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了哪些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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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家骏

小说（主要说的是长篇小说），作为一种艺术，不说从古罗马的《金驴记》算起，就以中世纪用罗曼语讲唱的传奇（法语，俄语的“长篇小说”一词即源于此）为滥觞，发展到19世纪中期也几近千年了。从游侠传奇、流浪汉小说的串连型结构，经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到它造舆论夺权之前，小说深入到家庭和人心中去挖掘哲理与个人追求，把理性的批评客观世界和伤感的抒发主观感受结合起来，使描写可感的环境、情节、人物，由外及内地升华到展现激情、想象的高度，再从浪漫的云端跌落到平凡甚至平庸的现实土壤上。就在欧洲小说艺术波澜起伏之际，俄国小说异军突起，放出异彩，在俄国农奴制的田野与森林的背景之下，血泪的控诉、深沉的哀怨、愤懑的挖苦、隐约的抗议、迂回的叙说，把半部俄国小说史涂染得斑澜辉煌。那么多的地主与农民、少爷与小姐、军官与仆役的肖像挂满了俄国小说的艺术画廊。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俄国生活的大翻个儿、大动荡的变革时代，出现了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一位怪杰，这就是在思想表现、生活概括、形象塑造与艺术表达诸方面都具独创性、甚至连他的缺点错误都是天才的独创的小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集普希金、果戈里以来俄国小说艺术之大成，又另辟蹊径独创小说艺术的新洞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对小说艺术的新贡献，深深影响了和影响着后世俄罗斯和欧美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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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说过，迄今人们尚未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独特的叙述人。在《堂·吉诃德》以前的传奇中，叙述人或故事的演唱者，受到传奇本身所具有的集体性口头文学的特征的限制，它是无个性的。启蒙时代的心理小说与哲理小说，常用书信体与日记体，故事由登场人物自行叙述，即便具有某些个性特征，它也是作为独立形象的精神面貌的一部分，而不是故事之外的叙述者的个性，没有在进入情节、进入作品的形象之外形成另一个不进入情节、不进入作品的形象。浪漫派的小说或诗体小说，以及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井留有浪漫主义痕迹的小说或诗体小说，除去叙述人是情节中的人物这类第一人称的小说之外，第三人称叙述的，倒是形成了独立的叙述人形象（如《唐璜》、《叶甫盖尼·奥涅金》），但叙述人显示自己面貌与个性时，是用插入抒情插笔的方式完成的。就连地地道道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死魂灵》，也在讽刺批判地描写客观世界景象之余，插进关于对胖子和瘦子、关于对通体漂亮的太太和也还通体漂亮的太太的议论，插进大段说俄国是永远追赶不上的三驾马车的抒情诗段，来显示叙事人的忧国忧民的沉郁性格和在绞心疼中微笑、凄凉哀婉中怨愤的精神状态。小说艺术在发展中解决叙述人形象的塑造问题是经过漫长的技艺积累的过程的。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以其小说的面目特别的叙述人而显示着叙述风格的独创性，但也是在历史关于叙述人塑造的积淀基石上一步步之前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穷人》全是继承了果戈里《外套》的题材、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但果戈里写《外套》时，已是在写《涅瓦大街》、《钦差大臣》之后许多年，《外套》几乎是与《死魂灵》第一部同天完成的，作者的叙述风格和《外套》中叙述人形象的塑造是技艺成熟的第一流天才作家的手笔。果戈里从旁讲述阿卡基·卡基耶维奇，其叙述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透视深邃，解剖犀利，是同作者的博大精深及其含泪微笑的风格相一致的。《穷人》却是一个学步者的发萌之作。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杰符施金在结尾处写的：“文体正在形成”。《穷人》用尺犊形式叙述它的全部人物、故事与情势。这在《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时代，有文化修养的维特和绿蒂洋洋洒洒、委婉悱恻地叙述自己的感伤是合乎逻辑的。如果在文体上歌德雕凿了，它与维特们爱情激荡下的文词修饰的可能性应是不矛盾的。这就是说叙述人的翻腾内心的表述，使人物与作者在感情及其显示上水平一致，是可理解的。相反，相似文体下的《穷人》没有看到作者与人物的差距，也用尺牍形式来叙述，这固然有助于描写一个受屈辱的灵魂，揭示内心深处的爱、怨、婉惜、痛楚、绝望，但读者自会察觉到：底层社会的穷男孤女写信的时间、精力、物质条件和情致，以及文字修养和表达水平，竟是一位作家的活动与手笔才具有的。