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批评方法「人类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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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性抵抗之谜”是由理查德·莫兰、肯达尔·沃尔顿在1994年所提出，它指的是，人们愿意假装相信那些相对于真实世界来说是虚假的东西，但又抵制被邀请去想象其中的道德真理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信念的世界。如何解开这一谜题，当代西方学术界众说纷纭、争议很大，大体上可归纳为七种思路，即概念的“不可能”论、文本的“语境”论、道德命题的“严格概念”论、作者的“权威有限”论、读者的“不情愿”论、“类欲望想象”论、“类价值想象”论。“想象性抵抗之谜”提出了人们在面对虚构世界时，拒绝顺从其中的道德信念这一问题。这一方面引发了对人们想象能力的限度的思考，因为传统观点认为想象是自由的、无所不能的；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学者到虚构世界本身中去寻找答案。如此看来，“不可能”论、“不情愿”论可归为前者，因为这些观点认为，是想象力的有限性导致了人们抗拒去相信其中的道德信条。“类欲望想象”论也可以归为前者，这是从对想象的分析中定位抵抗发生的根源，“类价值想象”论则是对这一分析的推进和完善。“权威有限”论、“语境”论、“严格概念”论则可归为后者，因为这些观点从虚构文本的作者、虚构文本背后的语境、虚构文本中概念的特征来寻找人们抗拒的根源。其实，除了这七种思路外，读者的道德心理也需纳入考量之列。因为，道德信念具有文化性和时代性，不同时代和文化观念中的读者是否抵抗，抵抗到何种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抵抗具有个体差异性。即便是同一文化和时代的读者，基于想象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和道德观念的差异，是否抵抗、抵抗的强烈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对于某些歧义性的道德行为，人们并非都抵抗之，它可能激发人们对不同的道德选择的思考和探索。这对于理想的生活，可能是有益的；而想象性地投入其中，则是这种思考的前提。

在艺术伦理问题上，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D. Hume,1711—1776）坚持道德论立场，认为作品中的道德瑕疵是艺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也指出了另一种现象，即对遥远时空的写作，需要改变我们的认知或想象，因为我们的情感和态度与那些在长期风俗中形成的思维并不相同。他还说：“在一个人对自己所依据的道德判断的标准很自信的地方，他对对象是猜忌的，不会哪怕一刻地堕落他的心灵以迁就任何作者。”这一问题，就是当前西方学术界热议的“想象性抵抗之谜”(thepuzzle of imaginative resistance)。它于1994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莫兰(Richard Moran）、密歇根大学教授肯达尔·沃尔顿(KendallL.Walton)所提出，指的是，人们愿意假装相信那些相对于真实世界来说是虚假的东西，包括物理上不可能的事情，诸如超光速旅行、时空穿越等，但似乎很抵制被邀请去想象其中的道德真理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道德信念的世界。如何解答这一难题，当代西方学术界涌现出了多种观点。本文拟通过梳理其中的代表性观点和思维方法，为当代中国的艺术哲学和文艺理论建设提供参照。

一

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价值判断，都表达了人们的某种态度和观点；但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观念。例如，柏拉图把诗人驱逐出其理想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艺术潜在地有害于青年人的道德；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者摧毁教堂，是因为其装饰性图案中有他们反对的道德观点；德国纳粹曾经举办过一个名为《堕落的艺术》的展览，选择和展出那些他们认为是道德堕落的艺术品。在这些案例中，之所以出现对艺术的道德考量压倒了美学兴趣，沃尔顿解释了原因。他认为，为了审美地欣赏艺术品，人们必须想象性地投入作品之中；作品越是扭曲了人们的道德信条，想象性地投入作品就越是困难，因此欣赏它也就很难了，这就是道德超越了审美。在他看来，16世纪的改革者不能看出被毁坏了的雕像的美，是因为道德教义使得美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见的。

