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琴棋书画一直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修课「古琴被文人视为什么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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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圩/文
[摘 要]琴棋书画，以琴为首，不是一个偶然的排列，而是有着它的必然性。首先，琴为音乐，而音乐在古代具有崇高的地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次，音乐有着其它艺术所无可比拟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最后，古琴自身的特殊材质和形制，使它有着其它乐器所不及的修身性能。
[关键词]琴棋书画；修身四课；文人艺术
根据笔者所见文献，“琴棋书画”之说最早出自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唐高测，彭州人。聪明博识，文翰纵横。至于天文历数，琴棋书画，长笛胡琴，率梁朝朱异之流。”自此，弹琴、弈棋、书法与绘画成为古代文人个人修养的四门功课；其以“琴”为首的排列顺序，也得到后人的认可并长期使用。那么，这以“琴”为首，仅仅是一个随意的行为，还是具有某种学理上的必然性？
音乐是古代中国社会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说祀与戎是最重要的两件大事，那音乐就是仅次于祀与戎之外最重要的事了。音乐对于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远在商周之前的黄帝时期就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同。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古代人对乐的功能十分看重。圣贤之人不仅重视乐，更在乐的方面有所建树，“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隋书•儒林传•何妥》），可见乐产生之早。《易经》有言：“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上古圣人对乐的重视。进入春秋时期，孔子将周朝乱象总结为“礼崩乐坏”，其为学生编制的教育课，“礼、乐、射、御、书、数”更是将乐放在礼之后第二位。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乐是仅次于礼的重要之课。
事实上，对乐的产生与作用的认识，在《礼记》第十九章《乐记》中有着非常明确的表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表明我们的先人认识到音乐与我们的心灵、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音乐与我们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这种对乐的认识，成为后世儒家强调音乐的“修身养性”、道家的“天人合一”、释家的身心和谐等理论的基础。此外，它还对音乐的构成作了非常清晰而又精彩的阐述，指出声在相互应和中产生变化，先有声，而后有音，再之后有乐。“声”、“音”、“乐”的区别，包含了人-禽、高-下之辨：“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君子是指有德行、有文化的人，只有他们才懂得乐，能够欣赏乐。正因为此，乐才在古代获得崇高的地位，得以与“礼”并称，形成源远流长的“礼乐”文化。《礼记》指出，礼的重要性在于使人学会秩序，而乐却可以使人们和谐相处。运用乐来和谐社会，其立足“王道”的治政思想赫然见之。这种认识，使乐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得到高度重视，拥有崇高的地位。
但是，音乐的治政功能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制度、政令等治政手段，而是通过对每个人的个人修养，而且是自我修养来实现的，而这自我修养总是离不开音乐的辅助、催化和维持的作用。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便是指出一个人修养的完成，需要有诗的激发，要有对礼的认识和遵循，但更需要音乐来成就它。没有音乐相佐，我们对礼、对德就会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地步，而不会产生一种向往和需要，故而难以有效地去实践，去遵循。而且，即使你能够去遵循，去实践，也免不了被动，难以在实践中获得快乐。而在实践中不能享受快乐的活动，均难以持久。有生命的、合乎人性的文化，其目的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和快乐，让人充分享受有限的人生。中国文化中对个人的修身要求，也是指向这里。在这方面，孔子就是一个极好的典范。他曾经描述过自己所经历的修身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最后的境界就是人生真正自由和快乐的境界，这个境界与艺术上的审美境界极为相像，实际上也就是在长期的修身中借助音乐等艺术的直接结果。音乐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如此高的地位，道理即在此。
