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书法大家「魏晋南北朝书法特点」

互联网 2023-06-25 20: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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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汉魏精神与书艺自觉书法盛世，名家辈出自然天成，洒脱俊逸。

三国魏钟繇《墓田丙舍帖》

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1）,是中华民族对世界艺术宝库的一个伟大贡献。

书法属于表现型艺术，它是在汉字之具有先天丽质的形体结构的基础上，凭借最少的物质材料，以抽象的点画线条和相对简单的技术和形式来启示一定的生命意义，抒发一定的情感因素，而最终实现其特殊的审美价值。由于书法并非世间某些具体物象的写照、摹拟或象征，而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表现，是形式美与情感因素的直接结合，因此不仅深受国人的尊崇和喜爱，同时也赢得了世界性的艺术认同。

书法是一种高度自觉、高度自由和高度发展的特殊艺术。因此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随汉字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汉字的产生不等于书法的产生。书法必然是在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下，适应某种特定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这种特定的发展阶段和人文环境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两玄相应”（2）。其一玄是玄学的萌芽和发展，也就是由日趋昏暗的官僚专制统治所导致的两汉儒学（经学）式微，而渐向魏晋玄学转化；其二玄是汉字形体结构的玄化，即汉字的象形性基本泯灭，线条高度净化，汉字的形体结构演变过程基本完成，并终于获得了最稳定的结构－—真书。于是书法便正式脱离汉字的日常实用性书写，升华为一种艺术。而这种升华则是以日常书写字体（非正体）－—行书以及今草所引发的，这可以由东汉赵壹《非草书》一文所披露的现象得到证实。当然，纸的普及和最终取代简牍作为书写材料以及书写工具定型于毛笔及其书写技巧臻于成熟，也是书法产生所不可忽视的重要物质基础。

西晋陆机《平复帖》

然而书法作为一门自觉、高深而独特的艺术，其产生必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之前必然有一个相对漫长的准备和孕育过程。如果说东汉时期是中国书法的滥觞或发轫期，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东汉之前称之为书法的准备和孕育期。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古来所乐道的李斯，秦刻石，秦书八体，王莽六书等如何理解？其实这一切均属于汉字形体演变或文字改革，以及汉字使用在不同物质载体之上体势的不同表现等方面的问题，与艺术本无直接关系。只是由于其中所含之艺术性为后世所珍视和师法，于是才先后进入书法创作领域，而由字体升华为书体。

如果我们大致推定一下书法艺术产生的具体时间，那就是东汉中叶以降。东汉中叶以降书法正式登上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有二；一是涌现出一批真正意义的“善书”者，即书法家；二是首次出现关于书法的论述，即书论。自兹书法正式进入正史，《后汉书》等首次出现某某“善书”、“工书”、“善书艺”、“能书”、“善史书”和“善于草书”等记载。如《和帝本纪》载：“（帝）后聪慧，善书艺。”《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北海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章。”见于文献记载的东汉书法家有杜度、崔瑷、蔡邕、张芝、张昶、师宜官等。

西晋《皇帝三临辟雍碑》

此时出现的书学论述主要有崔瑷《草势》和赵壹《非草书》，以及蔡邕《篆势》、《九势》、《笔论》等。《草势》提出书法“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志意飞移……状似连珠，绝而不离……机要微妙，临时从宜”，强调汉字书法并非单纯的静止的抽象笔画，而是有动势，能抒发感情的。《非草书》严格说来并非书论，但除了记载有当时文人“直以为杜、崔之法”、“竞习草书”已蔚成风气，社会出现一种书法审美风尚这一重要史实外，还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书学观点，诸如“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博学余暇，游心于斯”等。

除《篆势》外，蔡邕的几篇文章均见于较晚的一些论述，或疑非蔡邕所作，或认为加入了后人一些观点。但其所论之精，对后世影响之大是不容否认的。如《九势》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其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既强调“书势”，强调“力”，尊尚“阳刚之美”，也同时重视“形”。“藏头护尾”及“上皆覆下，下以承上”，“左右回顾”等论点都成为书法结体的重要法则。又如《笔论》所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也。”首次涉及书法艺术的功能问题，这在书法史上有其奠基性意义。

