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艺术品「疯狂阅读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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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如今已成为继股票、房地产后的第三大投资热点行业。艺术品收藏的日趋平民化使得传统的艺术品交易无法满足新经济的发展。文交所便在此环境下应运而生。

文交所，即文化产权交易所，主要从事文化产权交易及相关投融资服务工作，从而促进文化产业流动、推动文化产权交易、促进文化与资本的紧密对接。那么文交所在我国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它的诞生对艺术品的交易有何促进作用，又会造成哪些问题？《经济》记者将分别从投资者、同业竞争和监管者的角度看待文交所在资本市场和艺术品市场中扮演的角色。

文交所“野蛮生长”

文/本刊记者 刘稚亚

5年前，天津文交所首推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上市即被爆炒，暴涨暴跌。至此，文交所的概念深入人心，不过短短数月时间，全国各地的文交所都纷纷复制“天津模式”，先后开启了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呈现“遍地开花”的景象。

热潮过后，留下的却是“一地鸡毛“：涉嫌非法文物交易、交易规则的“朝令夕改”、发行资产包暴涨暴跌、被指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缺失等，甚至有投资者130万进场只剩22元离场。如此，将乱象丛生的交易所推上了风口浪尖，被称为“野蛮生长”。

其实，最初的文交所只是把产权交易的大概念自然地延伸到文化领域，作为传统交易的补充。投资人该如何看待文交所？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艺术品证券化的做法到底是“荒唐至极”还是“金融创新”？

合理：增加艺术品投资价值

2010年被媒体描述为“艺术金融的创世纪元年”。彼时，楼市调控，股市低迷，而艺术品市场却大放异彩。一方面，中国财富阶层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进入艺术品收藏投资市场；另一方面，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行为日益由财富阶层的个人爱好逐渐转化为一种企业行为，银行等拥有大量流动资金的企业都十分看好这一行业。

那么把艺术品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来经营，是否可取？

文化艺术品交易所联合平台董事长银普认为，艺术品在文交所进行交易没有问题，问题出在规则制定的不完善。

“其实文交所和证交所有一样的功能。”银普认为，当今的艺术品市场混乱无序，整个行业充斥差的产品甚至赝品。市场没有可信度，就无法谈“投资”。文化艺术品有其特殊性，即艺术品和人的关联性特别强。一般在做上市评估的时候，计算市盈率最重要的凭证就是稳定性，而人的稳定性最差，无法估值，就无法考虑增值。

“如果艺术品能够通过文交所上市，恰恰能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公开公正，促使个人的艺术品或者地域性的艺术品成为公众产品。通过大众持有，推进该艺术品被广泛关注，进而实现资本前置。”银普说。

从理论上来说，文交所是为了再交易而诞生的。对于画廊、拍卖行来说，买卖的过程基本属于一次性，如果想进行第二次交易的话，就要付出高昂的转换成本，需要重新界定、评估和考察。文交所经营的是艺术品的增值属性，而非艺术品本身，即使身为一个单纯的投资者，也可以享受这种自然增值。也就是说，投资人可以在不拿走实际货物的情况下投资该艺术品，单纯享受该艺术品的自然增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文交所对艺术品证券化的过程无疑是合理的。可实际情况却是，自2011年艺术品份额交易推出以来，交易所规则频繁“变脸”，二级市场价格遭遇暴涨暴跌，不少投资者倾家荡产，文交所一次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问题出在哪儿？

荒谬：与实物价格背道而驰

当年，天津推出艺术品份额交易，号称是“把高不可攀的艺术品投资平民化”。其中《黄河咆啸》和《燕塞秋》是在天津文交所首批上市的艺术品。经文化部评估委员会专家评估，他们的估价分别为600万元人民币和500万元人民币。上市不到两个月，它们的交易价均已经上涨至开盘价格的约17倍左右（《黄河咆啸》此时的市值已高达1.0296亿元人民币）。鉴于首批上市艺术品的火爆行情，天津文交所又于3月11日推出第二批上市艺术品，上市首日8件艺术品份额再次全线涨停。这些“艺术品股票”的走势却非常极端，大部分时间要么涨停，要么跌停，可谓是全球最疯狂的投资品种之一。

这么看，“平民”的投资并不比超级富翁差多少。

参与了天津艺术品交易的专业投资者黄凯认为，以股票作为参照来看，艺术品份额交易个性十足，不像股票更偏重公共性。股票以公众公司为依托，公司要定期披露年度、季报、重大信息等，而艺术品只有最初“IPO”的一个信息。

信息的不透明会导致巨额的套利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价值只有几百万的艺术品会被哄抬到上亿元。