如果杰符施金能写出：“宝贝，如果您也能乘这么一辆马车，有多么好啊，博取您的美目一盼的将是善意的将军们，而不是我们这一伙人，您穿的不再是破旧的粗布衣服，而是绫罗绸缎。您不会像现在这样憔悴瘦削，而会是一个风姿绰约的，鲜嫩的、红润的、丰满的女人。那时……”这样秀美严整的、够半本书篇幅的文章来，他简直就可以去向《现代人》投稿，也博得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的赞赏，从而改变自己和瓦棱卡的地位了。在这里，用作者代替远远低于他的人物，无视差距的叙述一切，是没有找到自己叙述人形象的最初表现。《穷人》的第一人称，不同于《狂人日记》。波普里希钦是部里的文字工作者，同时是一个十足的疯子。他的叙述与抒情是他混乱意识的反映，是他受折磨、挣脱苦闷与樊笼的哀痛在热病中的呼号。尽管那也是作者编撰的小说文字，是作者隐在小说背后的高度来赏视着叙述人和人物的重合。《穷人》却在起步小说创作时，在叙述人塑造中留着鲜明的斧凿痕迹。《二重人格》的斧凿痕迹更明显了。作者超出了现实主义手段，写出了高略德金先生梦中甚至面前出现了另一个高略德金先生。人物的癫狂比之波普里希钦的写日记真实地前进了一步，那是精神分裂的幻影的现实化。受《二重人格》影响的当代拉美作家博尔赫斯的《另一个我》写出确实的数十年后的老年我和今日出现的青年时代的我在作思想辩论，它用第三者的客观叙述，从而强调了小说的哲理性、特异性甚至魔幻的色彩。那么《二重人格》由一个高略德金去梦见并叙述另一个高略德金，并且梦见对方和旁的人通信的详尽文字，这种叙述方式和叙述者的表达形式，不是更为之成为特意编撰的了吗？从作者说，是为了更有利于作精神病理学的解剖，从叙述方式上说作者用自己的嘴讲述主人公的经历，却完全通过主人公的语言和理解。这就把叙述人和主人公混揉在一起了。别林斯基把这称之为：“钻到和他不相干的旁人的皮肤下面去的能力。”这里显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在小说艺术发展史上非常有意义的端倪。我们抛开在思想上作者的局限不谈，就以叙述人形象塑造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以后的几部长篇小说中，由此发展、提高，将小说叙述人的视点融入人物的眼光中，将作者的世界观和小说人物的思想去对应或重合，借旁人的皮肤，长自己的癣花。形成一种高尔基特意让人们注意的独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叙述人。通过他的叙述，显示了作者创作风格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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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主观因素在叙述中向客观形象和生活画面的渗透上。别林斯基在论述果戈里的忧国忧民的倾向时，提出了作者创作中的主观性问题。一个作家对生活不是冷眼观照，而且充满热情地去挖掘生活，这可谓用主观精神去拥抱客观。这里，当然并非提倡用主观去代替客观，用理想去代替现实。作者的理想、愿望、见解、爱憎美丑的生活评价，在形象的典型化与生活画面的概括与描绘中，隐蔽于其中，渗透于其中，使形象成为客观基础上的主观与客观契合为一的产物。在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中，在莫泊桑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有的叙述人完全隐到形象与场面的背景之外去了，这种主观性只能从“没有”叙述人的客观性艺术中去分析、体察。而具有独特面目叙述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其中作者与叙述人的差距、叙述人和登场人物的差距有意地用艺术彩粉去涂饰，于是根据题材、意图以及主观因素向客观形象渗透的方式与程度，则呈现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过死刑的威胁，流放苦役的摧折，癫痫的折磨与自身精神病的体验，面对六七十年代生活的大动荡和他所处城市贫民环境的肮脏痛苦的现实，他不可能由外部无动于衷地描写包围着他的生活，他也不可能平静地字斟句酌的品味自己所描绘的对象。那种狂迷式的、像发热病一样的紧张创作，是内心构思的人生波涛的回声。他笔下人物的绝望与复仇、痛楚与孤独，也正是作者自己心灵感受与智慧痛苦的缩影。心胸中充满了爱和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主观因素超饱和地向客观渗透，自然就溢流在叙述人和某个人物的口中，这就是常见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观主义说教。这种说教，有时虽然通过的是某个人物的嘴，但说出的却是叙述人的主观编排。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有那么多的议论，第三人称的，叙述人不时在叙述中夹进自己的观感。所叙述的人物又有那么多的辩论，讨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思索中自我辩论，两个高略德金在辩论，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也连篇累牍的辩论不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小说中写进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种种讲演词，似乎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演说家，辄常一开口便长篇大论。这确乎是作者文思泉涌的结果，是滂沱大雨向土壤中渗透不及而溢流的结果。

