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地方戏曲沿革发展探秘「江西吉安采茶戏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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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山雄水秀，人才辈出，地利亦饶，甲于他属”（《庐陵县志·地理述》），素有“江南望郡”之称；历来“文风盛于江右”（宋·周必大《咏归亭记》），“自唐颜真卿从事吉州,铿訇大节，诵慕无穷。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庐陵县志》），因为是一代大儒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家乡，故又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那么吉安地方戏曲又是缘何而来的，历史上的传承发展又是怎么样的呢？笔者经过多年搜集，基本掌握了吉安地方戏曲的沿革发展并有以下特点：

吉安悠久的历史和祭神习俗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戏曲艺术。早在唐代，吉安、吉水、永新等地就有大规模的歌咏活动。明朝万历《永新县志》（卷五P35）载：唐玄宗时，宫廷宜春院教坊永新人许和子，是一个“一曲能止万人喧”的歌手，为避安史之乱，改名许和子。如今永新一带仍留传“子和调”。宋代，中国经济中心由北方逐渐南移，在繁荣的经济与文化的孕育下，吉安地区的戏曲逐渐形成。明朝，吉安的戏曲活动颇为繁多，且与民间灯彩、祭神活动联系密切，据《庐陵县志·风俗》记载，每年正月十六日后，“赛神会宴，采色画纸船。里中人昼夜唱禳灾福之词”；又载，明正德年间，吉安知县王守仁曾有多项约法规定，正月元旦，迎神赛会；十五元宵，大放花灯，五月“二十八日为城隍神诞日，自五月一日起，庙中演剧酬神，至七月及止”。《吉安县志·民事志》中，也有“……惟种痘时之奉仙驾酬神时之演戏文……”等记载。明隆庆六年（1572年），科举落榜的玉山县举子王顺义（号真人）来到吉安，他随人去吉水做法事，见一道士会唱各种坐腔，回来便与人商议成立了演唱有吉安特色的道士腔“高腔坐堂班”，兼唱昆曲和地方小调。万历中期，吉安知府汪为可受为其母庆贺80大寿，由苏州昆曲班、吉安高腔坐堂班联合演出，历时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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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经济社会的日益繁荣催生了戏曲艺术的繁荣。宋、明两代，贯穿江西南北的赣江成为连接全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水道”，吉安正处在这条“黄金水道”的中部，成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发达的交通推动吉安经济日趋繁荣。同时，明朝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也给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思想界出现了富有叛逆精神的王阳明学说和杰出思想家李贽的“异端邪说”，这对戏剧的创作与演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封建统治集团日趋腐朽，歌舞升平，从上到下，狎妓看戏之风日盛，戏剧却因此得到很大发展。明末清初一代名士，泰和人萧士玮在《春浮园偶录》留下了他几次在友人家观戏的记述，如“庚午六月二十六日看牡丹玉茗堂”，“十六日看饶剧绣襦，我辈消受一夜”，又十九日记：“四平腔不知起于何时，近来最甚”。这些日记记载了当时人们观看《牡丹亭》等戏剧的空前盛况。

多元交汇交融推动吉安戏曲形成“诸腔鼎盛”的局面。经济繁荣，交通优越，推动吉安人才不断崛起辈出，文化交流碰撞频繁。吉安成为早年弋阳腔的活动地区。明朝万历以后，吉安一带又流行从安徽传来的“徽池雅调”。同时，临近吉安的抚州出现了大剧作家汤显祖，汤显祖及其创作的“临川四梦”成为当时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吉安不可避免会产生不少“汤粉”。除了以唱高腔、昆腔、乱弹为主的大剧种以外，在明代中叶前后，吉安兴起了一种活泼、明快，与生活十分贴近的小剧种。这种剧种初名“花鼓班”，继名“三角班”，后来又被统称为“采茶戏”。这个地方剧种一经形成，便迅速发展，很快流布吉安地区城乡的每个角落。清朝中叶以后，江西中部地区以赣江为界，东有“宜黄戏”（二黄），西有湖北楚腔（西皮）的流入，汇聚到吉安，出现了“诸腔鼎盛”的局面。经过长期交流和相互影响，吉安更出现了一个大剧种吉安戏，吉安戏荟集各类各腔，更为昌盛，在江西、湖南等地广泛地流传开来。

