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的优点和缺点「体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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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德锋

自“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书法开始复苏。上海《书法》杂志的创刊，意味着中国书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紧接着，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中国书法》《书法报》《青少年书法报》《中国书画报》《书法研究》《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美术报》等专业报刊相继创刊，协会和报刊都开始各自举办全国性书法展赛活动，一时之间，书法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

伴随着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导的各类全国大展的持续举办，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书法人才，这些经常参加大展大赛的作者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是那些获奖作者更是成为了新时代书法界的宠儿，为大家所耳熟能详，一跃而成为书法明星，逐渐走上各级、各地书协的领导岗位，有的成为新的展览评委，掌握着书坛的话语权力。

在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展览毫无疑问是书法界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书法人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紧紧围绕展览而展开的，展览成为了当代书法的一大特点。

“展览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伴随着全国大展的不断举办逐渐形成的。

最初的展览作品尺幅都不是很大，最多也就是四尺或六尺，作品的形式也比较单一，尤其是宣纸的颜色多为白色。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五届中青展出现了“广西现象”以后，作品尺幅越来越大，从六尺到八尺，再到丈二、丈六甚至更大。宣纸的颜色更是落英缤纷、绚丽多彩。作品形式五花八门，那种使用纯白色一整张宣纸书写的作品已不多见，更多的作品都是采取裁剪拼接、染色做旧的手法，出现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局面。

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的丰富，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爱美的心理需求，就像人们的服装，从改革开放之前单一的黑、蓝、灰发展到后来的各种颜色，从以前单一而老旧的款式发展到后来的新潮、考究。妇女的发型和头发颜色也可以依据自身喜好随意设计渲染，可以任意打扮成自己和他人喜欢的样子。因此，思想观念的改变影响了审美观念的改变，而审美观念的改变则引发了一场重大的社会改变。书法展览作品款式和颜色的改变也正是在这种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心理发生巨大变化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二是展览的跟风效应所导致。国人历来便有从众心理，也就是所谓“羊群效应”。特别是五届中青展广西的四位青年作者以裁件拼接、染色做旧方式创作的作品获得大奖之后，便一下子在书法界产生了轰动效果。新奇的作品不仅赢得了展览评委的青睐，而且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书法家和爱好者们的好奇心理。既然这种类型的作品能够在展厅琳琅满目的作品当中光彩照人、逮人眼球，从而获得大奖，何不如法炮制呢？这无疑也是功利思想的具体体现。

于是乎，在这样的双重心理驱动下，展览作品的形式设计越来越繁琐，从款式到颜色，无一不是花样翻新，煞费苦心。后来愈演愈烈，几乎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除了裁剪拼接、染色做旧之外，还有划线、打格子，在作品的各个部位加题长跋、加盖印章等等。有的作品除了形式上繁琐芜杂之外，甚至将真行草隶篆五种书体集中体现在一幅作品上，比如正文是隶书，题首是篆书，落款是行草，跋语是小楷。作品尺幅动辄八尺、丈二或者更大，长篇巨制，书兼各体，这样的作品挂在展厅当中，可谓气势宏大，先声夺人！

然而，人人都这么干，特色也就不成为特色了，而是逐渐成为了一种流弊。这些形式上的繁琐设计和颜色上的五彩缤纷从一开始的视觉冲击慢慢演变为审美感官上的视觉疲劳。这种形式的作品曾被人戏称之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也就是说，创作这样的一件作品，从宣纸的裁剪拼接、染色做旧到作品正文的书写、落款、题跋和钤印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通常情况下，一般创作这样的一件参展作品还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还需要反复创作很多遍。这就需要反复酝酿、反复设计、反复书写，其付出之艰辛可谓不言而喻，即便是这样，有的还不一定能成功。

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往往形式大于内容，不免有喧宾夺主之嫌。就书法创作的本质而言，重点在于书法本身，也就是你书写在宣纸上的这件书法作品要具备点画精到、结构合理、章法完美、气韵生动、格调高古、意境深远、风格独特这些要件才能算得上是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如果仅仅只是在形式上花费较大的功夫，翻新了花样，而书法本身要么是临摹功夫不过关，要么是仅仅停留在临摹功夫基本过关的层面上，而毫无个人艺术风格可言，那这样的作品自然也是空洞而乏味的，没有什么实际艺术价值可言。

中国书协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在近些年来的展览征稿启事当中，明确规定作品尺寸，一般长度都控制在六尺和八尺之间，反对在形式上做过度的裁剪拼接和染色做旧。这样的规定，无疑可以从制度上对过度设计形式的作法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本来，任何形式都是服务于内容的。形式大于内容，无疑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书法人对此要有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应当将不断提升自己的临创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放在首位。树立独立自主的书法审美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书法上真正有所建树。

（孟云飞转自《中国篆刻》 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