二、在一般情况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观因素向客观形象与生活画面的渗透，是主客观完全合一的。这时的主观性，不是浪漫派摆脱外在世界的内心倾向，而是对丑恶生活积极干预时作家的内在精神与人情味的诗才，我们摘出一段《罪与罚》试作剖析：

斯维德利加依洛夫这一家子可真叫人够受的！为了二十六个卢布，在内地当个家庭女教师，一辈子东奔西跑，也是一件苦事，可是我还是知道，我的妹妹宁肯变个黑奴给农场主干活，或是变个拉脱维亚人去给德国老板做工，也决不肯跟一个她所不尊敬、一点也合不来的人发生关系，来玷辱自己的精神和道德观念，……永远不得翻身，仅仅为了贪图个人的利益！就算卢靖是纯金或者大块的金钢钻做成的，她也不会答应做卢靖先生的合法的姘妇，现在为什么答应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解释?事情很明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舒服，甚至为了救自己的性命，她也不肯出卖自己，可是为了别人，她就愿意出卖！为了亲爱的人，为了她所崇拜的人，愿意出卖！就是这么一回事：为了哥哥，为了母亲，愿意出卖！出卖一切！啊，我们还要压制我们的道德观念，把自由、平静，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拿到旧货市场上去出卖呢。让生命毁灭也在所不惜！只要我们心爱的人能够生活得幸福！不但如此，我们还捏造出一套别出心栽的诡辩法，学耶稣会教徒的样子，并且大概还会安慰自己，说服自己，觉得为了善良的目的，应该这样，实在应该这样。显然，在这里，没有别人，只有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夹才是中心人物，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可不是吗?这样就可以给他带来幸福，供给他读大学，保障他的整个前途，以后大概还会成为一个富翁，晚年也许会成为一个被钦仰、尊敬的人，甚至是一个名人！……

“我不要您的牺牲，杜涅契卡，我不要，妈妈！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不许可那样做，不行，不行！我不答应！”

他忽然清醒过来，停住了。

“不行！可是你能怎么办?……你用什么来保护她们，本来的百万富翁，安排她们命运的万神之王宙斯?再等十年吗?……”

他这样折磨自己，甚至带着一种享受的心情用这些问题嘲弄自己。热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是旧的、由来巳久的、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它们折磨他，撕裂他的心，已经有许多日子了。许久许久以前，在他身上就产生了现在这整个的苦恼，积累起来，最近更是成熟起来，凝集起来，采取一种可怕的、奇异怪诞的问题的形式，烦扰他的心灵和理智，不可抗拒地要求着解决。现在母亲的来信突然像一个闷雷打在他头上。显然，现在必须不只是愁眉苦脸，光是议论，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消极地遭受痛苦，却一定得做点什么，立刻就动手做，越快越好，无论如何一定得拿定主意做点什么，或是……