艺术作品很少直接表达道德观点，其道德观更多地是体现在塑造的人物接受了某种观点，但作者可能鼓励读者反对这种道德观点。作者做到这一点，大多是通过诉诸读者的想象性进入作品之中。如果人们发现体现在故事中的视角是冒犯性的，可能拒绝去同情性地认同具有那种道德观点的人物。类似的，可能避免阅读那些我们知道是不准确的历史小说，担心它混淆了自己关于历史事件的知识。对此，沃尔顿认为，人们之所以要坚决抵制去想象不同于我们的道德信念的虚构性世界，是因为，“在解释文学和其他再现性艺术品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作品的虚构世界在道德方面脱离现实世界”。例如，一个只有一句话的虚构：“杀死了她的孩子，吉斯尔达做了正确的事情。毕竟，她是一个女孩。”在阅读时，我们不会把杀女婴视为正确的事情，而倾向于把这个信念归于叙述者或者被描述的文化，认为即便在故事中这也是错误的。作为读者，我们会认为，故事所发生的世界中的道德状况应该与现实世界是一样的。

在《作为似真的模仿》一书中，沃尔顿提出，人们关于虚构世界所作出的决定，在许多方面如同在现实世界中所作出的决定一样。人们使用类似的推论，借用同样的背景信息，操练相同的敏感性和智力，常常在人物的所作所为所说的基础上判断其情感、动机和人格，利用所具有的人性知识以及相关生活经验设身处地的站在人物的位置去理解他，就如同在现实中对于真实的人那样。这种解释虚构世界的原则，就是“现实原则”（realityprinciple）。但问题是，因为它是虚构的，它就是正确的吗？我们能够认为在虚构中种族屠杀是合法的，同时坚持现实世界是不同的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不允许虚构的世界不同于现实的世界，这与我们无能力去想象一种新的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关系有关。也就是说，我们的想象能力是有限度的，无能力去想象性地接受一种实际上拒绝了的道德立场。简言之，沃尔顿的核心观点是，我们无能力、不可能去想象道德信条不同于我们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原则的虚构世界，原因是，我们不希望艺术品的道德信条不同于现实世界，我们是以现实世界的眼光去判断艺术品中的道德规则的。

对于沃尔顿的思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根德勒（Tamar S. Gendler）并不认同。她对这一谜题的解释是：我们习惯于把故事中视为真实的某些东西“输入”(exporting)进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中。如果我们想象性地进入虚构之中，这将牵涉到把道德上偏离的“真理”从虚构中“输入”真实世界。“想象性抵抗”的主要来源，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想象道德上偏离的情景，而是我们没有意愿这么做。根德勒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其中白色老鼠有吃有喝有特权，生活幸福，而黑色老鼠生活艰苦，就因为它是黑色的。这种情况下，我并非“没有能力”（inability）假装相信这个故事中的白色老鼠和黑色老鼠的情形，我之所以产生想象性抵抗，是因为我“无意愿”（unwillingness）去想象。我之所以无意愿去想象，是因为我不想对这个我不赞同的世界采取一种特殊视角。

在沃尔顿看来，发生想象性抵抗的时候，是我们“不能”（unable）跟随作者的引导，因为作者所构造的虚构世界是不可能的；而根德勒的观点则是，应把问题追溯到我们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即我们“不情愿”（unwilling）跟随作者的引导，因为在构造那个虚构世界的时候，作者提供的是一种我们不想去信奉的看现实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作者提供的虽然是虚构世界，但是，其中暗含的是我们对待现实世界的方式。由此可见，根德勒的思路刚好与沃尔顿相反：沃尔顿是从现实世界去看虚构世界而“不可能”，根德勒是从虚构世界进入现实世界则“不情愿”。

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中，根德勒坚持四点：（1）在严肃地投入那些虚构性视角时，想象与推测的区分是重要的。只有想象性地投入文本之中，有力的抵抗才能出现；而疏离性推测的反应，应该是很缓和的。（2）抵抗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想象性的投入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投入（即投入到现实世界）。在想象时，我们依赖于常规的、评价性的概念存储和习性；在想象的结果中，我们可能对真实世界又有了新的洞见，改变了先前的观点。（3）在有关德性的案例中，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东西，我们无法想象它们，这可能是基于某种类型的不情愿。（4）一种成功的理论，不仅要解释人们特殊的抵抗去接受某些虚构的故事，还要解释更为一般性的人们不情愿去采取的比喻性视角的案例。比如，你对我说，难道你不认为露丝阿姨看起来像一头海象吗？我可能并不认为她的前额或鼻子看起来像海象。