音乐之所以在古代文化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能够承载移风易俗、修身养性的重要功能，又是因为它具有其它艺术所不及的特殊性能。就其它三者而言，它们确实也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下棋可以锻炼人的思维，特别是从全局出发的整体思维，可以让人的心静下来，有利于将世俗中的名利争斗转移到小小的棋盘之上，化解生活中的无谓矛盾。书法和绘画，在中国是一对孪生姐妹，都是用毛笔在纸上所做的功课。它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经常性地从生活中捕捉诗意，攫取形象，营造趣味，并通过自己的运笔用墨，将它们实现在纸上，形成视觉观赏的对象。整个过程，既是美和诗意的创造，同时也在所创造的艺术意境中涵泳、陶醉，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在这些方面，它们与音乐没有什么两样，因为音乐也正是通过演奏从生活和生命感受中孕育诗意，创造美感，并在其中获得无穷乐趣和精神享受的。不同的只是，音乐是以音响的形式作用于我们的，它所开辟的是一条听觉享受的路径。一为视觉，一为听觉，乍一看，两者之中，视觉应该更重要，使用率也更高。从某些方面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从另外的方面看，即从它们对人的心灵的影响力方面看，情况其实正好相反。
首先，音乐是最具群体性、社会性的艺术，也是最具强迫性的艺术。其它艺术，如棋、书、画，如果你不去沾它，它就不会对你发生影响。你不去下棋，棋就不会影响到你，它所暗含着的功能就不会在你身上实现。书画亦如此，你不去捉笔，那么它在运笔用墨过程中的作用就无从实现；一幅书画作品，它不在你的视野，或虽然在你面前，但你不去看它，它也不会对你造成影响。音乐则不同，你不管愿不愿意听，也不管你是否喜欢，只要你在这个音响空间，只要你能够听见音乐的音响，你就无法逃避，就不能不接受它的影响。也因为这一点，自古至今，我们在举行一些重要仪式时，通常总是用音乐来辅助，而不是书画或其它艺术形式。有人说，音乐是最具侵犯性的艺术，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音乐作用于人的心灵最为深入、幽微。我们在听好的音乐时，往往有这样的感觉，音乐所生的效果好像不是从外在感官进入的，而是直接就在内心深处自己发生的。音乐能够拨动人的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那根弦，使你获得最深层的感动。这应该与听觉的特殊性有关。有学者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论述。他引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明“听”和“看”的不同，认为“前者具有领会性，因而是内在的，深刻的，是触及人的根本状态的；而后者是世俗的、表象的、外在的，仅仅建筑在好奇心上面。”“好奇仅仅是一种表象的感知，是对感官刺激的满足，而没有对所看之物加以领会。‘好奇之设法去看它，只是为了看看，为了看过’（海德格尔），所以它是外在的。领会则以心灵接物，它直接深入到存在的本真状态，直接诉诸人的心灵悟解力，所以它是内在的，深邃的。”[1]他还从古代造字法中分析出这个道理，例如“聪”和“明”，前者为耳灵，后者为眼灵。但“聪（聰）”从耳从窗从心，意即耳是心灵的窗口。而“明”则从日从月，仅表光源所在，有光我们才能眼明，寓意较为外在。这说明，在古代，人们也是认为听觉要比视觉更接近心灵，更能进入内心深处。
还有一点，就是音乐对人的影响特别迅速、快捷。其它艺术形式如书画，对人的影响总是需要一个过程，你先要能够看到它，然后还要能够看懂，看懂还不一定能够产生影响，还必须与你的心灵正好契合，否则难以引起共鸣，不能产生共鸣，影响也就无从发生。可见，它不仅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音乐则不同，正是由于它的上述诸种特点，故在作用于人时，它可以立即进入人的内心深处，产生心理效应。所以，音乐可以在瞬间改变人的心情，当你处于忧郁状态时，一曲轻音乐可以即刻将其化解，使你轻松起来；而当你处于兴奋状态时，一曲悲伤的乐声也会把你拉到相应的情境之中。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需要立刻调动人们的某种情绪时，音乐总是首选的工具。
当然，这个道理并非是我们才懂得，在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认识得非常清楚。孔子曾说，他听《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即可见出音乐的感染力何其深入持久。孟子也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章句上》），“仁言”是指诗，“仁声”即指美妙的音乐。这是从理论上第一次对音乐感染力所做的表述。之后不久，荀子对此又有更为完整的表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论》），是对人的影响的深邃性和迅疾性所作的评论。既然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将音乐列于移风易俗、修身养性的四课之首，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其它艺术相比，音乐的修身功能最为突出，而在音乐的各种类中，琴又是众多乐器中最为突出的一种。数千年来，凡乐器者不知凡几，唯有琴成为古代文人的密友，“士无故不撤琴瑟”（《礼记•曲礼下》，成为一个悠久的传统，弹琴、听琴、研琴成为古代文人自我修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渠道。