“艺术品交易、拍卖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大体上也是个人独享、感悟、感觉。把它拆分了，就脱离了艺术品的形象感觉，价格与价值脱离。”黄凯说。

谨慎：投资容易退出难

北京的投资人马先生向记者介绍了其在文交所的投资经历。2011年8月，他在天津文交所投资者QQ群中，收到汉唐艺交所（北京汉唐艺术品交易所）发布的信息称，“如果国家政策不允许交易，董事会会考虑保荐商按发行价回购。”马先生感觉汉唐“有保证”，便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先后申购了白玉链瓶等4个品种各几万份，总投资25万元人民币。但这些申购的份额没有来得及卖出就得知汉唐于同年11月22日停牌。按当天停牌时的价格，马先生这笔25万元的投资损失约6万元，亏损达24%。

记者了解到，这些投资者多半都是股市里过来的，一开始大都是天津文交所的会员，在三四月份着实“赚了一大笔”。但之后天津文交所的暴跌让他们“寒了心”，又转战泰山、汉唐等交易所来“打新”，结果却碰上停牌这样的意外事件。“击鼓传花的游戏才开锣就成了最后的接盘人，实在是没想到。”马先生感慨道。

巨大的损失让汉唐投资者成立了汉唐交易所维权联盟，先后3次与汉唐进行交涉，要求汉唐按照之前的承诺按原价回购，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退钱不现实”。

投资者的损失由谁承担是文交所存在争议的焦点。相关政策在此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各个地方的做法也都不一样。郑州文交所将份额持有人限制在200人以内，对交易的涨跌幅、最小交易单位也进行了限制，以此限定投资人的损失。深圳文交所则按投资者买入价格回购了交易份额。汉唐文交所则为不愿继续交易的投资人提供了5种退出方式，包括设立场外退出机制、成立艺术品基金管理公司、由保荐商将已经回购的部分油画变现、引进有资金的战略股东、让已经上市的艺术品提前全部退市拍卖。

可是大多数投资者都不接受上述方案。马先生说：“即使我们接受了退出方案，对能否执行到位也存在疑虑，方案的执行缺乏令人信服的担保措施。”

耐心：蹒跚学步的艰辛

“要给文交所发展的空间与时间。”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西沐说。

西沐指出，文交所的发展从初创到治理整顿，再到今天探讨如何发展，可谓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大家对文交所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不能太过急于做大做强。对文交所来讲，当下最重要的是生存问题，其次是定位问题，第三才是发展问题。因为治理整顿后的文交所不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就不可能有空间去思考去实现定位问题，更谈不上发展问题。

西沐同时分析说，从最近的一些动态中可以看到，治理整顿结束后，文交所大多都在谋划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问题。“虽然很艰难，但又必须去面对。以前我们反复在强调文交所定位的及其重要性，事实上，尚未解决好或尚未有能力来解决与政府、金融行业及市场支撑体系的对接之前，要真正落实定位问题的确并非一件易事。”

可见，当下的文交所更应强调的是生存的问题，也就是真正发挥其为一个公开、公众、公平、透明的交易平台的作用，发挥好登记与见证交易功能；其次，文交所还是一个资本市场培育与运作平台，可以看作不同区域发展文化艺术金融产业的渠道，充分发挥其在文化艺术资本市场建设上的作用。“努力将文交所真正打造成‘制度合理、运营规范、市场认可、投资人放心’的文化艺术资源整合交易的平台是文交所发展的一个愿景，从当下的环境来看，看来离现实还不近。”西沐如是说。

当然，方向是努力的目标，当下文交所最需要做的是脚踏实地整合现有资源，顺应市场规律，加强自身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在掌握发展规律的同时找到机会。

“战国时代”几时休？

文/本刊记者 李 晗

文交所的目的是最终能让投资者实现更简单的投资，但目前的种种现象表明，文交所离这个愿景还有些远。2015年以来，各地文交所市场发展神速，新开户的投资者数不胜数，文交所数量也是一再增长。但由于监管缺乏，不少文交所再次成为资本投机的场所，泡沫逐渐显现。同时，业内普遍认为，文交所水平参差不齐，鱼龙混杂，行业洗牌将在所难免。在市场流动性衰减的2016年，同业竞争愈发激烈的文交所日子或许也不会太好过。

披着合法外衣的生死赌场

2009年6月，产权交易的大概念延伸到文化领域，上海最初提出了文化产权交易所的概念，其方式仍然是以挂牌业务为主导的传统交易模式。

2009年11月，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以“文化对接资本、交易创造价值”为经营理念，搭建起了面向全国及全球的文化产权交易平台、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文化企业孵化平台与文化产权登记托管平台。