这样一来，就有两种思路解决这一谜题，即沃尔顿的“不能”（con’t）论和根德勒的“不愿”（won’t）论。具体情况分为四种：（1）引起了“想象性不适”（imaginativeimpropriety）情感而无想象性障碍的案例，可称之为“纯粹的不愿”（pure won’t）案例。（2）引起了想象性障碍而无想象性不适情感的案例，可称之为“纯粹的不能”（purecan’t）案例。（3）既引起了想象性不适的情感，又引起了想象性障碍的案例，可称之为“不愿-不能”（won’t-couldn’t）案例。（4）既激发了想象性不适情感，也导致了想象性障碍的案例，可称之为“不能-不愿”（can’t-wouldn’t）案例。根德勒认为，人们拒绝采用令人厌恶的比喻性视角的案例，是“纯粹的不愿”案例；人们拒绝去想象有五个角的椭圆形是“纯粹的不能”案例；休谟的经典案例则是“不愿-不能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想象性的不适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其中的内容令人生厌；而想象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则是因为其中的内容不合逻辑。而且，这两者还相互交织：想象某种人们视为不道德的东西，如果将其归类为道德的，所引起的不适感更为突出，因而使得这么做的不合逻辑性更为明显。“不能”“不愿”假说虽然提供了互补性洞见，但同时具有片面性，因为每一个只抓住了部分真理。

沃尔顿的思路与根德勒的思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从读者心理能力的角度来解释这一谜题。相比而言，“不愿”论包括了“不能”论，更具有合理性。之所以“不愿”，是因为读者不想让道德偏斜进入现实世界。

二

2003年，英国开放大学教授马特拉弗斯（Derek Matravers）也撰文批评沃尔顿的观点，尤其对“杀女婴在道德上是好的”的例子提出质疑。他认为，要相信这一点，人们就必须相信，她是女孩是杀她的理由。人们能够完全理解这一点吗？如果理解，这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在虚构中存在着某些情况。比如，在某个虚构世界中，女孩天生是邪恶的，必然导致其他人的死亡和灾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完全理解杀女婴的行为，而且也能赞同虚构中的这一点。按照沃尔顿的观点，人们不能完全地理解的命题是那些人们不能在虚构中赞同的命题。但是，这个命题人们完全能够理解；一旦其复杂性被揭开，人们也能在虚构中赞同之。

根德勒认为，“想象性抵抗”出现在人们面对与现实世界共享背景的虚构之时。那么，为什么在被邀约去赞同其他领域里的已知是错误命题之时没有出现抵抗现象，而单单是道德问题产生了抵抗现象呢？根德勒的回答是，道德命题是“无条件的”（categorical），如果它们是对的，它们就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对的。因此，虚构性的道德真理欲求输出到现实世界之中，这是其他类型的虚构性真理所不能的。对于其他在虚构中是真实的但本身是虚假的命题来说，它是虚假的就是一个信号，表明作者不想让人们输出它。人们没有被邀约去输出它，“想象性抵抗”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对于根德勒的这一推论，马特拉弗斯予以否定。他认为，根德勒的最大问题，在于“虚构性地赞同Q”与“输出人们的赞同Q（exporting our assent to Q）”之间的关系。比如，Q是“杀女婴是道德正确的”这一观点，F是某个虚构。按照根德勒的观点：（1）在阅读虚构F时，人们被邀请去虚构性地赞同Q；（2）在虚构性地赞同Q时，人们被邀请把Q输出到关于现实世界的信念之中；（3）人们抗拒输出Q到自己关于现实世界的信念之中，因此抗拒虚构性地赞同Q。关于虚构性地赞同Q与输出Q之间的关系，根德勒的回答是，道德真理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实的。这样，在虚构的世界赞同Q也就要求在真实的世界赞同Q。但是，马特拉弗斯指出，首先，人们熟悉各种道德歧义，虚构中的歧义性道德并没有阻止人们去输出它。其次，根德勒的理论更令人困惑的地方，是第3点并非来自第2点。从第2点推导出来的应该是：人们抗拒被邀请去输出Q到自己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信念之中，因此抗拒虚构性地赞同Q。

据此，马特拉弗斯得出的结论是，假设Q在现实世界中是应该反对的，那我就会反对输入它到现实中来，我脑子里就不会有这种偏斜的道德信念。因此，即便我虚构性地赞同它也无妨，因为它不会危害到我。至于根德勒说，读者感受到他“被要求”（beingasked）去输出一种看现实世界的方式，但这不能成为拒绝虚构性赞同的理由，因为，即便我是“被要求”，也并非要求承担什么现实的后果；除非我反对“被要求”，否则我抗拒虚构性地赞同Q就无法得到解释。

