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是否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销售「有些工艺品不是不出售的」

今天神州网小怡分享艺术品是否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销售「有些工艺品不是不出售的」一文，希望对您有帮助。

一、互联网 互联网是当代重要的互动式网络，它不只是网络上假设的空间，提供人们虚拟经验，也是练习社交的场所。早期，美国政府使用 DARPANet 系统来连接遥远的军事地点，它利用分散各地的网络配置来抵抗苏联的核子攻击。当时使用的网络结构就是互联网的前身。后来，这个网络逐渐发展成美国各个大学的学术性网络，接着又开放到公众领域。现阶段的互联网是一个高度分散的网络，网友能各自修正或更改内容，防止独大集权的思想和信息控制。

互联网的形成，基本上是公众和大众文化结合的产物。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的经典代表作《神经浪游者》当中，提出了所谓“网络空间”的概念，这个概念影响了许多和互联网相关的意识形态，包括对互联网的认知，它是一个不受常规和标准规范的虚拟空间，在网络的世界里，性别可以被改变，族群不重要，而且法律根本不存在。这些关于互联网的观念，虽然引发外界众多批评声浪，却还是持续流传下来。《神经浪游者》向世人介绍了一种新形态的科幻小说一赛博朋克。正如它在语言学上的定义，这种小说混合了圆滑的科技和人类粗糙的原始情绪，让华而不实的科技和最纯粹的情感激荡出火花。

吉布森的作品依照这样的二分法来写作，通过描述网络世界的平顺和人类现实生活中颠簸不平的未来，带出两个世界相互的冲突和摩擦，故事中的角色被夹在中间，面对虚拟的网络和真实人生，两者的界限其实是相当模糊的。 关于网络空间的概念，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例子是迪士尼电影《电子世界争霸战》。在《电子世界争霸战》中，我们进入机器内部的世界，可以看到天资聪颖的电脑工程师被吸入电脑后，如何跟电脑品片和线路对抗，想办法脱离死板的电子世界。上述例子都是20世纪80年代很受欢迎的视觉文化作品，两者皆以网络世界的思想观念为出发点，区隔电子机器和人类世界的不同。电脑无自主活动能力，人类则积极而具有活动能力；电脑只能根据程式运作，人类则有自由意识。

虽然这两部科幻作品让两个天差地远的概念相互结合，成果也相当卓越，但虚拟世界和真实生活永远没有交集。不仅如此，人类的智力和创造力必然会赢过生硬死板的机器。 这些虚拟的世界和现代数位网络中存在的各种互动之间有什么关联呢？身为教育者，是否应该强调类似的二分法，偏好传统所谓“自然”的创作和理念，鼓励学生亲自动手操作，而非利用冰冷呆板的数位科技？在教育的实践上，有没有可能模糊这二元关系的界线，承认自然界的运作包含机械科技，通过电脑操作，或许能发展出新形态的创作？说不定真正实践之后，我们会发现真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先探索连接数位世界和实体教育的互动网络，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发展出新的思维并开始善用网络。 如同笔者先前提过，互联网肯定不是当代唯一重要的网络。目前，全球资本网络促使世界各国重新定义“国界”，为此召开协商，如欧盟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的统一性受到威胁。通过通信网络，美国的工作能够外包给地理位置上十分遥远的其他国家，这么一来，原先定义的所谓“第一世界”或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或是“工业化国家”，这些词就显得毫无意义。

另一个不受地城限制的例子则是饮关人命的血淋淋的事实，那就是恐怖组织所组成的自发性的“恐怖分子小组”，他们在全球各地同时发动恐怖袭击，如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和2001年组约“9·11”事件，而这些消息都通过网络散布全世界。 上述例子都证实了卡斯特尔（Castells)提出的“网络社会”。这个意思并不表示地球上所有人类都通过相同的科技链接起来，而是人类互动和交换信息有了全球化的模式，后现代的全球网络成为主流，取代了现代主义者的二元分法。互联网只是全球化网络中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无论在教育的理论推断或实际应用方面都占用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我们身处在不同的网络中，通过网络学习。 现在，人们通过社会学、数学和生物学等不同的学术领域，多方研究网络的世界。 数学当中的“复杂理论”说明了复杂的网络之中的众多特性。

