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钧瓷历史文化之二鼎盛篇是什么「南京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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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钧瓷，鼎盛于宋，它创造性地成功烧造出了铜紫红釉，这在中国陶瓷文化发展史上是一项伟大 的创举，其青中泛红、灿若云霞、鬼斧神工、美伦美奂的独特窑变艺术震惊于世，深得达官显贵，文人雅士行黎民百姓的普遍喜爱和赞赏，继而博得皇室垂青，被北宋朝廷纳为贡品，并在河南禹州钧台附近设官窑专业烧造，从而把钧瓷艺术推到巅峰，钧窑由此跻身宋代五大名窑之首。
一、钧瓷在宋初惊艳出世
宋太祖赵匡周风云际会，阵桥兵变黄袍加身，杀后周天下于妇人孺子之手，建立了大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57年的动乱局面。宋太祖为了清除武人专横拔扈的弊端，杯酒释兵权，把政治方针致为文治，极力推崇复兴和奖掖文化艺术，使唐末以来已至衰退的科学技术、文学创作、书画艺术、学术研究等活动又悄然复苏，再加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推广使用，书籍普及到了民间，民众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同时，实行科举制度，广纳贤才，为朝廷所用。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渐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城市及市场，封建官僚、地主及富商奢靡腐华的生活日甚一日，渐成一种社会风气。随着宽减赋税、鼓励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等措施的初见成效，百业俱兴、经济复苏，一派繁荣昌盛、歌舞升平景象。城市开始趋于商业化和多元化，商铺林立，茶馆酒楼急剧增加，且多以高档家具和名贵物来招徕顾客。同时，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皇室、贵族、富商大贾装点居室和观赏收藏的陈设艺术品需求量增多，这无形之中对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并且对陶瓷艺术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宋时，禹州市称阳翟，属颍昌府，隶京西北路，东近京都开封，西通古都洛阳，交通发达，商贸繁荣。
《河南通志》（雍正本）中说：“禹州瓷器出神后山，山在州西六十里。”
《禹县志》载：“州西南六十里，乱山之中有镇曰神后，有土焉可陶为瓷。”
“南山煤，西山釉，北山瓷土处处有。”这句千年谚语至今仍在神后镇乃至禹州市广为流传。
这就是钧瓷的诞生、发祥地——禹州神后镇。这里群山环抱，森林茂密，河流纵横，陶瓷原料十分丰富，煤系地层广泛外露，为陶瓷业的发展兴盛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天然条件。
在镇西南边境，有个下白峪村，村中的赵家门窑在唐时已极负盛名，它烧造的黑釉斑彩装饰的壹、罐、腰鼓等“唐钧”器物月嘹，技艺起绝。
后周灭亡后，柴窑的能工巧匠无所依附，纷纷拥入神后烧窑制瓷讨生活，他们带来了柴窑的精绝技艺，加之煤炭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冶炼和烧窑，为陶瓷的高温烧制和在釉料中引入金属元素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两地窑工匠师的相互交流经验教训、相互学习烧造技艺之中，终于，一种在柴窑釉色莹润的雨过天晴器上，幻化出一块块灿若云霞的红斑，它是那样晶莹艳丽，引起人们无限遐思；又是那样光彩夺目，意蕴之美简直无法用语言文学表达。这种铜红釉新瓷的惊艳出世，标志着钧瓷从此诞生了。
二、钧窑在北宋中期的壮大和发展。