那么，为什么我要反对“被要求”呢？马特拉弗斯的看法是，对于人们的“想象性抵抗”这一现象的解释，存在于虚构性叙事者的权威之中。为了说明这一点，要看人们投入虚构的本质。人们如何投入虚构之中，不存在标准的答案，因为人们有很多方法去这么做。其中，最通常的方式是“报告模式”（reportmodel），即假装相信某个虚构故事，假装相信它告知的是已然的事实。在持现实立场时，我不相信虚构的内容；在投入虚构时，我相信报告的内容。解释的运作，就是把我对现实世界中的东西的理解应用到所相信的报告之中。那么，现实世界中某个报告的叙述者的权威限度是怎么样的呢？比如，你阅读某个外国记者的报道，你会赞同他说的东西，会赞同他处于优先的认知位置所提出的命题，但你没有理由去赞同他的所有论断。特别是，如果他与你目前所持的道德信念不一致时，你没有理由去赞同他。人们读虚构，就如同读新闻报道。也就是说，在道德领域，叙述者的权威是有限的。马特拉弗斯的观点，可称为“权威有限”论。

与沃尔顿和根德勒不同的是，马特拉弗斯把问题的解决集中在虚构作者身上。他把虚构文本的道德立场等同于虚构作者的道德立场，如果虚构作者的道德观念与我们不一致的话，我们就会抗拒之。马特拉弗斯在批评根德勒时，正确地指出了虚构性赞同某个命题并非就等于人们要输出它到现实世界之中，但他的思路的问题在于，首先，虚构文本中的道德观点有可能并非真实作者的道德观点，有可能只是虚构性作者的观点；其次，道德观点是历史性的，人们不理解或反对某个道德观点，可能是自身理解力不足或者是所获得的信息不够，而非虚构作者的“权威有限”。

关于沃尔顿设想的杀女婴那段经典文字，马特拉弗斯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人们不信任说出这句话的人，因为人们会判断这句话是虚假的。第二种是，人们不会信任说出这句话的人，因为这句话是一个道德命题，而道德命题是不可证实的。但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斯托克（Kathleen Stock）不赞同马特拉弗斯的这两种解释。她认为，不能说，读者对这句虚构之语的叙述者是不信任的，因为人们常常在许多观点上信任虚构作者，即便这些观点被判断是虚假的。比如，马特拉弗斯自己就说了，当被提示之后，读者能够想象人类借助宇宙飞船瞬间飞到外太空，但同时相信，在现实世界这是不可能的。斯托克也不赞同马特拉弗斯的第二种说法，因为大量的道德命题是可以被证实的。

斯托克的观点是：道德判断（吉斯尔达做了正确的事情）关系到描述性命题（吉斯尔达杀了她的婴儿，因为她是女孩）。这里，后者的陈述保证了前者的判断。最初，看上去似乎可信的是，这句话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不可思议、难以理解。按照根德勒的观点，这是因为它表达了“概念性不可能”（conceptualimpossibility）。概念性不可能的道德命题要寻求道德判断与描述性命题的关系，但是，应用在这个判断中的道德概念的支配性条件被这种关系违反了，因此，这个判断就是不符合逻辑的。比如，在那句话中，支配了概念“正确”的条件被这种判断“吉斯尔达做了正确的事情”之于“吉斯尔达杀了她的婴儿，因为她是女孩”这一描述关系违反了。但斯托克认为，这种观点面临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这句话并非表明了概念性的不合逻辑，实际上，在某些语境中，还可能表明了概念上的逻辑性。比如，在吉斯尔达生活的小镇，如果女孩要被允许活下去的话，她将面临险恶的处境——做奴隶。也就是说，把某个既定的道德判断应用到某种行为是否合适，依赖于这种行为的描述是否正确，即需要提供进一步的语境。这种语境，可使之在概念上符合逻辑。斯托克的“语境”论想说的是，人们没有能够理解虚构世界中的道德错误，可能是基于所获得的信息不足；一旦有了相关信息，就可能理解看似不可思议的道德信条。