随后，天津、南京等各地的文化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

在此过程中，由于文化领域面广、点多、轻资产的特点，业内人士提出基于文化资产证券化，推出艺术品份额化的创新交易模式。所谓份额化即是基于物权的等额拆分，以降低投资门槛，增加流动性，从而达到大众参与、民主定价的目的。

深圳文交所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采用权益拆分的方式推出杨培江资产包，当时受制于体制原因，市场推广影响力有限；而后，天津文交所推出了份额化的白庚延艺术资产包，市场反应热烈，此后各地纷纷效仿，那时，份额化几乎成为了文交所的代名词。

后来，因盘子过小、无业绩、无现金流支撑、无退出机制等原因，出现了价格的疯炒与爆跌。2011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叫停份额化拆分，并对全国文交所进行清理整顿。

2011年12月30日，中宣部、商务部、文化部等五部委共同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中宣发[2011]49号)，明确指出“国家重点支持上海和深圳两个资本市场成熟、产权交易基础好的城市设立文化产权交易所作为试点”。

此后，文交所的业务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退回传统的招拍挂模式，一是围绕国发38号文创新交易模式，南京文交所推出了接地气的邮币卡电子盘交易。强大的市场推广力度和人们的需求使得邮币卡电子盘迅速成为各地邮币卡的主打品种。与此同时，管理跟不上、市场教育缺乏、行业自律、监管缺失等问题不断涌现，成为了现在文交所“战国时代”的局面。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会秘书长刘洋向《经济》记者表示，目前来看，文交所竞争有以下三方面：一是艺术品的竞争，交易所都希望能够获得优质的艺术品资产；二是投资者，特别是注册投资者的竞争，文交所都希望有更多投资人来交易，他们会许以高回报承诺或者提供一些优惠、礼金、礼品来吸引投资者；三是营销无底线，各种文化艺术网站甚至黄赌毒网站，都被一些文交所植入了病毒式广告，其目的都是为了吸引投机者入场。

采访中，钱途网创始人梁海涛也向记者表示，目前对行业影响最大的是黑文交所，行内人称之为“黑盘子”，“这类交易所的特点是非常隐蔽，我们摸底查了两个月，大概有200多家‘黑盘子’”。

欺诈式过度营销、从业人员素质缺乏、客户投资者教育不足、文交所之间恶意竞争等如不及时解决，文交所将成为披着合法外衣的生死赌场。

发展终点是资本属性

不可否认，文交所目前这种“互联网 金融 文化”的模式非常好，能让原本不易流通的文化产品流通起来。但其中隐藏的问题也让业内人士深深担忧。

文交所是旨在规范文化产权交易的市场，并为文化产业和资本对接搭建桥梁。但目前文交所的中介服务滞后，特别是高附加值服务严重缺失。业界对文交所的未来有3种观点，第一种，是建议文交所保持第四方定位的特性，首先形成统一规范的系统体系，在行业协会的领导下，完善业态基础建设，像登记、托管、清算等工作交由第三方监管。文交所保持第四方定位，“这是交易所内在的要求，也是信用体系的结构设计使然。”梁海涛表示。对于文交所而言，模式创新是核心，应该集全行业之力，推出具有公信力的交易模式和能有效带动产业发展的交易品种，形成良性循环体系。

第二种是一省一文交所的方式，业内相关人士表明，目前各地正在建立省级行业协会，同时建立省级登记结算中心，为避免重复建设、管理混乱、资源分散的问题，统筹规划、统一标准更能发挥交易场所的职能。

第三种是文交所将与细分产业生态结合，随着很多细分产业专业化、流程化管理能力的加强，业内人士认为从底层服务好产业发展才是未来文交所获得市场空间的根本保证。比如，茶叶这样的传统产业，当其具备了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前景，再加上金融服务配套措施才能实现销售、获客和电子化交易扩大。

梁海涛表示，他更偏向于文交所第四方定位的观点。就像南京文交所推出的大循环体系，即南京文交所钱币邮票交易中心线上藏品提货并经过特别防伪包装后，具有唯一识别码，进入现货市场流通，在确保包装完整、包装无拆封记录、藏品不损坏且藏品所有防伪标签能正确识别的情况下，藏品可以再次进入线上流通的一个循环过程。