这与先前提到的很多观念都有关联，因此，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如何将复杂理论应用于教育系统的网络，我们应该好好地讨论这个议题。 二、复杂性 复杂理论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数学理论之一，由20世纪50年代的突变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的混沌理论衍生而来。这个理论研究复杂的系统和系统自我组织的特性，已被成功应用于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气象学等多元领域，而非局限在某个单一领域的理论发现。

许多将复杂理论运用于多方面领域的学者认为，这个理论解释了一些之前人们无法理解的系统特色。 复杂理论运用的主要模式是网络。网络有很多不同的组成方式，从最简单的单向链接各个节点，到错综复杂却有严格分层的沟通形式，网络领域所说的复杂性，通常指的是在分散的网络结构中的互动，这些不同的互动发展出反馈回路，最终演变成“自生系统”（autopoetic),即自我组织的系统。

网络中各种形式的互动不断演变，集合成互联网，而这些互动形式整体而言对于研究复杂网络也很实用。吉布森提出“不可想象的复杂性”，即随着科技进步，多元社会相互交错，复杂程度也越高。正如复杂理论的观点所言，互联网分散的结构可以让人们更了解当代艺术，包含现行实践的创作、分布和合作的形式。这些实践的艺术对网络社会的艺术教育也可能产生影响。

三、艺术作品 第一个要探讨的艺术实践方面是艺术作品的“实质性”。很多艺术家认为，传统的艺术思维过分强调具体的作品本身，对此他们提出质疑，并发展出新的理念。所谓“网络化的实质性”，指的是运用那些不断改变、变动和调整的材料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以及部分现有材料的相关组件资源（上述资源实际可能和素材本身的距离很遥远）。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i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非场域”(nonsite)概念，为这种说法提供了相对应的出发点。关于分散的实质性，另一个复杂的例子是澳洲行为艺术家史帝拉（Stelar)创作的“寄生虫”（Parasite)。

在这幅作品中，施特拉尔克与参观艺鹿的观众和网络上的远端使用者互动，让他们利用贴在身上肌肉群的电极片控制身体的某些部位。 观众和施特拉尔克的互动，使得身体也成为表演的材料，身体究竟是创作者还是创作的素材，两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无论是现场或网上的观众，都是通过想象和表演者互动，华特·班杰明（Walter Benjamin)认为这大大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且破坏了艺术品的“风味”（aura)。同样地，利用远距教学来打破传统教育方法的隔阅，或许能借此发展出新形态的教学和互动方式，释放新科技运用在教育领域的无穷潜力。 笔者认为对艺术作品来说，第二个和作者网络化形态有关的艺术实践是“互动”，它变成了最重要的中心原则。

近年来的“聪明暴民”（Smart Mob)现象就是这个原则实际应用的例子。就艺术制作而言，类似“RTMark”这样的团体，成了实践网络化形态的代表。他们的“TOYWAR”计划帮助了一个艺术家团体“etoy”和网络玩具卖家“Etoy”成功打赢官司，这是艺术家有效利用复杂的社交、法律和科技网络，顺利争取到专利权的例子。 整体性是网络化互动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分散的网络中，人们个别输入的本地化资料也可能散布至全球。如果网络的整体被视为当代的一种创作形式，每个网络上的使用者都是可以连接到不同机器的个体，而机器同时扮演了提供信息的媒介和信息本身的双重角色，那么，教育者或许就能认同复杂的艺术教学方法的可行性。

网络化艺术实践的三个方面跟集体的力量有关，人们认为复杂的网络中存在某种整体的力量。目前，监视录影器的形式，以及企业搜集数据的权力和方式，引发人们对公民自由和个人权益等问题的挑战。自从“9·11”事件发生后，这类的质疑声浪更盛，国会甚至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美国水牛城大学艺术系教授，同时是艺术团体“批判艺术组合”成员的史提夫.库尔兹（Steve Kurtz)遭到逮捕，这和近代艺术实践的各种问题有直接相关。

