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作为汉字书写的艺术,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汉字书法的由来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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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宇宙间的总的规律，它包含一切，又什么都不是。万事万物的产生、演变，无不在“道”的规律之下。

书法艺术自不能例外。

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汉字是由图形演变而来的一种具有固定含义的符号，是从“无”而来，遵循一定的规律而发生和演变，从原始的符号，到甲骨文、大篆、小篆、隶、楷、行、草，始终是有迹可循的。

汉字的书写，是伴随着汉字的演变以及书写的工具材料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

最初的工具材料，都是从身边比较容易获得的材料中选取，书写的工具包括木制、石制、金属等，这些硬质的工具，主要用在硬质的材料上的刻写，比如崖壁、陶器、竹木、骨质、石制等等。

这些工具和材料的选择，都是先民们自然而然的发现、尝试、完善、固定之后形成的，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然”的行为。

原始时期的文字和书写，更接近“道”，因为都是那么自然，不带多少人工的修饰。这也成为后世审美追求的至高：天真烂漫。其实也正是“师法自然”的结果，是符合“道法自然”的规律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是“天然去雕饰”的。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点：“去雕饰”，就是不要太“刻意”，一旦刻意，就容易“做作”，就会带有太多“人为”的特征，从而降低了“自然”的趣味。

然而这些原始的文字、符号毕竟是人在刻写，所以人工的痕迹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刻意的掩饰也会使之失去趣味。

不同时期的甲骨文，有不同的特点，那是自然发展和演变的结果，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秀美”和“壮美”两种不同的风格，是受时代和人的两重影响所致。

等到汉字的成熟度和书写的工具材料及技法愈发娴熟，积累和传承的内容愈发完善，书法艺术便自然而然的达到了它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期大约在商周的中后期，主要表现在甲骨文和金文和之间。

汉字及其刻写，一致处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规律之中，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这也是“道法自然”的揭示。

现实需要，是指汉字的应用更加广泛，笔画复杂的字形影响了传播的效率；技术的进步，是指新的材料和工具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更适应汉字的书写了。

于是书法艺术的一个大高潮出现了，这就是“魏晋时代”。

直到魏晋时代，汉字及其书写都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时代，汉字各体基本完备：篆、隶、楷、行、草都已出现；书写的工具材料基本定型——笔、墨、纸的工艺和使用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因为汉字和书写工具材料的定型，为书写技巧技法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在不断的演变探索过程中，书写者对书写的技巧技法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应用。

我们书法史上最早的、相对成熟的“笔法”、“结体”的总结，就出现在这个时代。比如蔡邕的《笔诀》、“永字八法”、“笔阵图”等。这些探索，奠定了后世书法艺术的基本发展趋势和模式，“二王”的传统成为后世书法艺术的核心传承。

这是一个书法艺术的大时代，极尽灿烂，也笼罩了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既定的轨迹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相应的约束。

直到清末、民国时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才因为“碑帖之争”而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纵观汉字和书法艺术历史，无论从汉字的演变本身，还是其书写的发展过程，都可以知道，最初的东西，往往是最有趣味的，比如甲骨文和金文。因为那时的东西是自然的，是出于最简单的目的和最基本的理解而为之，更接近于“道”。

为什么后世推重魏晋时代的书法，因为魏晋时代是汉字和书写完善之后的第一个“成熟的幼稚期”，相对于后世，是最本真的，加上那个时代的“人性”的“大自由”，因此成为后世的“理想”，无论从人格还是技巧，都成为“心摹手追”的对象，对于后世来说，魏晋时代的书法，是“源头”和“标准”。

“成熟的幼稚期”，必然给书法艺术的发展留下来若干想象和发展的空间，于是不断有后世书家来延深、丰富这门艺术，从技法到审美不断填充，使书法艺术变得纷繁复杂，甚至掩盖了书法艺术的本来面目。

这样是违背书法艺术发展规律的，更违背了“道法自然”的宗旨。但是魏晋之后还能成为大书法家的，无不具有共同的特点：直指书法艺术的核心，直指书家的本心。

颜真卿是这样，苏轼是这样，赵孟頫也是这样。

清末民初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小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成就斐然的书法家，他们的成就的背后，也是因为直指书法艺术的核心，直指自己的本心。

“道法自然”，是书法艺术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遵循汉字的自然状态；遵循书写工具的自然属性；遵循书写时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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