斯托克的观点其实暗含了这么一层意思，即人们没有能够想象出一种语境去解释令人费解的命题，是因为自己的想象力有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亚布罗（Stephen Yablo）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问题是，人们抵抗是因为被要求去想象的东西在概念上虚假吗？亚布罗的回答是否定的，一是因为“反道德命题”（counter-moralhypotheses）并非概念上的虚假；二是因为许多概念上虚假的情节并没有被抵抗。其实，不只是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东西人们才会抗拒，人们对审美上的错误信息也是排斥的，对某些描述性的判断也会被抵抗。比如，枫叶本来像五个手指展开的样子，如果有作者说它是椭圆形的，人们就会抗拒。因为这就改变了椭圆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就是说，抵抗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凡有悖于人们常规理解的东西，就倾向于抗拒之。

对于斯托克的“语境” 论解决方案，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教授凯恩·托德（Cain S. Todd）心存疑问。他在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中认为，对于特定概念和特定的理论假设，应当持否定态度。以“谋杀”这一“严格的”（thick）概念为例。如果人们过多地改变“谋杀”的常规应用条件，那就得修正关于人的本性、自然需要和欲望、权力、价值、社会规则等方面的观点。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失去对这一术语意义的掌控。也就是说，某些“严格的”的道德概念，有其不能更改的固定意义，当它们在概念上不合逻辑的时候就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松开其内涵的话，要么就会完全失去其意义，要么就把其意义转移到它邻近的概念中去了。因此，如果人们要理解“谋杀”的话，就不能想象为好事或是富有同情心的事情，这是无关其语境的。相反，其他道德上的评价性概念，如“奴役”“勇气”等，对于应用于其上的描述性、评价性条件要求较弱或不那么严格。由此，托德的结论是，“想象性抵抗”来自评价性概念的独特的“严格性”（thickness），它无关人们试图获取的任何语境。

但是，托德也意识到，对特殊的谋杀行为的评价，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合法性，如报复性的、无奈的刺杀等。这也说明了情况的复杂性：一方面，严格的概念无关乎其应用的语境；另一方面，语境的不确定性和人们所拥有的名词术语的有限性，会影响到严格概念比如“谋杀”的意义。在康德主义者看来，不存在谋杀是合法的情况，那么他就不能想象或者抗拒去想象谋杀是好的或合法的。但是，对于道德真理持相对主义的人来说，可能想象某种世界或某个语境中的谋杀是好的。比如，在冰岛的历史传说中，报复性仇杀不仅被视为合法的，而且被视为道德义务，关系到荣誉，而获得荣誉是最高的道德原则。

因此，在托德看来，道德命题的可想象性关系到一系列因素，除了个体的心理能力外，还包括特定的评价性道德概念的严格性和人们所持的某些理论预设的限制，后者反过来又决定了人们视相关概念有何种程度的严格性。而且，“想象性抵抗”中的抵抗如同想象自身，允许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的限度，要考虑他需要多少想象性的努力去理解和欣赏故事情节，以及某个特殊的虚构世界是如何构造的。另外，抵抗现象也不限于道德命题。比如，我有幽闭恐惧症，我就不想去想象走入洞穴；如果葡萄干让我感到恶心，我就不想去想象吃它。人们是否能够想象某个笑话是好笑的，或者某个诗人所声言的好东西的真假，这依赖于人们的幽默感或审美趣味等心理因素，也依赖于人们是否把审美判断视为客观的，或幽默是否受限于道德的或其他的因素。托德的观点是，想象性抵抗之谜不难解，它是“自然的、相对的”。之所以说它是自然的，因为想象只是一种能力，它有个体程度的差异，还与其他因素以及文本中的其他方面有关，如人们的道德观点是怎样的、这些观点是如何表达的、相关的评价性概念是如何严格的等等。

总之，马特拉弗斯是把虚构文本的道德观点归于作者，其对根德勒观点的谬误的分析比较到位，但他对这一谜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尽如人意。斯托克则把注意力转向文本自身，认为是人们从文本中获得的信息不充分，导致了人们抗拒去想象道德偏斜的世界；一旦人们获得了充分的信息，这一谜题就不难解释。托德则推进了这一思路，他的贡献是揭示了道德概念应用的复杂性以及抵抗现象所关涉到的因素的多维性。值得注意的是，亚布罗还指出了抵抗现象存在的广泛性而不限于道德领域。