“监视器玩家”（Surveillance Camera Players)和史帝夫·曼（Steve Mann)的作品，便是针对监视录影器强大的势力提出直接的回应，希望在日渐复杂的网络世界，能有机会和这些势力互动或是对抗。

上述艺术实践的例子，代表了对艺术的批判，颜度人们对于视觉文化原有的掌控。 类似的策略技巧运用在教育领域，人们可能也会批评教育的场域不该装设监视录影器。每一种网络化的艺术实践，包含实质性、互动和权力的应用，或许都和艺术教育息息相关，因为网络结合艺术制作和接收艺术的过程，这两种情形都很普遍。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网络化的实践方法是否有可能应用在艺术实践方面。 四、education 当学生在艺术课上使用电脑时，他们能学习到什么呢？学生们是否仅仅把电脑当作吸收信息的工具和媒介之一，还是结合电脑的教学方法来改变学生学到的内容？除了直接应用电脑的方式，使用网络化数位科技是否对教学产生社会文化整体层面的影响，改变学生学习的方式、教师与同学间互动的方式，为他们拼凑出新的网络世界，并可能拆解原来的世界？ 这个问题很复杂，然而，通过观察学生在艺术课堂中运用电脑的形态，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外界反对在艺术课堂上使用电脑的偏见之一，就是人们相信用电脑做出来的作品，不是艺术家真实的创作。

在电脑上用“Photoshop”绘图软件做的影像，在完成打印之前，所谓“创作者”根本没有触碰到这个作品。网站不是静物，也不该被视为静物，不该用相同的方式看待。新媒体该有新的标准和准则，这个问题让传统的鉴定专家烦恼了。

如果是数位的作品，探讨各种艺术的“要素和原则”是否依然重要？或许并非如此，然而现在还没有任何新的模式供大家参考。在这个对大叙事(metanarrative)持有怀疑论（skepticism)的后现代主义时代，艺术创作者要能发展出个人化的创作要素和原则，这是很重要的事。事实上，这些原则存在于个别的艺术实践中，不只适用于大量运用电脑的作者。这对那些习惯线性思考和处理单一任务的传统作者来说，这种复杂的方式难以想象。 反对在艺术课堂上使用电脑的另一个偏见，和电脑的历史有关，它被称为“硬科学”（hard science)。

电脑依据生硬的规则运作，而不像艺术注重“表达”；电脑利用符号系统来运作，而不像艺术凭借“直觉”。近年来，美国有几个大规模的美术馆展出电脑和艺术相关的展览，包括三落市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的“101010特展”和惠特尼艺术博物馆的“Bitstreams特展”，这些展览表示认同数位科技也是当代艺术表达的一种方式。然而，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这种通过科技创造的作品缺乏和人接触的温度，一心觉得机器只能作为视觉传达的媒介，不能用来创作。

正如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所言，早期的摄影艺术也曾面临类似的反对声浪。电脑这样的媒介究竟能不能用来创作艺术，这点目前仍是见仁见智，但艺术教育者有机会能影响大众对电脑艺术的态度，包括接受程度或是延续过往的偏见。 关于创造力和电脑运算的二分法，是现代思维下的产物。然而，根据现代计算机的历史，传统艺术创作的技术和电脑运算其实有相当紧密的关联。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发明的打卡系统，为早期的“差分引擎”提供编码，而该系统是由雅卡尔织布机（Jaquard Loom)演变而来，原先的设计是在卡片上画好提花，再利用卡片输入到机器，将提花织到布料上，这对于后来发展出可编程的计算机有重大影响。

这也破除了计算机运算等同于男性化的偏见，因为在文化上，人们常把织布和女性化连接在一起。事实上，第一个为这些打卡系统编写程式的人就是位女性——艾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夫人。 对那些试图突破过往限制的教育者而言，上述关于数学计算机运算的迷思应该多加表述，也要尊重过去的艺术实践中确实接纳差异和复杂性的例子。网络化形式的教育，其中一个危险之处在于差异都被消除了，教学只剩下二分法的互动模式，学术机构仿佛回到福特主义时代的标准化工厂，就像早期斯金纳（Skinner)等有影响力的教育理论学家提倡的伪知识（pseudo-knowledge)。

