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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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佛教徒后来尊称悉达多.乔答摩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到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的扶植下，佛教开始广为传播。其后不久，西域诸国就有不少皈(gui)依佛教的。佛教正式传入我国，正是经过西域这条路线，而时间则要晚一些。
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应能听到或见到过佛教的活动。西汉末年哀帝时，西域佛教国大月氏派使臣伊存到汉朝来，他曾向博士弟子景点，“口授浮屠经”。(浮署， 或译浮图、佛陀，都是“佛”的音译)这是佛教思想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
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刘英(刘秀的儿子)曾为“浮暑”斋戒祭祀，供养“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门”(一译“沙门”即和尚)，受到汉明帝的褒奖。这是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永平十年，汉朝源使臣蔡情到大月氏，邀请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及释迦像，到达东汉都城洛阳。东汉政府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白马寺。现在洛阳东郊的白马寺，已经被列为国务院重点保护文物单位之”一,这些都说明东汉初年佛教已正式传入中国。
洛阳白马寺
佛教的发展东汉时期，人们对佛教还没有多少认识，当时只是当作神仙方术家宣传的一种道术来信奉，而且信奉的人不多，影响甚少。到了魏晋，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很大发展。天竺的各种佛教流派，大都已传入中土。佛教典籍，也被大量翻译过来。仅魏晋时期即先后译经702部，1493卷。南北各地，广修佛寺，佛教信徒人数大增。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寺院五百多所，僧尼十多万人。北朝的北魏末年，全境所建寺庙，竟达三万多所;从人数说“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南北朝佛教的空前兴旺景象，于此可见。唐朝大诗人杜牧《江南春》诗中所见：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那么，为什么南北朝时期，佛教会得到这么大的发展呢?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十分尖锐，封建割据战争连绵不断，形成长期的混乱局面。同时，南北的豪族地主势力不断膨胀，他们封山占泽,兼并土地，尽力地扩大占有和加重奴役佃客和奴婢.因此当时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恩乱”，不时地爆发农民起义。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更是声势浩大，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留下深刻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血腥镇压之外，也迫切需要利用精神武器，来瓦解和涣散人民的反抗意志。佛教正是适应这一要求，应运而盛的。
这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期间，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儒家“生死有命，富费在天”那一套陈腐的谰言，已经受到普遍的怀疑。道教宣传“羽化成仙”“长生不老”，谁也没有亲眼见过，不太灵了。佛教则从“神不灭论”出发，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来生的幸福。列宁说过，“被利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有的佛教流派，还提出“人告可成佛”、“顿悟成佛"的说法，似乎人人都能如愿,这就更容易让广大劳动人民依赖。封建统治者正需要这样的佛教帮忙，南朝宋文帝曾经说:佛教广大无边，是最高的真理，可以开通人们的心灵，如果普天下百姓都皈依佛法，“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封建统治者大力推广佛教，以致佛教急剧发展。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确实与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分不开。如北朝前秦的符坚，后秦的姚兴，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陈后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礼高僧对于佛教，从政治上保护，从经济上支持。南齐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为僧众设斋，亲自给他们端水送饭。梁武帝时定佛教为国教。他本人几次到同泰寺舍身去作“寺奴”。然后每次又由群臣筹集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的巨款把他赎回来。在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下，佛教的影响空前扩大，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也就随着膨胀起来。较大的寺庙，往往“侵夺佃民，广占田宅”，北齐统治的地区,甚至达到凡是良田沃土，都为寺院所有的地步。寺院有享受免役、免税的特权。于是很多农民投靠佛寺充当佃户。有人说萧梁时期的寺院，使“天下户口，几去其半”，可见寺院占夺劳动人口的严重程度。这就构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出现了实力强大的寺院地主阶层。这种现象，还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寺院地主力量的壮大，既是佛教空前发展的产物，也反过来为佛教的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 雄厚的物质基础。