禹州市在古代，山区森林茂密，煤的储藏也很丰富，市境内又有颍河、涌泉河、蓝河等16条较大河流，遍布全市。烧造瓷器所必需的瓷土、釉药、燃料和水源全都具备，是禹州市在唐宋时期制瓷业兴旺发达不可缺少的自然因素。据考古调查表明，该地区的古窑址星罗棋布，在达1490k㎡的土地上，曾有150余处窑场。这些窑场大部分密煤在西部山区，分别建在蓝河、涌泉河、磨河、潘家河、肖河两岸。据有关资料表明，东从顺店党砦，西到鸠山官寺，南从神后白峪，北到白沙桃园，在500k㎡的丛山峡谷中，就聚集了100多处窑场。在当地至今还流传有：“进入西南山，烟火遮过天，客商天下走，日进斗金钱”。的谚语。足见当时钧瓷生产的繁荣景象。禹州市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钧瓷技术完善的物质基础。从技术上，青釉瓷器的全面完善，唐花瓷风格的影响及“唐钧”的产生，还原火的成功使用，柴窑工匠大量涌入禹州经营钧窑，为钧窑技术的全面完善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由于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又经过钧窑匠人的努力实践，钧窑技术迅速发展并不断壮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到了北宋中期，这种新颖、独特的装饰技法被越来越多的民间窑场所喜好和采用，并生产出大宋生活日用品，如碗、盘、瓶、炉等，产品的质量已相当精良。民窑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钧瓷装饰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制瓷技术的精益求精，烧造工艺的更加完善，使得钧瓷产品备受人们的珍视，精品绝品往往被宫廷收藏。
禹州境内，现已发现北宋钧窑遗址多达40处，属北宋早期的有：神后镇内的刘庄（刘家门）、上白峪、下白峪、于沟、张庄、苗家门、蔡叶沟、槐树湾、里枯沟、红石桥、王家门、长春观等，共12处。属北宋中晚期的有：钧台窑、西寺、霍洞、邓禹寨、温家门、赵家沟、五洞口、五龙泉、花石、五桥、大涧、王家门、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宫亭、石峪、华沟、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村、鸿畅村等，共28处。这些钧窑，生产规模南大北小，生产品种南繁北简。
在考察中发现，宋早期钧窑遗址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品种最多的是神后镇的刘庄窑。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叶哲民在《河南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说，刘庄窑“所烧器物品种较多，水平也最高……”，器物中尤以带把洗、菊花盘、折沿碟、盖盒等最为出色，真正做到了“葱傅肥厚，光彩夺目”的程度。这个窑址内的窑炉非常密集，从残留的遗迹看，其形体多为馒头式，高度已看不出来，直径为1.5米左右，也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
1982年以后，钧瓷研究者又对该窑址进行了复查，收集到不少实物标本。通过器物残片能看出造型的有盆、炉、洗、盘、碗、碟、盒等9类，品种达40余种，且造型比例匀称，切削工艺考究，内施满釉，外施过足釉，部分足部涂褐色护胎薄汁。可以看出，刘庄窑轮制手拉坯的成型方法和烧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钧瓷研究者通过近几年对宋代民钧窑的典型代表下白峪窑和刘庄窑考古发掘及研究，发现宋代中期，钧窑在禹州的发展持迅猛态势不断扩展蔓延，范围越来越壮大，窑炉逐渐在增多，产量步步攀新高，瓷品愈来愈精美。出土的标本，造型古朴典雅，胎骨细腻，切削规整，釉色多样，质地晶莹，工艺精湛。一些钧窑残片还发现底刻数码字和“郗”、“朱”等铭记，其釉色和制作工艺与“传世宋钧”惊人相似，可见当时的钧窑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境地。
三、钧瓷的黄金时代
北宋晚期，徽宗赵佶是个多才多艺耳极尽奢华的皇帝，他一生酷爱书画艺术。作为一位皇帝，赵佶的工笔花鸟、人物、写意在中国美术史上几近空前绝后；而由他首创的“瘦金体”书法艺术，把书法的阴柔之美推向了极致，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赵佶皇帝不仅喜欢舞文弄墨，对园艺装饰艺术也情有独钟。据文献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十一月，以朱 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嘉花名木，类聚区别。”同时还将“二浙奇竹异花海错，福建荔枝橄榄龙眼，南海椰实，登菜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等等大肆搜罗到的全国各地的奇花异石“赵海渡江”运至汴京，安放于宫廷花园，供其观赏玩味。
