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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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中那些研究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让我们认识了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再发现是如何与经验探索和实验研究进行互动的。这一点在了解人体内部构造的发现所循的发展历程，尤其突出。这种经验探索与实验研究往往是受现实驱动的刺激而推动。

拉斐尔《雅典学院》

早期人体内部构造的探索屡屡被禁，学者通过解剖动物或死囚来实现研究目的。

早在人文主义到来之前，医学便是公认的大学学科。那不勒斯南部的萨莱诺（Salerno）拥有一座国际知名的医学院，其影响力在 10~13 世纪达到了顶峰。到了13世纪下半叶，在博洛尼亚大学，医学研究已经体系化，并与艺术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自然哲学密切结合，一起进行教授。在这一时期，古代的医学权威伽林（Galen）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作品已经被阿拉伯人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文，他们二人也因此为世人所熟知。此外，中世纪阿拉伯传统的重要医学权威的拉丁文作品也已经在市面流行，其中最杰出的便是 11 世纪波斯博学家阿维森纳（Avicenna）的作品。

正是在 14 世纪初期的博洛尼亚大学，我们发现了大学医学教育中首次使用人体解剖辅助学习伽林的解剖学作品的证据。但是，出于宗教原因，古罗马禁止解剖人体。囿于此，伽林只找一些在构造上与人体接近的动物，如猪、巴巴利猿猴等，在它们身上练习解剖。因此，我们看到，讽刺的是，基督教最“具中世纪特色的”一个方面，在这件事上反而成全了一种明显“具文艺复兴特色的”做法，而这一做法最终又对人类于物质世界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医学解剖往往会破坏人的身体和面容，人们对它的态度自然也是反感的。所以，医学解剖的对象一般是被处决的罪犯。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医学解剖是亵渎的行为。

在解剖学研究的历史上，这一早期历史阶段的代表性文献，是1316年博洛尼亚的教授蒙迪诺·德·里尤兹（Mondino de’ Liuzzi）的著作《解剖学》 （Anathomia）。这本书既是指导解剖实践的手册，也是有关解剖学理论的著作。该作品的影响非常深远，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不断被再版，并一直在大学里被用作教材。

虽然蒙迪诺著作中的解剖实践是首次有文字记录的解剖实践，但第一位引入解剖实践的人，可能是他的前辈塔代奥·安德雷奥蒂（Taddeo Alderotti）。安德雷奥蒂引入解剖实践大概是在 13 世纪末期。我们开始在意大利寻找最早有文字记录的、为公共卫生和法医鉴定目的而进行的尸检案例，也是在这一时期。博洛尼亚首开先河之后，关于尸检的做法和教学法的解剖实践便在14 世纪时逐渐传到了意大利的其他各文化中心。

1482 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Ⅳ）正式许可医学解剖的行为，前提是具体的解剖行为应得到基督教会当局的批准，并在事后为遗体举行基督教葬礼。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为解剖研究注入新的力量，艺术家、理发师兼外科医师之类的技术人员成为实践人体内部构造探索的主要人员。

这一时期解剖史上的一个更重要的发展，体现在艺术家对解剖所持的不断浓厚的兴趣上。随着现实主义成为对人体再现的艺术标准，以及在古典时代的影响下裸体画或雕像被重新引入艺术 家的技能库，精通解剖学知识便成为艺术家需要习得的更为关键的条件。从 15 世纪晚期开始，我们开始发现一些迹象，表明艺术家对“notomie”（字义为“骨骼或构造”）产生了兴趣——在当时， “解剖”被称作“notomie”。

16 世纪的画家、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把在这方面处于引领地位的功劳归在了安东尼奥·波拉尤洛 （Antonio Pollaiuolo）的身上。虽然在波拉尤洛本人是否关注到了解剖学或是否将自己局限在了对表体解剖学的细致观察方面，艺术史家们意见不一，但他的作品《裸体男子的搏斗》（Battle of Nude Men，1465）在再现人体肌体组织方面，无疑是开创了新的局面。

达·芬奇《维鲁特人》

当然，艺术家沉迷解剖的最著名的例子当属莱昂纳多·达·芬奇。达·芬奇将对艺术的兴趣和对科学、哲学的兴趣 彻底结合起来，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达·芬奇首次对解剖学 形成系统的兴趣是在 15 世纪 80 年代他效力于米兰宫廷期间。在 那里，在 1489 年 4 月 2 日这个无比确切的日子，他开启了后来被 他命名为《人体比例研究》（The Human Figure）之作的创作。这 个创作始于他对头骨一系列的研究，并利用建筑师、工程师发明 的技巧，在诸如素描画等二维的介质上再现三维的效果。

达·芬奇对这一研究课题的兴趣在16世纪最初的10年间变得浓厚起来， 而且他也获得了第一手的“解剖”经验（他首次有文字记载的解剖发生在 1507 年，解剖对象是一位声称活了 100 岁并且“无任何痛苦的表现或迹象”而安详离世的男人；据达·芬奇所言，解剖此人是为了揭开“如此安乐的死亡”的奥秘）。