佛教寺院，占田夺人，经济力量越来越大，会与封建国家以及世俗地主发生一定的矛盾，有时激化起来还会引起激烈的斗争。南朝、北朝都曾有过大举“灭佛”行动，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就曾亲自出马，下令拆庙要像，田产设官，勒令憎尼还俗。但是不久以后，也都会有另外的统治者出面“兴佛”，恢复佛教的声势。“天佛”而后又“兴佛”，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与佛教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勾结，而互相利用则是其基本的方面。这就决定了.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遭到过一些冷遇， 它的迅速扩张是无可避免的了。
不少封建统治者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筑佛寺。北魏在天官寺铸造佛像，耗铜十万斤，黄金用去六百斤。又开凿洛阳龙门石窟，历时二十三年，费工八十多万。南方的寺院建筑，往往“费竭财产，务存高广”，有的还是“层宇奢侈，博敞宏丽”，连诸王的宫殿比起来都相形逊色。这些宏大建筑，归根到底，“皆是卖儿贴妇钱”，无一不是吮吸劳动人民血汗而来。
封建统治者“兴佛”，原要借助于劝善说教，遮掩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不料佛教的发展，却刺激了社会矛盾更加紧张。既有压迫，必有反抗。在新的形势下，受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压榨的人民，处在底层受压的低级僧侣，干脆直接利用佛教的形式，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北魏末年，和尚法庆领导大乘起义军揭竿而起，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他们宣传“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不但攻占官府。惩杀贪官污吏，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罪恶累累的寺院地主。大乘起义军所到之处“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沉重打击了寺院地主和封建统治。人民群众起来“以佛攻佛”，历史辩证法的这一精彩演出，恐怕是当时封建统治者始料难及的吧。
云岗和龙门石窟北朝雕刻艺术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明珠，云岗和龙门石富造像代表了它的最高成就。
现在山西大同市西三 十里，有一座武周山，山南断崖峭壁;东西绵宜着一个两里长的石窟群,这就是驰名世界的云岗石窟，大同市过去是北魏都城平城的所在地，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是当时我国佛教的一大中心。
云岗石窟保留到现在的洞窟有四十多个，其中较大的二十多个。在现在的编号中从第十六窟到第二十窟，开凿得最早，称为“县曜五窟”，是由一个叫县曜的和尚主持开凿而得名的。开凿工程开始于魏太武帝的儿子文成帝，数以万计的各族人民和雕刻家参加了劳动，文成帝以后，还继续开凿了四十多年。
云岗石窟中最壮丽的和人物与背景的关系明佛经故事的浮雕，人物动态显地表现了借鉴外国之后的汉族传统艺术的风格。现在指号的第五窗中，有再大佛是云岗石德出量大的，高约十八米，脚长大约四点点六米，中指长约二点五米。第五、第六两窟，据说是孝文帝为了了纪念他的父母而建造的。
云岗石窗的雕刻，体现了一幅封建统治的和谐图。大佛像高大雄伟象征着皇帝，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比一个低，环绕着大佛，仿佛为了大佛的存在而存在。自然界的山和水，动物和植物，人世的苦乐悲欢，都一被理想化了。担负着沉重苦役的“侏儒”(短小、壮健的一-种造像)，也那么洋溢着欢乐。统治者借助于美妙的宗教艺术，引诱人们忘记现实世界中的苦难，顺从皇帝的意旨，起着“潜移默化”的麻醉作用。这正是北魏在完成了“武功”之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佛教的中心随着南迁，石窟的建造也从武周山移到了洛阳的伊阙。伊阙在洛阳南面二十五里，伊水自南而北,两岸山崖峭立。西岸是龙门山，东岸是香山。北魏开凿的石窟寺都在龙门山，最著名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古阳洞是在四九五年开凿的，洞北壁上现在还留下一幅北魏贵族穆亮在这一年写刻的铭记。四九八年，比丘(募化僧)慧成正式营建古阳洞石窟，造了一尊石佛，为他的父亲求福。洞内布满了许多佛龛，佛龛旁边镌刻着铭记，记录了造像人的姓名和建造的年月与动机。这些铭记是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它的书法为前人所重视，有一部分编成《龙门二十品》，作为学习书法的范本。石窟雕刻规模的宏大，雕像的精美，在北魏首屈一指。历史记载说，这个洞窟的开凿，费了八十多万人工。
石窟艺术随佛教传播来到中国，经过了一二百的时间，在北魏末年达到了成熟的阶段。石窟艺术光辉成就，是我国各族艺术家和劳动人民高度的术才能和智慧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