正是由于徽宗皇帝的擅爱文墨和搜罗奇花异石这种穷奢极侈的喜好，给钧瓷艺术品登进皇室大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进而为钦立“官窑”奠定了基础。
□□北宋中期时，钧窑艺术已达炉火纯青境地，其精绝瓷品往往被宫廷收藏。然而，随着全国各地的奇花异石源源不断地涌入皇宫，由民钧窑中选来的钧瓷花盆等器皿，已远远不能满足宫廷的需要，于是朝廷便在禹州城北门内钧台附近设立官窑，派官督烧造，集中天下能工巧匠，专为宫廷烧制御用品。官窑烧造的钧瓷禁止在民间流传。由于官窑工匠技术精到，占有优质原料，分工细密，不计工本代价，只求产品精绝，所以其品质卓越，将钧窑制瓷技艺推到了顶峰，从而迎来了钧瓷的黄金时代。
现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钧瓷国宝大多是这一时期官窑作品中的杰作，人称“传世宋钧”。
递补官窑生产的钧器皆是按照宫廷设计的式样进行烧造，精绝之品选入宫中，次品流流打碎深埋，严禁流入民间，故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这些钧瓷艺术品的精杰之作，和数繁多，造型复杂，其釉色光亮莹润，葱倩肥厚，窑变色彩绝妙，红紫相映，光彩夺目。主要造型器物有：花盆及盆奁、出戟尊、敝口尊、碗、炉、钵、盘、鼎、洗、杯、盏、盒、枕、座墩等。尤以花盆为多，有葵花式、莲花式、海棠式、六角式、方形和长方形等多种造型。釉色丰富多彩，主要有：天青、豆青、月白、天蓝、米黄、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丁香紫、朱砂红、葡萄紫、葱翠青及鹦哥绿等多种窑变效果，五光十色，美伦美奂。其特点是：器物的胎质坚固细密，造型古朴端庄，器表有开片或蚯蚓走泥纹，底部施芝麻酱釉并刻有一至十的汉字数码，同号配套。制作工艺极为精细，不愧为钧瓷中的国宝级珍品。
四、北宋时期的官窑
官窑始于唐代，它有种涵义，一是指贡器，二是指官厂。看唐朝到元代（8—14世纪），官窑多有贡器，少有官厂。采取的形式是“官监民造”。烧出的瓷器，“千中选十，百里挑一”，贡奉给宫廷。这种瓷器就叫做贡瓷或官瓷。那时，唐代在产瓷区高有司务，如唐景龙初（707—709），褚绥为新革（景德镇）司务，奉诏监烧献陵祭器。宋代设监，如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到了元代则设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
宋代是我国瓷器在发展时期，其瓷窑有“官”、“民”之分。北宋和南宋时期，宫廷所需瓷器由官办窑生产，世称“官窑”。根据文献记载·窑址发掘及时传世官窑瓷器的研究，故宫研究员李辉栖先生把官窑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十一项：
第一、所谓“官窑”，顾名思义是朝廷皇室直接控制而建立的瓷窑。正如《笔衡》所载：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里的“京师自置”与“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是两个概念：一是“命”，指“有命则贡”，“无命则止”的“民窑”贡瓷；一是“自置”，指由京师——朝廷建立的“官窑”。因此，“官窑”的概念，在宋代文献中已讲清楚。
第二、由于“官窑”是专门为皇室而设，所以，烧制的瓷器在造型、装饰、釉色等方面，均按宫廷设计式样进行生产。如三足炉、乳钉五足炉、双耳乳足炉、觯式瓶、胆式瓶等。因而，“官窑”瓷器具有浓郁的宫廷色彩，与民间用瓷迥然有别。
第三、烧制贡瓷的“民窑”，要将上好的产品进贡皇室，“唯供御持退，方许出卖”。“官窑”为满足宫廷需要，对瓷器要求则更高。因此，它必须搜罗“民窑”中的能工巧匠，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采用优质原料进行生产。