三

如何破解“想象性抵抗之谜”，英国约克大学的古格里·卡瑞（GregoryCurrie）将关注点集中在想象的本质自身。他认为，存在着“类欲望想象”（desire-like），这是想象性抵抗的根基。按照他的分析：想象的模式类似信念和欲望，可分为“类信念想象”（belief-like）和“类欲望想象”。关于前者，人们是让想象结合自己的信念，即想象的这种能力产生了信念的“推断性模式”（inferentialpatterns），从而接受虚构的故事。如果想象并非在推断性方面等同于信念，人们就不能依靠信念去填充故事所告诉人们的结构，故事讲述者就必须告知人们所有的细节。但事实不是这样。想象在许多方面类似信念。想象某种东西，就会在人们身上产生某种情感和影响，这类似于相信它之后所产生的情感和影响。但是，信念也激发行为，它们结合人们的欲望去产生新的决定。想象性的投射常常牵涉到动力的“新创”（re-creation）。人们想象自己在某种情景下，决定去做某种事情。人们可以说，这就是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会做的事情。想象性的投入牵涉到比信念的转换更多的东西。有时候，在想象性的情景中，人会转换自己的欲望，会欲望自己实际上不想欲望的东西。这不是真实的欲望，真实的欲望是与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欲望的转换就在想象中完成。也就是说，除了类信念的想象，还存在着“类欲望的想象”。

卡瑞认为，抵抗主要存在于“类欲望想象”中。例如，人们崇拜某个人物，就不愿意想象性地去刺破他的肖像画中的眼睛，这其中并未涉及道德问题。应该说，人们所抵抗的是想象中的去刺破某个人的眼睛的欲望。类似地，人们也常常抗拒在想象中去采用某个邪恶人物的观点，即便那个虚构自身的道德并不偏斜，甚至当那个邪恶的人自己并不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道德的时候。卡瑞指出，“类信念想象”与“类欲望想象”的差异巨大，对比明显，只要人们在想象中不被要求去认同导致深重苦难并且在其中感到兴奋之人的欲望，就愿意忍受惊人的残酷和苦难呈现在虚构中。卡瑞观点的突出之处是，把信念和欲望引入想象中，仔细分析了想象的类型。他把抵抗现象定位在“类欲望想象”这一点，与根德勒的“不愿”论把抗拒联系到读者的意愿有类似之处。

斯托克斯认同卡瑞的部分主张，并修正和推进了卡瑞的思路。他认为，即便承认某些想象有类欲望的部分，卡瑞的观点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其分析不完整，没有将道德性想象与类欲望想象之间的概念性连接说清楚；二是其观点过于狭窄，不能解释道德案例之外的现象。因为，存在着两种不对称：想象与描述性事实相反的东西/想象与评价性事实相反的东西，而抗拒就存在于后者之中。这种不对称，容纳了道德性的与非道德性的想象性抵抗。由于卡瑞的解决办法中没有容纳诸如审美的评价这样的抵抗，而吸纳评价性的抵抗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卡瑞认为，现实中的欲望常常关系到评价：如果他判断这个行为是道德正确的，就希望有一个结果；如果他判断它是道德错误的，就不希望它发生。而斯托克斯认为，卡瑞说的这种连接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些评价缺乏与现实欲望和类欲望想象的任何关联。卡瑞观点的谬误还在于，评价与欲望之间的连接对于道德评价来说是不合适的。比如，现实中某个人杀女婴了，被报纸描述为好的。我会评价这个人的行为和报纸的报道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在这么评价的时候，我无需欲望这种事情不发生，因此人们常常评价人们不想要的东西，常常想要人们不评价的东西。投入虚构在此没有什么不同：虚构事件和人物可能不依赖于类欲望想象而被评价。这些事件，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只要冲突于我的价值观，我就会对之做出判断。

既然这些命题的关键特征，是它们在价值上是偏斜的，人们与之相关的态度就是“评价”（value），因此，联系到审美与道德判断的是评价，而非欲望。冒犯性的虚构需要人们去想象性地评价那个世界，去形成“类价值想象” （value-like）。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接受对立于描述性事实的虚构性事件，但类价值想象会进入想象性的投射之中。这就是人们常常遇到的情况：不能想象某种命题是正确的，是因为不能构造与之相关的类价值想象。

