛法。“四谛”之中，以“苦”为首。佛法认为人的一生要遭遇多种苦，包括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人苦恼的原因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因此人无论贫、富、贵、贱，都逃避不了“苦”。因而，佛法主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通过参禅修行，可以看破生死达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之后，则可脱离苦海。
“静”是中国茶道修身养性、追寻自我的必由途径。静，方能品出茶韵；静，方能超越茶本身，领悟人类社会以及大自然的道理。因此，茶道非常讲究“静”。佛教坐禅讲究五调，即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要在静中进行；佛学著名的三学“戒、定、慧”，以“静”为基础。可以说，佛教禅宗的创设基础便是“静”。“静”因此成为茶道和佛教的共通之处。历代禅师都把静坐、静虑当成是参悟佛理、明心见性的重要课程。
我们从寺院的日常陈设和佛事活动中可以看出佛教与茶的密切关系。一般寺院都设有“茶堂”，是禅僧讨论教义、招待施主和品茗之处;法堂内设有“茶鼓”，是召集僧人饮茶所击之鼓;寺院设有“茶头”，负责煮茶献茶;寺院前有数名“施茶僧”，施惠茶水。不仅寺院的陈设和僧人的职务与茶有关，就连“寺院茶，’(佛寺里的茶叶)也按照佛教的规则有不少说法：每日佛前、灵前供奉的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龄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众僧喝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的茶称作“化茶”。可以看出，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饮茶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几乎寺必有茶，僧必善茗。
中国茶道含义比较广泛，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对茶道有不同的理解，本质上是在平凡生活中感悟人生哲理，具有“凡”的特点。正如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所说：“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此话一语道出茶道的“凡”。禅宗也主“凡”，主张根据平时观察到的生活事物，通过独处静虑，以小见大，在平凡的小事中契悟大道，其关注点在于“凡”。
中国茶道中，“怡”是茶人在品茶中放松身心的享受。品茶强调“放”，即放下眼前的凡事，放下手头的工作，忙中偷闲，松弛神经，舒缓身体，其乐无穷。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做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愿大家都做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是因为人之所以感到苦恼，除了周围的客观因素外，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主观的“放不下”。既然人无法改变周围的现状，唯有通过调整心境来改变心态，使人生变得更乐观些，这就需要佛教的修行。
近代高僧虚云法师曾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要想修出成果，必须放下一切，达到“六根”清静的境界，免去人内心所有的杂念。换言之，整个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身心，也就放下了烦恼，看周围的事物时，也会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关于“茶禅一味”的个中禅趣，明代陆树声的一段描写可谓经典：“其禅客过从余者，每与余相对踟跌坐，啜茗汁，举无生话。终南僧明亮者，近从天池来，饷余天池苦茶，授余烹点法甚细··……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汤，所谓蟹眼鱼目，参沸沫浮沉以验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点味绝清，乳面不夥，是具人清净味中三昧者。”小小斗室，除茶具外，别无他物。品饮者盘腿对坐，细听风炉、茶挑之鸣声，静观火候和汤面的变化，个中充满禅趣的风味，“非眠云跛石人，未易领略”。
“茶”和“禅”除了在思想方面有共通之处外，茶道在佛教文化的滋养下，如石蕴玉，如水含珠，经常引用佛教的典故和禅语，帮助人们理解茶道的内涵。如“平常心”、“直心”、“无”等。“平常心”是指保持平衡的心态，不浮不躁、不卑不亢，平静地面对生活、接人待物。茶道也讲究“平常心”，在品茶中以“平常心”去体会茶中真味，领悟人生真谛。
“直心”是指毫无杂念之心。佛教修行时，要抛开所有烦事，去除一切妄念，使心灵保持纯洁清静。佛教认为，“直心”是修行悟道的关键，有了“直心”，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均可以修心；如果没有“直心”，即使待在最清静的深山古刹中，内心杂念重重，无论如何，也不能修出正果来。茶道借用佛教用语，有“直心是道场”之说，认为理想世界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只要有一颗“直心”，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求道、证道、悟道。
“无”是佛教世界观的反映，不同于世俗所说的“无”，是超越了世俗认为的“有”、“无”之上的“无”。关于佛教的“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典故，就是五祖传道。佛典记载，禅宗五祖弘忍知道自己将要圆寂后，决定将衣钵传授给弟子。他召集来所有的弟子门人，要他们写出对佛法的领悟心得，谁写得最好，悟得最透彻，就把衣钵传给谁。神秀因天资聪明、学识丰富而成为弘忍的首座弟子，他首先提笔写下一首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看完后，觉得这诗虽然写得不错，但尚未悟出佛法的真谛。其他弟子也陆续写完诗，但弘忍都不甚满意。