东晋王献之《东山松帖》

此外，东汉中叶以降发生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也不容忽视，即建碑之风大盛。许多所谓“门生”、“故吏”争相为其府主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这当然是政治昏暗，士人不满现实而寄情冥幻的直接反映。然而由于大多碑文出之有相当素养和书法造诣的文人之手，虽不能像后世唐碑那样直视为书法作品，但其中所含的艺术审美价值却显而易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此视为书法发轫之另一标志。在我们今天已不可能见到东汉书法墨迹的情况下，汉碑就可以同汉简等一样成为考察当时书法特征的重要材料。

古人云：“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这是对书法产生之后历代书法风格特点的高度概括。那么东汉时期即书法艺术滥觞或初生时期的基本时代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质朴刚正，简练厚实”八字来大致概括，如果浓缩为一个字，那只能是“质”。“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3）这是美学家宗白华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社会人文背景的精彩概括。此间约近四百年，政治昏暗，皇权堕落，基本处于分裂状态，是我国历史上突出的多国多君时代。同时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南北民族大迁徙，又促成国内各民族、各种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大交融。由于政治多元，权力分散，思想禁锢已不复存在，文人学士的思想获得空前的自由。而日益发展的地主庄园又为他们提供了十分优裕的物质条件。于是，魏晋文人学士，终于冲破两汉经学的束缚而以一种新的思维、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观察社会、探讨人生哲理；于是，人文精神进一步发育，思想和学术大开放，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渗透、影响，终于酿成比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思想大解放局面；于是，思辨性很强的玄学哲学诞生了，建安文学和抒情诗出现了，陶渊明的田园文学，谢灵运的山水诗，顾恺之的人物画等都先后放射出奇光异彩；于是，书法艺术在东汉中叶发轫之后鸿钧独运，终于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的独特地位，飘然进入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

魏晋文人学士在如此精神自由、艺术自觉的特定时代，以充沛的精力投入追求书艺之美，自觉“寓性情、襟度、风格”于其中，饱蘸浓墨，纵情挥洒，似于不经意之中创造出了极其赏心悦目的风韵，由此达到了中国书法的一种极致，其基本的时代风格特点只能是一个“韵”字，展开来就是“自然天成，洒脱俊逸”。

可资研究此时书法状况的文献记载很多，传世或出土的碑版、简书等实物标本也远非前代可比。首先碑刻材料为其大宗，诸如三国魏传出于钟繇或梁鹄之手的《受禅表》、《公卿上尊号奏》和《孔羡碑》；吴《封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西晋《皇帝三临辟雍碑》；东晋《爨宝子碑》及20世纪出土的王兴之等墓志；南朝宋《爨龙颜碑》、梁《瘗鹤铭》等；北朝《嵩高灵庙碑》、《石门铭》、《郑文公碑》、《张玄墓志》及龙门二十品等。

北魏龙门二十品之《杨大眼造像题记》

其次晚近出土的竹木简及纸文书材料，即楼兰和敦煌等地发现的一批墨迹。诸如“景元四年简”、“为世主”残纸、《急就章》残纸、“济逞楼兰白书”、《老子道德经》抄本等。这些是我们考察魏晋时期书法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然真正称得上书法作品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魏晋士人的手札墨迹及其复制件——帖。诸如三国魏钟繇《墓田丙舍帖》、《宣示表》、《贺捷表》、吴皇象《急就章》；西晋索靖《月仪帖》和陆机《平复帖》等，以二王诸帖为代表东晋法帖则构成其中最经典和精彩的篇章。如王羲之真书《乐毅论》和《黄庭经》，王献之真书《洛神赋》，王羲之行书《兰亭序》，分别被称为“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以及智永《千字文》等。这些手札书翰虽多为后世翻刻本，但都成为后世书法创作的永恒典则和不祧法本。

魏晋南北朝之所以被称为书法盛世，其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此间涌现出了不计其数、而为后世宗法甚至顶礼膜拜的书法家。著名的如三国魏钟繇、胡昭、梁鹄、韦诞、吴皇象，西晋卫顗、卫瓘、卫恒、索靖，东晋王廙、卫铄、王羲之、谢安、王献之、王珣，南朝羊欣、王僧虔、智永等。当然其中最为后人推崇的还是钟繇和王羲之、王献之。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州长社（河南长葛）人。《三国志》卷一三有传。魏明帝时封为定陵侯，加授太傅。唐张怀瓘《书断》称其“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钟繇在书法史上的主要贡献是使真书书法基本定型，其笔下的真书已基本打破隶书规矩，形体基本呈正方，笔画改波势为平出，去掉蚕头磔尾，方圆兼施，并在章法上一改隶书字远行近的特点，从而为书法家提供了远比篆隶广阔的创作空间。故《宣和书谱》称其：“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人，《晋书》卷八○有传。官至东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为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史称“书圣”。张怀瓘《书断》称其“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又评其书法是“天资自然”、“道微而味薄”，“理隐而意厚”（张怀瓘《书议》），“进退宪章，辉文含质，推广履度，动必中庸，真气绝伦，妙节孤峙”（张怀瓘《书断》），可谓推崇备至。