战争、动乱和改革成为影响吉安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因为战乱，湖南浏阳艺人和吉安戏艺人互相切磋，互相交流，大大丰富了两地高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吉安各地红色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了苏维埃剧团，演唱革命歌曲、舞蹈和戏曲。红军北上抗日后，各类红色戏班又偃旗息鼓，艺人匿迹。1937年“7·7”事变后，九江、南昌相继失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迁往泰和，南昌的文艺队伍便云集吉安地区，与泰和毗邻的吉安市人口陡增5～6倍，成为江西抗日的腹地，抗战文艺工作在吉安迅速开展。戏曲活动空前活跃，大批京剧演员涌进吉安，为抗日将士征募寒衣，捐献飞机，举行义演活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编导人员、演职员被打成“牛鬼蛇神”、“黑线人物”，遭到残酷迫害，有的甚至致残致死；京剧团的戏装、道具等付之一炬；采茶剧团一度改为文工团。这期间，文艺舞台百花凋零，仅"样板戏”一花独开。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为上层建筑的戏剧艺术，在剧团体制，创作排练、经营方式及演员队伍等方面进行了巨大改革，其间宁冈剧团、遂川剧团、吉安市京剧团、吉安市话剧团先后撤消。2012年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吉安市各级剧团全部转企改制，逐步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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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戏曲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在交流碰撞中，吉安戏曲曲调兼容并包，综合了弋旭腔、昆腔、梆子腔、“南北字”、“川调”、“四平调”、“民间小调”等，吸收进来的腔调都与曲调融化了，使之起了质的变化，唱腔音乐可塑性大。同时发展了一些简单的板式，使得一曲能多用，更加促进了剧种的繁荣。过场音乐（音奏）和气氛乐，多数来自民间唢呐曲牌和吉安戏曲的间奏曲牌。曲调粗犷朴实、旋律优美婉转。吉安戏曲唱腔、道白使用吉安土气的“官话”，通俗易懂，形成了具有吉安地方特色的吉安戏、吉安采茶戏等地方剧种。吉安地方戏曲表演欢快、诙谐风趣、载歌载舞、喜剧性强。剧目内容贴近生产生活，反映农村的生产劳动、生活情趣、商贸经营、男女恋情和人民群众反封建、反暴虐的正义心声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情。

吉安戏曲传承发展缺乏集大成者和知名艺术家。明末清初戏剧家李渔曾言: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可见戏曲艺人在封建时代属于“下九流”之末。大多由罪臣家属充当，或奴婢出身，同娼妓一样，都是无人身自由的贱籍，其婚嫁生养都听命其主。因此，即使普通百姓人家，非迫不得已，也不愿意送子女去当戏子。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吉安又是崇文重教之地，更加不会有多少家庭让子女当戏曲艺人。戏曲艺人和戏曲艺术家鲜有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这就使得吉安既没有出现像汤显祖这样驰名中外的大剧作家，也没有出现像梅兰芳这样影响巨大的戏剧表演艺术家，更没有像李渔这样的集戏曲创作、演出与戏曲评论于一身的戏剧理论家，导致吉安戏曲影响不大，也鲜有人对吉安戏曲进行系统研究、集成提升，有些老艺人对吉安地方剧种如吉安采茶戏的显著特征也无法道得清说得明。当受到外来剧种或新的文化消费形态冲击时，吉安地方戏曲无法坚守自己的舞台，或改演其它剧种，或退出历史舞台直到消亡。如曾经大剧种的吉安戏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已失传。

总而言之，吉安戏曲一方面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发展变化中由小到大，由俗到雅，由缺到全，由乡村到城市，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和乡愁。另一方面吉安地方戏曲尽管曾经辉煌，兼容并收了诸腔诸调，出现了“诸腔鼎盛”的局面，但始终影响有限，未能形成独具一格的显著特征，也没有形成昆曲、京剧甚至赣南采茶戏这样的影响力。新时代，传承振兴吉安地方戏曲，就必须要全面了解吉安地方戏曲的历史沿革，总结提炼吉安地方戏曲的基本特点，推动吉安地方戏曲在改革中传承发展，繁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