卡斯特尔提到，“教育系统恐怕是最抗拒新形态组织模式的一个领域，尤其因为高等教育的阶级制度已根深蒂固”。虽然，现在有很多网络课程和远程教育计划都很成功，有些大学甚至是以网络教学为主，如颇具盛名的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尽管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网络课程的内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还是有很多人对网络化的教育形式的未来性存有疑虑。 关于传统的教育形式和艺术制造的方式，两者之间还存在另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和机械复制的过程有关。

华特·班杰明认为，当人们有能力用机械化的方式来复制一件艺术作品，使得评鉴艺术品的重点从传统美学和技艺的角度，转变为确认某个艺术品是否为原版作品。对班杰明来说，经过复制的艺术品，破坏了原始作品的“风味”(aura),却让它得以展示在更多观众面前。[2]在此过程中，复制的作品反而比原版更有价值。

另外，既然根据新的标准复制品更有价值，那么原先强调艺术作品所有权和相关权限的问题，也从单纯的美学角度转变为受到政治性的影响。 远距教育同样面临类似的挑战，这种新形态的教育模式颠覆了传统的“原汁原味”的课堂教学，改为通过科技媒介来上课，这样的作法有些人依然很抗拒。他们认为在电子世界中的互动并非“真实”，缺乏实质的即刻存在感。然而，正如班杰明所言，机械复制产生的距离包含实质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复制的过程消除了某件物品实质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原本只有少数有势力的当权者才看得到，因此也降低了“当权者”对这个物品的控制力。此外，机械复制使得新的社会形态得以发展，也让原先的艺术传统接受世人新形态的评价。[ 因此，如果我们用更弹性的方式解释班杰明的说法，远程教育可以算是变相的复制。

远程教育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创造出实质上的距离，使得传统教室中的“当权者”，也就是教师的权力变得薄弱。通过这样实质上的距离，教育者的权力得以分散，每个学生都能从教师身上得到知识，正如复制艺术品一样，每个人都有机会看到，甚至能拥有某件艺术品。远程教育能不能代表新形态的知识所有权呢？这种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挑战，实际在教育实践的议题下讨论更清楚。

在艺术教育的历史上，大部分的艺术创作都是以物品为主，艺术创作必须展现出对某些特定理念或技术的理解和熟练。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加上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会怎么样呢？如果学生创作了一个“分散”（distributed)的作品，无法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到作品的全貌，这种新形态的艺术实质性，是否会引发新的创作和评价艺术的形式？如果学生重视整体性多过个别性，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否更贴近日常生活的网络化实践，例如，共享档案或是开放源码？如果学生集体创作，他们能不能了解多位作者之间有不同的政治影响力？ 班杰明认为，艺术作品复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理论，最终并未开花结果。虽然一开始这样的想法震惊世人，但复制技术这类的科技逐渐影响了人们更为熟悉的社会意识形态。

如果能更完整而准确地运用这些科技，远程教育或许能产生类似的影响力，有助于发展出新的教育方法和新形态的艺术，而不仅仅是强调过往的传统。单纯使用某种新科技，不代表能引发新的知识论，必须搭配符合当时的时空背景加以实践，才可能创造出新的形态。[9] 传统教育实践的即刻性和互动性，并不会因为在网络上互动就消失不见。学生依然是学生，不是电脑世界里面的“0”和“1”，教师也依然是教师。我们传统上熟悉的角色当然会有所转变，这些转变对习惯其他形式互动的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a]网络世界的空间算不算是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呢？对从小生长在复杂的数位世界中的年轻时代而言，这些网络上的互动是否再“自然”不过了？他们对于势力的理解，是否包含了多重观点？如果艺术教育者希望在未来的教育实践运用网络化的资源，这些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研究、教学与实作：数据可视化和艺术教育 身为视觉艺术教育工作者，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往往是用“看”的，而我们对自身的感知与行为也是来自双眼所见的事物。确实，有很多人认为“所见即所知”（knowing),而且我们通常自训为“视觉学习者”（visual leamers)。数据可视化是一个较新的研究与实践领域，并引发了众多疑问：“在美术教育的课程中，当一个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之后，学生们能学习到什么？” 当学生们亲眼看到作品，或借此构想艺术教育发展的情形，这跟教科书上的学问有何分别？可视化的概念，是否有助于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工作者在专业领域上拓展更广泛的工作机会？

