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造型作品「异形陶瓷」

今天神州网小怡分享陶瓷造型作品「异形陶瓷」一文，希望对您有帮助。

“炉火虽然依旧通明，但是一切已经走向黑暗。”

「下篇」长的都让我自己都感觉到窒息了，我尽快写完，我自己也快失去耐心了。

但是，陶瓷的衰败过程，就是这样的漫长和让人感到窒息和无望，这样的死亡长尾一直拖到了我们现在，我们的陶瓷艺术和审美已经死了。而我们在回顾这具死尸的死亡全过程。

宋、元时期，景德镇完成了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集结，也显现出了规模化的巨大产业优势，但是随着瓷器“走进千家万户”，瓷器开始逐渐失去了审美，成为一种生活普通材料。制瓷和生产成了和制茶，晒萝卜干一样的技术活，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丝绸业也一样，全世界有钱人都盼望着远在中国的白色蠕虫快点吃绿叶，然后吐出白色，由全村妇女纺成纱，再有城里的规模作坊织成漂亮的绫罗绸缎。整个过程中，只需要消耗虫力和人力，几乎没有智力和文化的参与。如果有智力的话，也有一大半，在人员管理和组织生产方面。

景德镇也一样，瓷器的生产，完全由瓷厂主人来决定，瓷工按照生产任务来工作，看起来“有条不紊”和“井然有序”。但这样的场景，和现代的富士康并无二异。瓷厂和瓷器作坊当然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导，他们自己已经是“最专业”和“最优秀”的了。他们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制定生产计划、安排生产，准备足够的原材料、资金以及人力。他们一定觉得已经找到了一条完美的道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优化和提高的了。只要自己努力点，多生产一点，在环节管理上在专注一点，就能增加产量和成品率，就能获得更多的辛苦回报，养活自己和家人，养活自己团队的手艺人。

从本地区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结构，但是从整个行业和市场上来看，这样的生产、制作模式，第一是完全盲目的，因为作坊主只有勇气生产自己预计能快速被售卖完的产品，所以会主动的减少个人风格，尽可能的和市场上现有产品保持一致；第二，这样的生产是一种被动生产，生产者完全不知道消费者在哪里，也和最终销售的利润毫无关系，是一种求着经销商收货的心态，也会使得作坊主更倾向于生产廉价的商品。大家都知道，“廉价”是个维护尊严的词语，背后的含义就是“粗制滥造”。这样的粗制滥造是主观和客观交织在一起的，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

民间的“堕落”完全情有可原，那个时代的宫廷和贵族依然存在，他们的瓷器一定是高品质和精美无比的吧？

其实并不是！

但凡你留意博物馆陶瓷藏品，或者注意过陶瓷图书上关于明代的瓷器的画面和内容，你就会发现明代的瓷器几乎都出自景德镇，从明代开始到结束，造型和装饰几乎没什么差别和变化，这可是整整276年（刚查的数字，从来不记）啊！

想到276年，瓷器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你能想象到那种恐怖、窒息的场景了吧？不是一个人活了10000天，而是那个人活了1天，然后重复10000次！

Warum?

你一定听说过“官窑”，就是宫廷订单，就是一个时代最高级的“特贡品”，理论上也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当我们彻底想明白这个生产组织架构，你就能理解明清瓷器为什么那么缺乏“生命力”，而变得那么的乖巧和顺服，成了没有个性的“老好人”和“软骨头”。这一切都要从官办瓷厂开始。

官办很简单，就是国营，解放后景德镇主要就是国营瓷厂，还有一个叫“宇宙瓷厂”的，有那个时代最宏伟、响亮的名字，要替全世界的家庭生产和制造瓷器。虽然连别人过怎么样的生活，吃什么样的食物都不知道，但是就能喊出这样的大话。大概只有这样热血的话语，才能让弱者和怂人变得高尚和伟大，就像酒能壮胆一样。

继续说回明、清两朝的官办瓷厂。本质上来说，高度计划性、高度组织化，一切都通过官僚系统来构建整个系统，因为这样才能滴水不漏的完成领导的任务。官窑瓷器的生产，本质上就是政治任务，每个组织和管理的层级，都是官和吏。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是天大的事情。任何创新和不可预知的行为，都是具有风险的，会危及自己的职位和自己领导的职位。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照章办事，就是按部就班。为了显得自己有点才能，在自己的领导面前刷下存在感，就需要时不时的翻点花样（而不是创新），在绝对安全的前提在做一些讨巧的组合搭配，定期推出一些“新面孔”，适时的讨下主子的欢心，提供一些短暂的新鲜感。

本质上官办瓷厂的官员和瓷工拥有一样的默契，那就是以最小最安全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果和收益。

整个制瓷业已经彻底堕落，不管是官办还是私人，在各种高压下走钢丝，以自己最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收益。自己只需要面对自己的上级领导或者客户，自己作坊里的陶工只是生产机器，并不是人，只需要压迫，并不值得尊重。因为景德镇的熟练工，要多少有多少。这个阶段，文人、艺术家和社会精英也很难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制造业系统中去了。任何造型都是按照作坊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任何定制，会被认为是浪费宝贵生产时间的事情。来自沿海地区富人的订单，也只是提供一些额外认真一点的高档品。并且也因为景德镇的地理位置，失去了和文人、艺术家沟通造型和细节设计的可能性。毕竟景德镇，成了一个远离帝国政治、经济中心的规模化生产中心。

这样又重要又遥远的尴尬局面，本质上来说，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瓷器不再有魅力，因为技术和工艺永远也不会赋予产品意义和魅力，也不会存在价值感，只剩下了作为商品的市场价格。

官办的瓷厂，小心翼翼的处理着来自宫廷的订单，一不小心人头落地，轻的就是丢官失去生活来源；而私人的瓷窑和作坊，小心翼翼的处理着来自各地采购商的生产订单，因为周围是激烈而残酷的竞争环境，你隔壁的作坊随时愿意以更低的价格，为那个远方的采购商生产商品。越来越薄的利润，使得作坊主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生产环节，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烧瓷器有一定的损坏比例，但是所有投入的人力和资金成本是不变的，一旦生成环节中的损坏比例升高，直接结果就是家破人亡。

这样的情况，景德镇从明代、清代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所以，从制瓷的管理者、作坊主到每个环节的陶工，都是逃避任何创新的，因为创新意味着产品需要被接受的时间，皇帝和百姓都有可能不喜欢这样的新面孔。一旦不被认可和接受，就是巨大的实际损失。

另外景德镇的规模力量，已经将所有的“对手”消灭殆尽。原本一直以来的多元化提供了不同的造型风格和审美趣味。但是由于，规模化和低价，以及所有的“通俗方案”，景德镇断送同行性命的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再也没有不同的造型、不同材质、不同纹饰供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参考和学习，也让所有的用户和消费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样一种形式和风格的瓷器。

瓷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变得可有可无，只是生活中的一种商品。价格低，品质差点，价格高品质好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