文人自我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提升自己对人生、对宇宙、对社会的思考，培养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营造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正因为此，古代琴人在很早就提出琴有“禁”的功能，先秦医和提出琴的“仪节”功能，东汉时又发展出“禁”的概念，提出“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班固《白虎通德论》）和“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桓谭《新论•琴道篇》）的命题。此后，修身内容又不断丰富，先后提出“攻琴如参禅”（成玉磵）、“琴者，心也”（李贽）等思想，较为完整地阐释了《礼记》中提出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内涵。这个内涵也使得琴在文人修身四课中的首要地位更加巩固。“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然天下治”（《新语•无为》），“将治四海先治琴”（范仲淹《听真上人琴歌》）。可见，在古代文人那里，演奏古琴不仅是单纯悦耳娱乐，更是修身之道，成圣之途。与儒家相似，道家也重视琴的养生功能。庄子说：“鼓琴足以自娱”（《庄子.让王》）；李贽说：“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李贽《琴赋》）。这是老子“淡兮其无味”思想的延续，体现了道家所倡导的自然无为、悠然自足、不计利害的人生态度。此外，琴还与禅相接通，“攻琴如参禅”亦成为文人琴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其宗旨也仍然在修身。在他们看来，弹琴与参禅其方向完全一致，都需要超越自我，需要琴者通过琴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来不断地提升自己，更好地成就文人修身中的自省和反思。
那么，古代文人为什么会在众多乐器中唯独选中琴作为修身的法器呢？这其实是与琴的自身特点有关。古人有言曰：“琴之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应邵《风俗通义》）所以，“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嵇康《琴赋》）“君子所常御者，琴最亲密，不离于身。……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矣，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苏璟《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①古琴高贵、洁清、幽雅、飘逸、古淡之音，既符合了文人对天人合一的志趣，也符合了文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白居易）的追求。古琴与其它弹拨乐器不同，其共鸣箱体由一块整木掏空而成，音响远比由木板胶合而成的乐器来得深沉、浑厚，其古朴、苍茫的音调与文人领悟自然之道不谋而合，这也是古琴在音乐中地位独特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古琴的弦下不设音梁，其有效弦长远甚古筝、琵琶等乐器，且弦的振幅大，振动时间久，故而弹奏出来的声音余音绵长不绝，有绕梁之韵。古琴声音不似二胡如泣如诉，却更委婉沉静；不如筝响亮欢快，却更加平和沉稳；不如琵琶大珠小珠的直接，却更细腻含蓄，不动声色却气象万千。古琴的声音让人迷恋，“泛音”生动轻灵，“散音”浑厚沉着，按音激越凝重，似有余韵袅袅、象外之致的味道，就好像一炷香慢慢地在空中舞蹈，且实且虚，缭绕而去，仿佛中国画中的那种水墨烟云，郭熙《早春图》中卷云的山岚萌动，又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那样的绵绵不断，遥远至时间深处。古琴独一无二的声音，让它难以和其它乐器合奏，古往今来，唯有那幽怨迷离的箫能与古琴相和而成林下之风，带人神游物外。加上古琴独有的“走手音”，更使古琴的音响显得单纯、简洁，适合营造空灵、静谧的意境，虚灵之韵与人声之韵在这里高度契合，将文人之弹琴中的抒怀、养心、托志、味道等得以综合的体现。古琴作为乐器本身在演奏与音乐表意上的突出优势，是其能够从众多乐器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修身的首选乐器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刘承华.艺术的生命精神与文化品格[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386-387.
[2]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谭水清.意韵—古琴艺术表现之精髓[D].吉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
[4]张计.论古琴音乐文化中的儒家审美观[J].船山学刊，2010（2）.
（孟云飞转自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