简而言之，数据可视化能帮助观看者以更宏观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中的特定事实和数据，并通过视觉的方式理解每件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将抽象的艺术观念通过作品可视化，不但可以反映且迫使观看者深入了解艺术教育，而且能提供新的线索，使其观察原来很难留意到的地方。所谓可视化，便是利用美学装置创造出视觉艺术，并置放在它所依存的时空脉络。 我们将在本文分享一些新的想法及艺术创作的方法，有别于过去以数据驱动，并注重目视证据的可视化过程，这些新观点将挑战以往“看”待艺术领域的角度。我们将提供可视化数据研究的方式与原则，其中包含：学生自创艺术作品呈现所学；艺术教育之发展；艺术教育者职前实习及人口统计数据。

本文亦会讨论关于艺术本位研究方法、插画艺术表现、艺术及批判学习实践等理论。 二、艺术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呈现 帕梅拉·泰勒的研究重视艺术的互文性，意即要了解某件艺术品，必须参照它在其他时空环境下的意义，而且每个人对艺术都有不同的诠释与理解。[2]由此观念加以延伸，他开始将学生自创的数据可视化作品视为个人学习的成果呈现。泰勒向接受职前教育训练的艺术教师交付了任务，请他们从自己的期刊论文中挖掘数据，相关主题包括：艺术教育实习经验中的学习与成长；通过阅读和讨论进行学习；研究、设计教案及微型教学之学习成果；如何成为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3——斯特法尼.波萨维克（Stefanie Posavec)和乔琪娅.卢皮（Giorgia Lupi),他们的著作《亲爱的数据》于2016年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列为永久馆藏[”。《亲爱的数据》收集了一系列手写的明信片，内容是两位居住在大西洋两岸的艺术家写给对方的私人信息。

这两位艺术设计师每个礼拜搜集生活中的各种数据，在明信片上以手绘的图画记录下来，然后寄给对方。明信片上不同的邮戳、刮痕，甚或是不小心被撕破或折到的痕迹，都是“数据”的一部分，表示明信片经过缓慢的运输过程才传递到彼此手中。 数据可视化理论学家罗伯特·柯萨拉（Robert Kosara)、费尔南达·B.维埃加斯(Femanda B. Vitgas)和马丁.瓦膝伯格（Martin Wattenberg)认为，波萨维克和卢皮的明信片计划是一种数据可视化的艺术形态，因为这两位设计师的概念发想来自艺术批判和美学的观点，并且“重新应用科学方法……来引导分析推理，鼓励艺术家重视创作题材的情境意涵”。

泰勒班上的准艺术教育工作者创造出来的艺术数据可视化作品形形色色，包括大型的拇指印、移动装置、手工扎染的衣服、抽象拼贴、透视画、曼陀罗、刺绣画、Wordles文字云产生器，还有叠合了树木、植物、风景等视觉象征作为链接的概念地图。其中，两位准教师解释了他们的作品： 我把指纹上所有的纹路线条集合起来（图1),然后依据信息的多家分为四个类别……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指纹结构，手指的每条纹路都是形塑我成为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其中一部分“数据”。 我的数据可视化作品是一幅倒数日历（图2),上面有许多可撤式的折页方格，分别记录了不同的时刻。