当然，业内人士统一的观点是，未来文交所的数量肯定会减少，而且会往集团化、专业化、版权化、货币化和证券化的方向发展。

梁海涛解释说，集团化、专业化是方向，版权化、货币化、证券化探索是为了找到文化资产的标准化属性，进而实现大众化和高频化。从根本来看，文交所的发展途径必须经过从物权（商品属性）到版权（文化属性）再到币权（金融属性）最后到股权（资本属性）的发展过程。“目前我国文交所处于金融属性的阶段。”

到了股权（资本属性）的阶段，文交所就能让很多商品的潜在价值体现出来了，那时是价值取胜，而非投机取胜。这时也会有一系列提供产权界定、咨询策划、审计评估、产权经纪代理等专业性中介机构。

打造品牌是生存法则

在采访中，虽然采访对象认为文交所目前的情况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他们也明确表示，文交所未来将打造成一个更大的平台，会往贸易、实体部分去延伸，将原材料提供方、加工方、贸易方、消费方等整合在一起。

当然，在此之前，“文交所亟待穿透式的规范，净化环境、打造品牌。”刘洋表示。

第一，完善政府监管。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10月发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在专项政策未出台前可作为过渡性政府监管依据。在整治期内，各省市暂停登记注册在名称、经营范围中含有金融相关字样的企业，实际上文交所也被暂停注册了。各地政府可对现有文交所实施针对性、常态化、台账式、合规化联合监管，开展敏感性和高风险性交易品种预审、抽查和资质审核，加强第三方评估与社会舆论监督，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和开展风险排查、危机处置。

第二，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借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消费金融专业委员会等行业协会经验，组建文交所行业组织、行业联盟，畅通行业与政府、投资者、社会各界的沟通协调机制，建设行业数据库，组织行业论坛和培训，发布行业研究成果，开展咨询辅导，建立行业自律长效机制，规范文化产权市场发展。

第三，加强文交所自身建设。文交所应进一步重视团队效能建设，加强投融资利益相关者宣传教育和相关软硬件建设，确保交易标的物和投资者资金安全，培育、规范、稳定交易市场并举，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

梁海涛也表示，还需建立统一的鉴定、入库标准，形成统一的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对于一些涉嫌非法集资和诈骗的投资骗局，需加强法制建设，加大违法惩处力度，执法必严。治乱须用重典，若能将通过投资骗局赚取投资者资金的行为认定为金融诈骗，加大对资金去向的追查，以及对涉案人员、“老赖”加强惩治，必能达到以儆效尤的效果。同时，梁海涛也提醒广大投资者，在选择文交所时，一要看其是否有政府审批的文件，二是文交所是否与相应银行对接。

此外，文交所之间要有公平竞争的机制，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新，你新我尖，以诚信求生存，以‘三公’求发展，以服务求提高”的发展环境。

多措并举补短板

文／本刊记者 于佳乐

如今，文交所由于具备服务于文化行业的属性和交易平台的功能，被业界视为文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和流通的重要机构。然而，各地林立、乱象丛生的文交所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文交所乱象还需迎来下一轮整顿。由此也引发讨论，文交所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过去的监管举措是否有成效？未来文交所该如何监管？

文交所：文化发展的内驱力

对于文交所，国内知名的文化产业专家李天详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化是其载体，也代表了业务范围；产权是其核心；交易是其基础功能，从而产生价格和数据；而所就是场所，俗称场子，也是定标准、造环境的人。“文交所的定位是独立的第四方，不买卖，不持有，才能建立公平公正。”

文交所是一个公开平台。既然是平台，就要有支撑。其基础是信用，形式是交易，核心是定价，价值是大数据，关键是转化与应用。

李天详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文交所是有必要存在的，它是中国需要的新财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动力。

文化软财富被称之为软实力，支撑软实力的是文化价值，隐藏在文化价值背后的规律就是文化价值体系。“在过去没有文交所之前，文化是有价值、无体系的。” 李天详说道，“而文化体系的建立要基于文化大数据，而文化大数据的采集需要一个公开平台，否则永远没有可信的大数据。所以文交所是目前唯一且得到政府认可的公开平台。”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亟待开发与转化的巨大宝藏，是中国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但文化需要通过市场对接，与金融对接，与科技对接，与产业对接，才能挖掘其价值，那么这个释放新生产力的使命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文交所的肩上。”李天详说。

毋庸置疑，文交所是引领大众投资与消费并重的绝佳平台。近年来，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市场打造文化投融资通道，促使全国各地文交所突飞猛进地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其经营主体五花八门（其经营性质有国有、国有控股、民营合资），导致市场比较混乱，政府监管也陷入两难境地。