引入评价性的维度之后，想象性抵抗就可以得到新的解释了。某个虚构会说明或暗示特定的评价性事实，设定人们想象这些事实的真理性。想象这些事实包括在想象中形成评价性的态度，即类价值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某个虚构的评价性事实会限制人们的想象。一般来说，人们与这样的设定采取的是一致的立场。这样，人们在想象中就认同了奇异的价值观。但有时也会发生冲突：那些被想象的“评价性事实”（evaluativefacts）与人们的价值认知差异太大,想象性抵抗就出现了——人们的价值系统限制了想象性的投射。“类价值想象”如同价值评价，本质上是自我中心性的,是以自我为标准，从自我出发的。也就是说，卡瑞的解决“想象性抵抗之谜”的方案即“类信念想象”与“类欲望想象”的不对称,被斯托克斯的“类信念想象”与“类价值想象”所替代。这表明，“想象性抵抗”其实是一个价值系统的差异问题，是读者的价值系统对立于虚构作品中的价值系统问题。

在处理“想象性抵抗之谜”的时候，斯托克斯还辨析了之于想象的两种限制。如果人们按照虚构去想象，会假装相信其中所有的描述性事实。虚构也设置了对评价性事实的想象，人们会形成相关的类价值想象。“类信念想象”（belief-like）与“类价值想象”就为虚构所限制。第二个限制具有普遍性，即类价值想象为主体的价值系统所限制，任何虚构或想象性的投入均是如此。按照传统看法，想象是自由的、无所限制的。但分析可见，想象实际上为虚构文本和人们的价值系统所局限，后者是解决“想象性抵抗之谜”的关键。可见，斯托克斯推进卡瑞的地方是，认为读者的评价而非欲望，即读者的价值系统包括道德评价和审美评价产生了抵抗现象，抵抗产生的根源是读者的价值系统的制约。斯托克斯的解决思路也契合了亚布罗的观察，即抵抗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的道德、认知、审美的评价活动中。

综上所述，“想象性抵抗之谜”提出了人们在面对虚构世界时，拒绝顺从其中的道德信念这一问题。它一方面引发了对人们想象能力的限度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学者到虚构世界中去寻找答案。“不能”论、“不愿”论可归为前者，这种观点认为是想象力的有限导致了人们抗拒去相信其中的道德信条。“类欲望想象”论也可以归为前者，这是从对想象的分析中定位抵抗发生的根源，而“类价值想象”论则是对这一分析的推进和完善。“权威有限”论、“语境”论、“严格概念”论可归为后者，它们从虚构文本的作者、虚构文本背后的语境、虚构文本中概念的特征寻找人们抗拒的根源。综合起来看，这些见解传递出三方面信息：（1）想象并非自由的、无所限制的，它受制于人们的价值系统、认知能力和文本自身。（2）抵抗广泛存在于道德、审美、认知领域，而非局限于道德偏斜之地。（3）抵抗的缘由众多，既关系到个体的心理能力和理论预设，也关系到道德概念的含义和人们做出道德判断的语境。鉴于“想象性抵抗之谜”涉及认知心理学、艺术哲学和伦理学，当前西方众多学者从多维角度所做的分析，无疑为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思路。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大多忽略了对读者文化心理的考量，而这恰恰是需要补充或深化的。首先，道德信念具有文化性和时代性，不同时代和文化观念中的读者是否抵抗、抵抗到何种程度，具有很大的差异。其次，抵抗具有个体差异性，即便是同一文化和时代的读者，因为想象能力、阅读理解能力、道德观念的差异，是否抵抗、抵抗的强烈程度也存在差异。再次，对于沃尔顿的经典举例，无论何种文化语境中的读者都会抵抗之，因为杀人在任何文化中都是违反了道德伦理的底线，是无法原谅的恶。因此，纵然人们获得了相关的语境，理解了吉斯尔达杀人的不得已，也无法顺从这种道德。更可能的是，随着语境的获得，人们对其中更多的道德罪恶会展开抵抗。但是，对于不那么极端的道德问题，比如诚实、夫妻之间的忠诚、子女对父母的孝、何种生活值得追求等问题，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可能具有不同的道德信念；基于不同的语境，可能对这些歧义性的道德行为并非都是抵抗的，甚至可能激发人们对不同的道德选择的思考和探索，而想象性地投入其中是这种思考的前提。由于道德领域本身是一个歧义纷纭之地，试图去接纳和竭力去构想某种人们目前不接受的道德路径，对未来的理想生活或许是有益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