在最上方写到“开放成长”，这句话有很多层含义，意思是我对成长为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及做人处世都抱持开放的态度。此外，我指导的学生也能对我开诚布公，最后是观看者必须亲手搬开这些折页，才能读到我的每个成长时刻。 ——2016年12月16日，私人通讯。 虽然手作艺术品的价值很重要，然而，更有趣的是手动挖掘数据的意义。根据数据可视化设计师斯特法尼·波萨维克（Stefanie Posavec)所言：“通过阅读或重读文本，我得以加深对于某特定文本或是创作题材的理解，这是使用计算机程序分析文本做不到的境界“”。准教师们不仅阅读（read)、重读（REread),甚至反复审视（REview)2他们在班上学习到的东西，包含曾经讨论规划和做过的一切。

他们将这些经验加以归类、分析、合理化、评断，最终以批判性的手法创造出可视化的作品，呈现他们课堂上所学——这些都需要高度的综合思考分析能力‘’。 图1 准教师选择用指纹作为数据可视化创作的视觉象征 确实，通过手作形态来达到数据可视化，这样的意涵已经超越单纯体现学生在视觉艺术教育之中的所学。正如斯特法尼、波萨维克和乔治·卢皮（Giorgia Lupi)所说，“艺术学生可以运用数据作为其自身艺术创作的题材、技巧、工具或是媒介”。在响应自己和他人的艺术作品时，学生更可以融合数据可视化的概念，发展出艺术批判理论模型，或是将数据当作初期架构或规划的工具。除此之外，数据可视化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手段，有助于可视化阅读、学习和研究。

三、文学研究可视化 艺术教育专业领域的可视化研究使得人们意识到准确理解图形的重要性，包括以往研究忽略的部分，因而，这样的实践对于发据研究知识当中隐藏的特性而言尤其重要。（为了将研究知识更具体地链接整体趋势，格罗多斯基（Grodoaki)、戈斯（Coss)和威尔科克斯（Wilcox)的研究团队在《艺术教育研究》期刊中前十年的论著，运用了科学计量学，即一种网络分析的形式进行研究[".科学计量学需要在知识网络之中链接文献目录[ERR》，而这些参考文献为《艺术教育研究》中的文章提供了可轻易识别并具一致性的链接。 研究网络的可视化非常适合分析艺术教育领域的知识[叫明》，这些可视化的网络得以呈现出单篇文章和整体研究之间的交互作用，表现出不同研究论著的关联及区别“”。

而这种网络可视化的概念，日渐广泛地被应用在分析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领域研究网络可视化造就了复杂的文献网络生态，将《艺术教育研究》期刊中论述之互相关联的知识描绘出来[m]。可视化网络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即“边”（edge)和“节点”（node)。所谓“节点”，指的是网络分析的内容，通常以单独的形状来呈现，而《艺术教育研究》当中的“节点”则是一个个代表不同文章的圆形。网络中的“边”指的是“节点”和“结点”之间直接或非直接的链接，直接链接的“边”显示了顺序和影响。

虽然第一年的文献网络相当复杂（图3),我们仍能依据三种主要形态加以分析：星形网络（star network)、线性网络（linear network)、环状网络（circle network)。通过排刷不同形态的网络，有助于我们理解网络如何传达或隔离特定的研究知识。 七、可视化关于知识的知识 通过可视化文献网络强调知识之间的链接，可以解识出文章中具有价值的观点。 并且注意到原先被忽略的部分，用这种方式来“看”艺术教育，使得作者与观看者得以互相分享反馈，而且重视实证本位的反思。例如，研究前十年以星形网络为主流，使得独立研究文化崛起。

这意味着以往重视可复制的研究设计，精炼知识使之具有可归纳性和可转移性，这样的思想已不再是研究的重点[20]。反倒是前十年居于弱势的环状网络，在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十分重要，作为特定知识的“证据优势”（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即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帮助理解该项知识（3)。 上述研究发现说明，在新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研究学者可能会将现有的知识网络可视化，其目的在于强化现有网络或是创造新的环状网络，以加强艺术教育知识的可归纳性和可转移性【28】。这样的研究方法需要持续而精确地厘清知识的含义，并且通过完善规划链接的研究知识网络将它清楚地表达出来，通过此方法，学者得以在专业领域上做出更强而有力的推断[*]。可视化不只有利于形塑研究，同时能促使艺术教育工作者思考他们教学的脉络，达到个人反思的效果。