第四、“官窑”与“民窑”在经营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民窑”属于商品生产，如北方的磁州窑、耀州窑，南方的景德镇窑、龙泉窑等。均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相互模仿、竞争，故而迅速发展成各种瓷窑系统。与此相反，“官窑”则属于非商品性的保守生产，无发展前途。根据宫中需要，时烧时停，因而，其产品少而精。
第六、“官窑”瓷器烧成，经严格挑选，精良者送进宫中，对落选者加以处理，以防流散。
第七、由于“官窑”的生产对“民窑”进行保密，所以，弃窑时，须作现场处理，不留烧窑痕迹。这是都在调查中“官窑”窑址不易发现的根本原因。
第八、“官窑”瓷器由于不经商业途径而直接送入宫中，故多为传世瓷器。但因各种原因，世上偶或见之，亦是由宫中流出。
第九、历代帝王均把“官窑”瓷器视为宫中珍宝，世代相传，不作明器陪葬，因而，在大量都在发掘中不见出土。
第十、“官窑”文献记载不祥，或几乎不见记载，其原因是当时对社会保密，非一般文人所能见到。
第十一、考古资料表明，皇室为了便于“官窑”生产的管理及运输，窑址多建立在都城附近。
“官窑”严格按照宫廷设计进行生产，在工艺上精益求精，不惜工本代价，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间。“民窑”生产则与“官窑”相反。不受宫廷的任何束缚，工匠来自民间，所产瓷器均供应城乡民众生活需要。这是“官”与“民”两种瓷窑不同的根本所在。这两种瓷窑的共存，不仅是宋代瓷器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该时期瓷器发展的主要特征。
“官窑”瓷器虽然在宋代瓷器中只占极少数，但由于“官窑”所处的地位及具备的优越条件，使它在当时烧造了一批宫廷所需的高档瓷器。这些“官窑”瓷器自诞生之晶起，便精选入宫，传世至今，已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五、神秘的宋钧“官窑”——钧台窑
宋代的民族矛盾与宋王朝始终相伴，北宋建国后就遭到邻帮辽国的侵略，由于宋王朝奉行了委曲求全，纳币求各的外交政策，在宋真宗（988—1001年）以后，暂时缓和了宋辽之间的武装冲突，中原地区出现了一派繁荣昌盛，歌舞升平的太平假象。
北宋后期，皇室穷奢极欲，广罗珍宝，在苏杭设置了“造作局”，专门采集牙、角、金、五、竹、藤、丝、绸等原料制作各种奢侈工艺品。随后设苏、杭“应奉局”搜罗奇花异石。当时，百姓家里的一石一木若被看中，出难逃劫掠。深山中的奇石，江湖中的异物，官家都派使工役去开采。朝廷为了制作怪石盆景，使广泛搜掠来的奇花异草锦上添花，便选中雍容华贵的钧瓷作为花盆，于是，特在河南禹州的钧台附近设立钧瓷“官窑”，以烧制各式花盆、奁、鼓钉洗等陈设装饰用瓷，来满足皇室需要。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宋钧官窑——“钧台窑”。
钧台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北门里。《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历史上，禹州曾是夏朝的国都。因大禹治水有功，舜封禹为夏伯，建都夏邑（今禹州市），禹死后其子即位，在今城南7km的三峰山钧台上大享诸侯，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在禹州建立。夏末，祭把商汤囚禁于钧台，钧台又成为中国第一座监狱。钧台迅即成为举国闻名的名胜之地，历代朝臣和文人雅士前来观瞻者络绎不绝。
钧台窑（又称八卦洞窑）址是1964年由原禹县轻工业局和禹县国营瓷厂联合组织调查发现的，当时在全县范围内共发现96处古瓷窑遗址，钧台窑为诸窑之冠。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陶瓷专家对现场采集的标本鉴定后致认为，瓷片标本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钧窑传世品完全相同。但由于“文革”的影响，进一步的发拙工作一直未能进行。1974年，由于即将修建的郑（州）南（阳）公路需从钧台窑遗址穿过，为配合工程建设，考古学家对钧台窑址进行了全面的钻探和重点发掘。探明窑址东临城墙界，西至古钧台，北依颍河水，南连马号街。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达38万㎡，堆积层一般在1米左右，厚者达2米以上。中国历史上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从此被世人所识，而钧台窑作为宋钧“官窑”也被国内外学术界普通认同。