见此情况，寺中烧水的小和尚慧能也提笔写了一首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诗每句都点到了“无”，而且和神秀的诗呼应得天衣无缝，令弘忍眼前一亮，于是当夜就将达摩祖师留下的裂裟和铁衣钵传给了慧能。因为他觉得慧能已经领悟了“诸性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真理。只有认识了世界“本来无一物”，才能进一步认识到“无一物中物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所以“无”是历史上禅僧们经常书写的一个字。茶学界也普遍认为，只有领悟了“无”的境界，才能创造出“禅茶一味”的真境。“无”是茶道艺术创造的源泉，因此成为茶室中常见的墨宝。
中国唐宋时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特别是在南方寺庙，几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中国江南许多名寺古刹以前都有专门从事植茶劳动的僧侣。僧人通过生活中的实践推广了茶。首先在茶树的栽培上，僧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常说“高山出好茶，名茶出名山”，而远离尘嚣，高山密林正是佛教建寺庙的地方，“天下名山僧占多”，为僧人种植茶树提供了理想的天然环境，也因此培植出了无数好茶。如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样地，素有“佛天雨露，帝王仙浆“之名的名茶“天台云雾”就首创于僧人之手：现今仍享有盛名的西湖龙井茶，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在天竺翻译佛经时。从天台山带去的。四川雅安的蒙山茶，相传是西汉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直所栽，称为“仙茶”。庐山云雾茶是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福建武夷山出产的名茶“武夷岩茶”，以寺院的采制最得法，僧人们把很据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风尾龙须“三种名茶;武夷山天观寺所产的大红袍，也是寺院名茶;江苏洞庭东山的水月院山描所植并制的“水月茶”。安徽黄山松谷庵所产的黄山毛峰、安徽九华山的九华毛峰。徽州松萝庵的松萝茶等，都是产于寺院的名茶。佛教僧人对于茶树的培植直接提高了茶叶的质量，名茶竟出。更加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人们把僧侣们自行种植、自行采制的茶叶称为“寺院茶”。由于寺院多建在群山环抱的幽谷深处，具有适宜茶树生长的优越的生态条件，逐渐成为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僧侣们不仅参加劳动，还能够精心培育、采制茶叶，因此生产出来的“寺院茶”品质尤佳。
正所谓“自古名寺出名茶”！
茶，早期是作为贵族阶层特有的上等饮品，一般民众难以企及，它的广泛普及传播和佛教的僧人有着密切关系。寺院拥有寺产茶田，不用上缴国家税收，不仅可以自产自用，而且经常举行大型的施茶活动。《入唐求法巡札行记》载：“(法会中》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寺僧以茶结缘的情形还大量的出现在唐人的诗歌中，如诗人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茶熟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玉泉之山，旷古未晓，因持之见遗。兼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诗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芽。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全摘应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彻下金沙水。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酲散，清菁彻骨烦襟开。”茶可以说是随着佛法的传播而普及的。人们在接受佛教教义的同时，对于寺院生活的方式自然也潜移默化的吸收。据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录》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以茶道闻于世的日本，原来并不产茶。在唐代日本留学僧人才从中国明州广惠禅寺和宁波天童寺把茶籽常回日本梵释寺种植的。日本第一部《茶经》，，也是由宋代日本禅僧传播佛法过程中所作，对推动日本的社会饮茶起了很大的作用。
僧人对茶艺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作用，他们最早吸取民间方法将茶叶、香料、果料同挂、姜等一起煮饮，并称之为“茶苏”。到了宋代，余杭径山寺还举行“茶宴”和“斗茶”活动，并且发明把嫩芽研成粉未。用开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些都有助于当时民间饮茶习俗的普及。
根据《茶语佛》说记，凡能称得上佛茶的，至少具备几个条件：凡是佛茶，因是隶属寺院所有，僧侣培育采制的茶；凡是佛茶，应是心灵上的养身、修心、悟性之物；凡是佛茶，应是蕴含佛法的意境，应是天然无污染的生态有机茶。
总而言之，茶与佛的历史记载之多。在悠远丰富的历史文化下，佛教在茶的历史发展中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给中国的丝绸之路和传统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