八、艺术教育领域的学校区域设置代码和教师实习 数据可视化是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可以运用在不同的教育领域，尤其是关于教师培训方面。本文将分享一个实际案例，借以阐述不同的开放源代码软件（open source software,OSS)程序所造的影像，如何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实习教学的依据。这种研究方式来自两所美国中西部大学院校，结合了无数实习教师的经验。这两所学校的学生组成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白人，而这些学生的成长背景不是乡村就是郊区。很多学生在实习分发阶段，都很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分发到都市或内城区的学校。 依据美国国内的人口统计数据变化研究，这些案例并非罕见地“离群值”(outliers)。

美国就读公立小学的白人学生比例，从2002年的59%降至2012年的51%,预估2024年会降到46%。教师的人口组成特性则是越来越多元化，不过程度有限，因为根据2012年的统计，美国仍有82%的教师是白人（美国教育部，2016)。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白人教师和白人学生的比例变化，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不只影响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PreK-12),也会影响到学术界和教师培训计划。

学校区域设置代码是美国联邦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采用的数字编码系统。 现在最新的系统是都市中心区域设置（urban-centrie locale,UCL)代码，这种系统“以城市的角度为优先，综合学校的大小规模和其位置与非都市区的距离，依序编码“[”。每所学校依据不同的变量划分为城市、郊区、小镇及乡村等类别，其中各包含三个变异体，共有十二个编码。 这种编码方式起初是在一篇博士论文当中应用，后来经过修改，运用在另一个不同的大学，并参照最近通过的edTPA教师表现评量标准，来考核实习教师的上课情形（3)。此种架构有益的部分在于，这使得教育界日渐重视“情境化学习”（context for leaming),迫使实习教师们必须刻意考虑到学校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组成。准教师们必须利用edTPA评量标准的检核表，以简易的方式分辨都市、郊区或乡村。

上述策略导致人们很容易将这三者视为自然演进的结果，并引导出先前对于都市空间的假设以及对实地访查预先的期望。 虽然，这三个一组的编号和学校区域设置代码使用了相似的编码规则，但从语意学的角度来看，还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因为在设置学区代码时常会用到方言，而这些用语，包括都市边缘、大城市、小镇、大都会、郊区等都蕴含不同的意涵。每位学生会拿到一张学习单，我们先通过各种问题来搜集学生们过去对这些区域的理解或误解，接着再请他们亲自探访这些地区的学校。

另外，学生们也会拿到学校分配的名单和所有美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的学校代号，他们的任务是挑出心目中认为最能准确反映现状的学校并圈选出来。在开放式作答的部分，学生们必须以视觉的方式描绘出当他们听到都市、乡村和郊区三个词汇时，脑中所想象的画面。我在他们从小就读学校的学区也做了类似的事，借此建立他们关于选定观察学校的立场与观点。总而言之，这样的活动能轻易地获取他们对参访学校过往的经验及未来的期望值，也为他们实习结束后再回到这些学校立下了基准。 班级拿到了他们家乡的学区和参访学校的确切的MCL和UCL区域设置代码，然后他们必须针对这些代码是否符合他们所认知的学校代号，依据准确程度提出反馈意见。所有的代号都经过非常具体的评估标准，且通常与学生们真实的生活经验相反，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相当麻烦。

九、总结 艺术界有越来越多人对于这种通过视觉的形式来理解、体验并呈现外在世界的方式感到有兴趣，我们认为这代表艺术教育领域的教学法，将逐渐偏重于数据可视化。现今数据能以各种形式取得，十分便利，而且科技不断进步，我们深信及时了解数据可视化的发展，将使其能有效运用于幼儿园至高中阶段（PreK-12)的教学、学术研究、课程倡导、小区空间、专业发展等其他领域。前述例子只是目前艺术教育领域蓬勃发展的研究方向之中少数的案例。我们建议更多学者重视艺术可视化的研究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