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韩林子论新诗的起源与发展「诗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互联网 2023-06-03 09: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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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起源与发展

文/韩林子

【作者简介】

韩林子,湖北人,上世纪60年代出生,70年代写诗,80年代办刊,90年代出版诗集。1991年经济管理专业毕业,1993年政治教育专业毕业,1999年法律专业毕业。为纸刊《中华山诗刊》主编,《湖北诗歌》主编,《中国韩氏诗歌》主编,《世界诗坛》主编。

自胡适搭上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快车,提倡白话诗,把诗歌变成大白话,并于1919年将之编辑为《尝试集》出版。

但他的白话诗,就是顺口溜,也叫打油诗。与中唐诗人张打油的打油诗半斤八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诗。

如果说新诗起于胡适,不如说起于晚清以黄遵宪康有为等为代表人物倡导的“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

再往上追溯到唐代,比张打油更早的李白,他的《静夜思》就是白话诗,之后白居易更有追求通俗易懂的白话诗倾向。

因而,胡适又想着怎么才是新诗的形体。想起梁启超说的,革命后的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

就把白话诗改为新诗,说“写诗如作文”,让新诗像散文一样,不像诗。因而,穆木天说胡适,是“新诗的罪人”。

新诗真正的创造者,是创造社的郭沫若,1921年出版了《女神》,开始展现新诗的模样。作为基本模子,沿用到今。

而新月派的闻一多与徐志摩,探索着不割裂传统诗歌,从音韵诗意与艺术上,将新诗发扬光大,写出一首首优美的佳作。

但新诗毕竟比较稚嫩,还不成熟,又流派纷纭,一个个像诗歌池水里摆动的蝌蚪,少数变成能够上岸的青蛙。

新诗又走了几十年,到新中国以郭小川贺敬之等为代表的第一代诗人,一直行走在郭沫若的道路上,像唱着欢快的儿歌。

直到以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即第二代诗人,让新诗成长为青年。诗歌经过六十年的发展,趋于成熟。

到了周伦佑西渡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诗歌开始回潮,回到胡适的时代,口语诗肆虐,散文化严重。

应该说,新诗的源头来自戊戌变法前后的“诗界革命”。那时出现“新诗潮”,诗歌也处于“变法”时期,即将改变写作方法。

最初的新诗是黄遵宪叫出来的,名曰“新派诗”,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新派人士皆在试写,唯黄遵宪最有成就。

他们认为中国的古体诗歌不足以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和新的文化知识,要求“诗与时变”,尝试打破旧诗的枷锁。

应该说他们正在历史的交叉处,举着黎明前的灯火,踏着探寻的脚步。一边思考,一边寻找路口。

但梁启超因为改变不了旧的思想,提出以“欧洲之语句意境”,与旧风格谐和,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因此他们不愿也不能,完全打碎诗歌的旧世界,也就建立不了诗歌的新世界。只是诗歌的一次改良运动,是旧瓶装新酒。

就像戊戌变法一样,以失败告终。此时,广为人知的“新学诗”,也叫“新诗”,随着变法的失败,像一阵云飘走。

也因为他们都站在旧时代的立场上,很快被人们遗忘。当胡适提出“文学革命”,创作白话诗时,误把其看作新诗第一人。

但其实,他们都在相近的两个时代,都是第一个提出并写作的人,却都不是新诗第一人。因为他们写的诗,都不能叫新诗。

胡适因在2017年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并在《新青年》一月号发表,第二卷发表《白话诗八首》,一举成名。

很多人因为他有新思想,很鲜活,而把他当成创造新世界的人才,不知他是个论文没通过答辫未获取博士学位的冒牌货。

导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当教授,差点被一些老师和班上所有学生赶走,只因为傅斯年爱惜“人才”,使胡适保住了睑面。

他真才实学并不多,但善于哗众取宠,更善于摇旗呐喊,因而在新文化运动中需要他这个人物,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就像他写的被人误以为新诗第一首的顺口溜《两个黄蝴蝶》,还是五言律诗的旧体例,名为白话诗,不是新诗,算不上创举。

不论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白话文学史》,有上卷却无下卷,是无精力而写还是学识不足,抑或另有玄机?

当很多人把他当成新诗的开山之祖时,他只引用陆游一句话“但开风气不为师”,表面上谦虚,实则据之大功。

因而,他的《白话文学史》下卷自然写不下去。如果继续写,人们就会知道真正的开山者是谁,那么会对他大打折扣。

不过话说回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的作用很大,时代需要他这样的捶鼓手,新诗从他这里有溪水流出。

并因此,才有吸收西洋文化养分的郭沫若,创作出真正的现代新诗,很快成为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

从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前后,以黄遵宪为旗帜的一些新派诗人,最先探索古体诗向新诗转变的道路。

到胡适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浪尖上,提出“文学革命”,尝试白话诗写作,力求探索出一种新的诗歌写作方式。

但这两次“革命”的倡导者,是对旧诗的两步改良。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帜,不知道怎么革掉旧诗的命。

不过作为诗歌革命的先行者, 他们都具有不同的首创精神。没有他们在前面探路,特别是呐喊,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新诗。

不久在日本的郭沫若,于1919年借鉴西方诗歌样式,开始创作系列与古诗风格完全不同的自由诗,很快完成白话诗到自由诗的华丽转身。

我们现在所说的新诗,因此叫自由诗,与古诗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所以,郭沫若才是诗歌真正的革命者,公认为新诗的奠基人。

郭沫沫式新诗自由奔放,直抒胸臆,影响深远,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被新中国第二代诗人,即朦胧派改变一些。

紧随其后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1922年开始创作新诗,1924年出版了《志摩的诗》,将自由诗提高到新的艺术境界。

他们创作的新诗因为观念和写作的不断碰撞,有很多局限性,导致新诗在之后经过差不多六十年发展,还不能完全成熟。

如今新诗虽基本成熟,但那时各种诗派影响到今人,质量参差不齐。也因为缺少领袖式诗人,众说纷纭,不能一概而论。

由于郭沫若式诗歌长期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吼叫式与口号式诗歌流行,诗艺一直提高不了,文学性还处于幼稚状态。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诗歌不能固步自封,要适应新的时代变化,走上与世界接轨的道路。

于是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诗歌涌现出新的大潮。北岛舒婷顾城等一些诗人成为弄潮儿,朦胧派诗歌应运而生。

他们一些人运用哲学与隐喻,让语言具有歧义性,可以多种解释。一改过去几十年的直白与浅显,开始向深度进发。

不过他们是在旧式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用隐含的文字,遮住世界的光芒,又透出一丝光亮。

像冬天的早上,大地飘起的一层雾岚,欲遮住人们的双眼,又若隐若现,让语言产生出一种朦胧胧的美感。

这样的文字无疑是艺术化的,能推动中国诗歌大踏步向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具有划时代意义。

但他们是在“不正确”中正确了,写得太像诗,并很有水平,成为“螳螂捕蝉”,却不知第三代诗人这些“黄雀在后”。

因而,他们一听见“打倒北岛”的口号,立马惊慌失措,四处逃窜。闪射在世界的光芒虽然万丈,却只有短暂一瞬间。

北岛逃到欧美,顾城跑到新西兰,进了鬼门关。舒婷是个女人,跑不动,赶快关紧诗歌的大门,躲在自己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