在发掘的窑址中，发现有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还发现了大量窑具、瓷土、釉药、彩料和砖瓦等建筑材料。该窑区烧制的瓷器种类既有钧瓷、汝瓷、青白瓷，又有天目瓷和禹州扒村窑类型的白地黑花民用瓷、宋三彩、珍珠地划花、绞胎与搅釉等。瓷器品种与窑址的颁区域密切相关，即郑（州）南（阳）公路以在东为钧瓷造区，公路以西禹州制药厂前院为天目瓷烧造区，制药石后院即八封洞附近为汝瓷和青白瓷烧造区，再往西，禹州原北城门内两侧，直至古钧台，为白底黑花及宋三彩、珍珠地划花瓷烧造区。各区域虽有侧重，但又兼烧别样，各类瓷艺的综合交流，对钧瓷工艺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北宋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瓷，不仅造型端庄，古朴典雅，胎质细密，而且工艺精湛，釉色莹润，色彩缤纷。其中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和鹦哥绿等多种窑变，更为当时其它窑口产品望尘莫及。古人有“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诗句，就是形容钧瓷微妙、窑变幻化之美。
根据出土瓷片标本分析，北宋末年，钧台窑的工艺技术已臻完善。除少量的碗、盘等日常生活器皿，大多是为满足宫廷需要而生产的各式花盆和与之相配套的盆奁、出戟尊、奉华尊等陈设瓷。
器物执照宫廷的不同需要设计，仅花盆就有葵花式、莲花式、海棠式、仰钟式、渣斗式、长方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底部一般有5个圆形小孔，惟独六角形花盆的底部有7个圆形小孔。各式花盆又有大小不同的10个规格，由大及小依次递减。花盆底部都刻有一至十的汉字号码，即一号最大，十号最小。各式花盆配有式样相同的盆奁（即盆托），器腹较花盆浅，平底，不留圆孔，以承接花盆中的渗水。外底均有如意形足、三足、四足或六足不等。盆奁和花盆一样，按照器形大小排列，底部分别刻有一至十汉字号码，可与同型同号花盆配套。
出戟尊、奉华尊等属青铜器造型。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均收藏有钧窑出戟尊。其器型口沿外撇，颈部内收，折肩鼓腹，喇叭形高圈足。颈腹和足部的四面出戟，显得庄重典雅。器身为月白色和丁香紫色釉，棱边釉薄处呈浅黄色，圈足内均刷有芝麻酱色釉，并刻有汉字号码。现存尺寸最大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底部标号为“三”，高32.6㎝，口径26㎝，足径21㎝。尺寸最小者底部标号为“八”，高22㎝，口径16.6㎝，足径12.5㎝。
钧台窑出土的各类钧瓷碎片中，花盆和盆奁占绝大多数。釉色既有通体天青、天蓝的单色釉，又有盆内天蓝色，盆外为变幻莫测的玫瑰紫窑变釉，器表还有惟妙惟肖的“蚯蚓走泥纹”。也有的天蓝釉上窑变有浅紫或玫瑰紫釉，或浑然一体的月白釉、天青釉，又有钧窑器中典型的“内青外紫”色釉，内青（或天蓝）色，外部则为神奇美妙的玫瑰紫、葡萄紫和丁香紫等窑变釉瓷，制作精美，堪称钧窑中的上乘之作。
钧官窑瓷除底部刻有数码汉字外，传世的花盆底部还有请乾隆时加刻的楷书“重华宫”、“金昭玉翠用”，盆奁底部刻有“瀛台”、“虚舟用”和“养心殿”、“明窗用”以及“漱芳斋用”等字样。
钧官瓷除上述各类造型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如意云形枕出极其珍贵。枕型前低后高，平底。高13.4㎝，面宽19.9㎝，长31㎝，底宽19㎝。枕壁后侧面两边各有一葫芦形气孔，以便在烧窑时排除胎内水分。其釉色为天蓝窑变紫色斑，底部刻有清乾隆御制诗：
汝州建青窑，珍学紫周式，
紫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
是枕犹北宋，其形肖如意，
色具子德， 面盎于背。
鬃 虽不无，穆然以古贵；
今瓷设如兹，脚货在所弃。
贵古而贱今，人情率若是，
然斯亦有说，鲁论示其义。
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
色润玛瑙釉，象泯烟火气。
通灵旁孔透，怡神平底置，
乾隆丙申秋御题。另有铃印二：比德、朗润。从诗中可以看出，乾隆将此枕误作汝瓷。经专家考证，实为钧官窑之珍品。