这里不是叙述人借人物的嘴去议论，作者没有钻在旁人的皮肤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与人物内心深处的思考合而为一了。他把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相互转换，把人物的带引号的思考和内心独白同激动不已的叙述人的剖析融合起来。为了走得不太远，在引文最后，“或是”一词从外转入引号内，从叙述人的分析转入人物的内心独白。叙述人带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全部困扰、疑虑、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人就像是人物的影子，随着生活与叙述的光源，忽而拉长，浓浓地在旁映照着人物，忽而缩在人物脚下，就像消失进了人物身躯之内，身影合一。这时，作者的喜怒哀乐忧烦爱憎在叙述中表现的倾向，完全渗透进客观形象和生活画面，同时，叙述人自身的独特面貌与形态，读者又可闭目得见，心领神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观性不只是他的宗教、社会观念，更是他对生活所抱有的那种与主人公共有的复仇的绝望，病态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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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复调小说这种叙述体裁。过去的小说都是由统一的叙述人来讲出一切人物的声音，或者说所有人物都经由叙述人用统一声调讲它们的一切，因此它们像是单调齐唱如像民乐演奏中许多乐器按同一旋律齐奏一部乐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的人物，虽是作者的创造物，但是人物是“客体的”、独立于叙述人之外的。每个人物有他自己的声音，而叙述人不过是其中一个声音，于是就形成复调的多声部合唱如同交响乐中许多乐器各自按不同曲调合奏。在《罪与罚》中，叙述人讲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活动时，逐步退隐，而由主人公自己单独用其声音而非由叙述人声音向读者表述其内心。人物主要不是被写成什么样子，而是在自己的意识里成为什么样子，小说里的长篇述说、对话、争论时，也是人物自己声音在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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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所形成的风格的独特性，使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新的境地。他通叙述风格所显示的现实主义独创性在小说艺术史上占有着辉煌的位置。通常，总是按照19世纪俄国革命的三个时期和俄国社会发展在19世纪的早、中、末的不同来看待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这种历史社会学派的小说史观是无可厚非的，它是合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的。在此基础上，有的根据小说家的思想倾向、阶级出身、世界观的本质、反映的题材内容，分出什么贵族作家，平民作家；民主现实主义，自由现实主义；民主主义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等等。姑且不论这种种分法根据是否充分、类别是否适当，但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主义的俄国小说，是一种艺术。艺术除了是生活的反映和受作家世界观制约之外，它毕竟是艺术，是审美的。一切物质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教育的分析或区划，都不能代替审美的、艺术的分析或分类。小说作为艺术，当然不是形式上的篇幅、文体、结构和言语的特点决定其类别的。如果真有谁仅仅从形式上把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分为长的、短的或开放的、封闭的之类，这如同仅仅按作家思想和政治态度把小说分为革命的、改良的、反动的分类是一样的没有把握住小说艺术的特质而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小说作为艺术，它的前进与更新，是由综合一切主客因素，融合从内容到形式的一切创造性的风格所体现的。这个风格是时代风格、阶级风格、流派风格、个性风格等等在艺术创作中的融汇。应该从作家的时代、倾向、思想感情、生活感受、思潮流派、个人经历，从作家的教养、气质、爱好、兴趣、艺术习惯、写作情绪、内在个性等等的整体一致性上去把握其小说艺术风格的独特性与贡献。而能表现这种整体性的，能被读者感受到的，常常是叙述描写的风格。风格的苗叶是植根在时代的、社会的土壤中的升华。