根据瓦萨里的记载，1510~1511 年，达·芬奇与帕维亚大学的一位教授马肯托尼欧·德拉·托雷（Marcantonio della Torre）医师合作，意图出版一部关于解剖学的专著，却因为德拉·托雷早逝 而中断了这一计划。不管这件事真相如何，达·芬奇留下的解剖素描图无论在科学洞察力的深刻上，还是在艺术还原的精确和技巧上，都是非同凡响的。在达·芬奇的素描图中，有一些素描图记录的人体构造的细节，甚至是几个世纪后的学术医学也没能注意到的。虽然达·芬奇从未出版过这些素描图，但是他的一些素描技巧似乎为同时代的艺术家所熟知，而 16 世纪也见证了解剖素描在整体上发展到了极为精确的程度。

解剖作为获得关于人体结构与功能的新知识的途径，达·芬奇对它持有的钻研态度在他那个时代也非同寻常。在大学文化内部，传统上解剖只是起到教学和示例的作用，为白纸黑字的、无疑没有改进空间的文本知识提供视觉上的例证。

《解剖笔记》I卷12页 摘自《达·芬奇手稿》

大学里标准的做法是请如理发师兼外科医师之类的技术人员进行解剖；与此同时，主讲人阅读、点评蒙迪诺的作品。然而，到了16世纪早期，人们的态度开始转变，这种静态的传授知识的范式也开始被视为是愚钝的。医学人文主义和塞尔苏斯的作品的发现，让医学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古亚历山大文化时期解剖学调研传统的重要性，这种传统在迦克敦的赫洛菲洛斯身上便有体现。与此同时，当代地理学的进步正在传播着这样一种思想，即实证研究能够将知识的疆界拓宽到古人所无法企及的地步。在植物学和草药医学领域，尼科洛·莱奥尼切诺早已出版一部富于挑衅性的论著（1492 年出版；1509 年修订），指出了普林尼《自然史》中因混淆植物的希腊语名称或疏于观察而导致的无数谬误。

关于经验观察的重要性大于科学权威这一点，莱奥尼切诺的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评论：如果我们不能凭自身的能力来观察和探索真理，为什么大自然要赐予我们眼睛和其他的官能？我们不应自废其能，一味盲从前人，自己却从无发现：如果我们将一切都交托给别人判断，自己不做任何决定，那我们便是在用别人的眼睛观察，用别人的耳朵听闻，用别人的鼻子嗅知，用别人的大脑思考，自甘堕落为一块顽石罢了。

医学教授亲自上阵，解剖学研究开始朝着更为经验主义的范式转变。

到了 16 世纪最初的 10 年，意大利各大学里的解剖学研究开始朝着更为经验主义的范式转变，这集中体现在医学教授越来越不担心弄脏双手，愿意亲自动手做解剖实践。雅可波·贝兰加里奥·达·卡尔皮（Jacopo Berengario da Carpi）的一篇论著在他去世后的 1535 年发表。在文中，作者和伽林在许多方面都持有不同意见，而作者的这些观点都扎根于他自己的解剖经验之中。

更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是，1543 年，出生在佛兰德的伟大解剖学家安德烈亚斯·维萨留斯——或称安德烈斯·范·维泽尔（Andries van Wezel）——以他在帕多瓦进行的解剖实践为基础，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论著《人体构造》，其中还附有一幅他本人正在解剖一只手臂的插图。维萨留斯这本论著的著名之处，在于他对伽林的解剖学著作所做的数不清的纠正纠偏工作，以及他言辞尖锐、旗帜鲜明的主张——他认为，伽林的无数谬误是因为他关于人体内部构造的知识是建立在对动物解剖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人体解剖的基础上。

虽然维萨留斯以人文主义的方式将他现代的解剖实践描述为对古典时代的回归，尤其是对建立在解剖实践基础上的、伽林时代之前的古亚历山大文化时期的解剖学传统的回归，他对伽林的纠正依然遇到了一些尖锐的反对。维萨留斯生活在巴黎的前老师雅克布斯·西尔维乌斯（Jacobus Sylvius）——或称雅克·杜布瓦（Jacques Dubois）——就含沙射影地称他为“维傻 努斯”（Vaesanus），“Vaesanus” 就是“疯子” 的意思。西尔维乌斯声称，我们不该认为伽林错了，而是应该假设自古罗马时代以来，人体的构造已经变了。

然而，虽然有类似的反对声音，维萨留斯的经验主义传统在 16 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依然兴盛起来。

文中图片来源《文艺复兴艺苑名人传》、《达·芬奇手稿》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内容选摘自新史纪系列《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1303-1607）》（英）弗吉尼亚·考克斯著、付稳、伊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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