王羲之对中国书法的贡献主要有三点：其一完善真书书体。在钟繇等书家基础上，进一步变化体势，改善笔法，使之“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张怀瓘《书断》）。其二确立行书书体。他从当时风行的尚玄尚简的观念出发，损益变革行书笔法，摒弃隶书遗意，方圆、曲直、藏出、起伏、迟急并用，从而创造出最宜抒发情感因素，流美捷便，极富韵致的行书书体。其三发展了草书书体。继承张芝今草草法，去除章草余味，使之更为流畅，更富变化，又比章草易读易识，“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萧衍《草书状》）。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官至中书令，故史称“大令”。张怀瓘《书议》称其“无藉因循……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竟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气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宋以后对其评价益高。如果说其父书风“自然含蓄”，有如“清风朗月”，那么小王书风则更外拓开放，“天资特秀”，“志在惊奇”，有如“神骏”（张怀瓘《书估》）。王献之书法史上的主要贡献即创制“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的行草书（即所谓“破体”）书体。同时小王用行书笔法写真书，使之更具动势，也是为后人所特别推重的。

魏晋南北朝为书法盛世，还表现在书学论著的大量出现。有明确记载并传世的约有二十余种。诸如西晋杨泉《草书赋》、成公绥《故笔赋》、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状》、刘劭《飞白书势》，东晋卫铄《笔阵图》、王羲之《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用笔赋》，南朝虞龢《论书表》、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论书》、《书赋》、《答齐太祖论书启》、《笔意赞》、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萧子云《论书启》、庾元威《论书》和智永《题王右军〈乐毅论〉》，北朝魏江式《论书表》、王愔《古今文字志目》、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等。其大致可分为书赋、书论和史传品评三类。其中最重要的是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论书》诸文，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萧衍《书评》诸文，王僧虔《论书》、《笔意赞》和庾肩吾《书品》。各类书论的大量出现是艺术自觉，中国书法确立并走向成熟的标志。

北魏张玄墓志

上述书论体现和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基本审美情趣。其主要之点是在崇尚自然的同时，强调情理统一；在主张“势和体均”的中和之美的同时，追求清远旷达；在注重神采韵味的同时，提倡功力“本领”，推崇形式美；在追求“笔力惊绝”的同时，更讲究“藏骨抱筋，含文包质”的内在风骨。当然这一切无不建立在魏晋南北朝士人对艺术审美本质及其规律认识的长足进步的基础上。他们已开始更多的把书法与人联系起来，从人的形象、气质、精神等各方面探讨书法与人的审美关系。如钟繇提出“流美者人也”的著名论断（元刘有定《衍极语》引），庾肩吾提出“书品”概念等。

而为达到上述目的或标准，在魏晋诸多书论中，还总结提炼出许多关于用笔、结字和章法的基本原则或法式。如钟繇提出“用笔者天也”（陈思《秦汉魏晋四朝用笔法》）；卫夫人提出“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强调用笔为三端（笔端、舌端、锋端）之首要，并强调“意前笔后者胜”（《笔阵图》）；王羲之指出“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军也”（《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存筋藏锋，灭迹隐端”（《书论》），反对“孤露形影”，“出其牙锋”（《笔势论》），要求结字“有偃，有仰，有欹，有侧，有斜”（《书论》），追求章法错落有致，“字字意别，毋使相同”（《书论》），不能千篇一律，“状如算子”（《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这些无疑直接开启了唐人“尚法”之先河。

注释：

1、宗白华《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

2、张辛《中庸精神与中国书法》，《魏维贤先生70华诞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3、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页。

原载《中华文明史》第二卷第322—3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作者简介

张辛，字此夫。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教育部人文学科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博士之一。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被聘为全国“真语文”系列活动总顾问。

注：本文为张辛教授原创作品，未经作者允许请勿转载或抄袭。共同尊重作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