现藏于河南省开封市文物商品的钧窑如意云形枕，釉色天青，釉层肥厚，釉质润泽，底部无釉，前侧面有一椭圆形孔。枕长20.3㎝，宽25㎝，前高9.1㎝，后高11.7㎝。这是国内收藏的惟一一件保存完好的钧窑如意云形枕。
1978年，在河南长葛市石固镇发现了窑藏钧官窑瓷器6件，其中碗、盘、钵各2件。尤其是2件钵和盘堪称钧瓷艺术品中的精绝之作，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做工精细，釉色纯正，属钧台官窑的代表作品。
北宋钧官窑——钧台窑生产的钧瓷，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发展到了顶峰，更由于皇宫的需要和徽宗的赏识，钧瓷进入了黄金时代，为中国陶瓷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六、钧官窑的工艺成就
根据对钧台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现存钧官窑器物可以看出，钧官窑在钧瓷制作和烧造工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钧官窑器物造型严谨，制作精细，毛料非常严格，现存传世品可以证明。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钧官窑器物，其特点都是造型端庄古朴，器形装饰简炼，或者很少装饰附件，庄重而大气。做工一丝不苟，无论口沿腹足，凹线凸棱、直边弧角都精到入微。从细腻如香灰、质硬如金石的胎骨上可以看出钧官窑用料的严格。另外从钧台窑遗址出土的修坯工具上也可以看出其工艺精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遗址出土的修坯工具铜刀和鹿角抿子都很精细。铜刀横断面呈三角形，薄刃微弧，很锋利，把柄呈长条状，尾部为椭圆形环首，使用时可能在柄部经有绵束，通长18㎝，鹿角抿子以鹿角磨制而成，前端尖部稍弯曲，后部似有锯痕，通长11㎝。钧官窑器物制作方法大多使用传统手拉坯工艺，在某些器物的局部制作上也采用模制、手工捏制等方法，如器物的附加耳、把手等。有些器物外口或腹壁有明显的轮旋痕或凸弦纹，有的盘口边还凸起一周如意头纹，制作相当精致，这也是宋钧盆、奁口边常用的装饰手法之一。
根据考古发掘，钧台窑现清理出两座比较完整的窑炉，编号分别为1号窑和7号窑，和残圮不堪的8号窑呈三足鼎立状分布，三者之间由作坊相连。1号窑和7号窑间距10m左右，均就地挖筑，然后券顶，烟囱高出地面。窑炉之间有地下巷道连通，巷道两侧又分别挖有对称的小单元作坊间，分别是成型、修坯、施釉等工作间，各工序间相互配合和衔接，形成十分合理的工艺流程布局。
7号窑为北方常见的馒头窑（即倒焰窑）。1号窑为双乳状火塘的长方形窑，此窑设计形制特殊，为中外窑炉史上绝无仅有。窑体就地挖筑，窑宝呈东西长方形，在窑宝北侧有两个并列的乳状火塘，东火塘有观火孔以便投柴，西火塘前侧设有窑门。火塘上方留有方形烟囱，在窑宝后壁左、右两角和中部设有三个烟囱凹于墙内，两侧烟囱随着券顶内收，并与中间烟囱合拢后再高出地面。这种设计对于钧窑由氧化焰转还原焰的烧成过程具有特别功能，即产品入窑后，两侧火塘填满烧柴，并将4个烟囱全部打开，窑门也不封闭，大量空气进入，充分氧化。当窑室温度升至850℃时，填柴后即将窑门封闭，并将火塘上方的烟囱堵塞，让因在窑室内充分还原，由窑顶循环至窑底的烟囱口，将少量的烟排出。
在钧台窑的堆积层中，发现有不少素烧过的器物半成品残片，由此可以推断，钧台窑钧瓷是由两次烧成，即素烧和釉烧两道工序。素烧也称焙烧，先将未口釉的成型坯体进行焙烧，以增强坯体强度，提高施釉后的釉面质量。素烧一般温度较低，素烧后的坯体浸釉（底、足多为刷釉），再入窑高温烧成。
装窑方式兼用匣钵、支架、垫饼诸式，一般中、小型圆型器采用渣饼垫烧法，大型碗、盘和双系罐则采用叠烧法。至于里外施釉，足涂护胎釉的碗、盘、碟、洗之类器皿，在圈足内留有支钉痕，即采用一匣一器的支烧方法，多属精品。
釉色方面，钧官窑工匠合理地选用原料，有效地控制钧釉的化学组成，引入氧化铜（CuO）作为着色剂，使用独特的窑炉和科学的烧造工艺，巧妙地利用烧成期火焰的变化，利用氧化和还原气氛，掌握工艺过程中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因素，烧制成功各种深浅不一的蓝色乳光釉和五光十色、绚丽动人的窑变花釉，釉层丰厚莹润，窑变奇特而缤纷，紫红、蓝、白交相掩映，给人一种大自然瞬息万变的美的感受。其工艺成就之高，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