“但这并不代表国家没有制定过整改措施。”李天详补充说。

整改效果不佳

发行价1元/份，最高价攀至18.7元/份，最后又暴跌至1.2元/每份。国画《黄河咆啸》于2011年在天津文交所上演了一场过山车式的暴涨暴跌。

金融创新的份额化交易，曾深受文化产品投资客的追捧。但随着份额化交易席卷全国文交所，其弊病也暴露无遗：规则模糊、监管缺位。据记者了解，仅在2011年天津文交所上市的20个艺术品份额中，就有11个跌破发行价。

2011年，正当社会对于文交所正规化质疑声日益高涨时，三道禁令鱼贯而出：2011年11月24日，《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下发，令刚刚起步的各地文交所立刻“急刹车”。之后，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中宣发[2011]49号），再次明确“四不得”要求。2012年2月召开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会议暨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则明确，各地应在6月30日前完成清理整顿工作。

李天详告诉记者，国发38号文的“五不准”按理来说的确遏制了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其规定：任何交易场所均不能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能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面对禁令，不少文交所终止份额化交易，并进行了“善后”。深圳文交所、湖南文交所、南京文交所、江西文交所、陕西文交所等也相继以各种方式办理申购款项的退还工作。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政策实施半年后，天津文交所、山东泰山文交所仍未停止份额化交易，昆明某文交所于2011年11月停牌后，2012年6月又恢复份额化交易。正在筹建的各地方文交所也宣称要继续份额化交易。

整顿仅有半年，各地文交所又逐渐恢复以前的状态。究其原因，李天详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例如，昆明某文交所。其文交所第一个资产包是刘伯骏的《十指禅机》，于2011年11月开盘、年底停牌，又于2012年6月复牌。据悉，当时遭到很多业内人士的质疑，但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外宣称他们不认为“38号”是明令禁止份额化交易。“国发38号文里明确提出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如果是不允许份额化，那就没有必要提出权益持有人不得超过200人的要求。”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对外公开表示。

与此同时，河南省某文交所的整改更加“滴水不漏”，处处针对“五不准”。据李天详了解，该所在销售方式上改为将艺术品共有权益不等额拆分，以5‰为最少认购量。在交易模式上改为共有权益转让“一对一”的要约交易，取消做市商机制，打破标准化交易单位，采用间断式挂牌交易，T 1交易模式改为T 5模式。在人数限制方面，也制定了不超过200人的模式。

双管齐下的整改办法

不难发现，仅国家监管部门来整治市场的效果并不显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张晓明也曾指出，传统的中国改革逻辑，都是由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先试探、做试验，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文交所作为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很多改革的传统方法在文交所的实践上不是十分有效。所以，只有社会各界双管齐下进行治理，或许文交所才能够走向规范化道路。

第一，建立自己的行业模式、行业标准和内部约束机制。“首先文交所要有自己的研发机构、自己的渠道、客户，最终建立文化的大数据库。有了大数据库就能给文化产品定价，就能找到行业的价值规律。”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文化创意产业专家库成员彭中天认为。

彭中天表示，文交所要成为文化新市场的主导者就要占有话语权和定价权。

话语权，即文交所可以通过学术研究权威发布，向上面反映行业心声，对民众宣传自身理念。

而定价权更为重要。彭中天认为，对文化类产品如何定价，如何让世界文化艺术品中心向东方倾斜，是要在定价权研究上做出努力。

“因为只有在现有的定价理论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而找到定价理论、定价模型，我们才能说世界的艺术品中心在东方、在中国。” 彭中天说，“从一对一的非公开定价模式，到一对一的公开议价模式，到一对多的竞价模式，再到多对多的撮合民主定价模式，这是价格体系不断提升的规律，如何利用民主定价，这是要重点突破的课题。”

第二，要积极争取政策，集中能够集中的金融工具，围绕特定的文化行业进行组合金融服务。要将金融工具和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引入到文交所平台，创造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文化大众化、国际化、金融化、科技化。

“如果不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文交所的业态仍是落后的，文化要素的流转仍不会通畅，我们的创新也会被捆住手脚。”彭中天表示。

第三，成立行业研究院。在集中业内优势力量的同时，还要团结外部专家学者，加大研发力度，为文交所的顶层设计、交易模式、产品设计、风险控制、以及文化金融的结合提供有益的成果，然后把成果尽快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形成生产力。

第四，成立客户投诉部，统一受理，专项检查，协调关系，严肃处理。“团结不是一团和气，没有纪律约束的散兵游勇是没有战斗力的。”彭中天说。

“行业协会内部要自查、自律、自强，外部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要政策、要市场、要地位。只有内部自强，外部才会有地位。”彭中天最后总结道。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