如果上述是可行的话，由此来考察俄国现实主义小说艺术之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在普希金那里明丽之中包含着沉郁，爽朗之内隐藏着苍劲。而果戈里的小说寓庄于谐，笑中含泪，骨子里作家是沉痛而严峻的。从这两位小说奠基人发展下来，俄国现实主义小说鲜明分成三大风格（当然不排斥小派别的存在），这分别由对世界文学发生极大影响的俄国文学三巨头所集中体现出来：一是屠格涅夫抒情的、深沉的现实主义（契诃夫后期亦然），一是托尔斯泰博大精深、清醒而客观的现实主义（高尔基在某些方面更超过了他），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恶梦般的、痛楚而刻毒的现实主义（安德列耶夫阴冷的现实主义在严肃与绝望中继承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对俄国小说史，甚至欧洲小说史做出了贡献。

小说，历来是叙述和描写的艺术。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手中，它进而成了挖掘惨痛灵魂的诗。诗人透过生活的表面，揭开社会的人类心灵的内层，展示了心理结构最深最隐秘底层被扭曲的心灵的孤独抗议或绝望复仇。《死屋手记》描写骇人听闻地对苦役犯的折磨时，更暴露出叙述人所代表的对扭曲了天性的被折磨者的神秘的恐惧，对人性的怀疑，神经质的忧郁症，病态的挣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揭示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贫困、赤贫与受凌辱时，也把社会戏剧溶进变态心理学，人物都处在内心分裂的痛苦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心理现实主义的最杰出的代麦，他最善于写畸零人、精神病患者、被损害和被扭曲的人、变态或病态心理者的最隐秘的精神世界、最微妙的心理变化、最复杂的思想矛盾、最反常和难以捉摸的古怪念头。《罪与罚》写的不仅是社会生活，而是一场恶梦。拉斯柯尔尼可夫无时不在思索，考虑又考虑，自问自答。忽而它孤独痛苦到爆炸，忽而享受自己绝望复仇的愉快，忽而狂热病般不由自主地干出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行动，说出自己也不相信是出自自己口中的话。他的行动是梦游，他的语言是梦呓。他面前满是幻影、纷纭的直觉，他在恐惧、自信、绝望的交织中浮现出不可名状的潜在意识。作者这样写拉新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在杀人之前，他经过内心不断的冲突，逐步明确要除掉“虱子”的思想；在杀人之际，像是不由自主的梦游人在行动；在杀人之后，他精神恍惚。都像是罪人在透漏自己的隐秘。小说写了许多的梦境和遐想：主人公梦见童年时看到一群醉汉乱棍打死一匹马，梦见走进空屋再次用斧乱砍老太婆，和警察局侦查科长波尔菲里谈话后耽心被识破的遐想。又如：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自杀前梦见花朵，棺材和跳水的少女……，这些都在揭示着人物的内在心理的矛盾与变化。作者写人物心理时，在俄国文学史上创造性地使用今日叫做“意识流”的手法。这最突出表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杀老太婆之前，从头天夜里没睡好，到缝斧头套，到下楼上街，到拉老太婆家的门铃，人物的潜意识、联想，思考，回忆、猜测从未间断，它不停的涌现，使读者洞若观火地了解了人物的内心。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精神被奴役得分裂，人格被仇恨和羞耻以及沉思变成了两重。心理结构深层的潜在意识在“自在”中流动，它真实地表现智慧的痛苦、泥泞中踏碎的花朵的余香，难以忍受的忍耐；揭示最隐秘的伤痛和赤裸裸的灵魂。把诗和心理学融为一体，使小说由叙事、描写，转入诗与哲学的发掘、病理心理学的灵魂解剖，构成生活明流与精神潜流的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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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贡献还是在描写现实生活方面。他继承《外套》的传统，在大量的描写农村与贵族的俄国文学中，独树一帜地描述下层市民肮脏、贫困、屈辱的生活图画，刻划了大量吃人的人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

他悲观主义地揭示第三等级的动物世界时，其中张网的蜘蛛同被社会异化的飞蛾，为所欲为的统治者与压迫者同任人凌辱的弱小者与奴隶，真诚与虚伪，在对比中形成下层市民恶梦般打破常态的现实景象。把现实主义从爽利的艺术浸在泥沼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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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对丑与美的展示，潜在心理的真实披露以及作家自己的病态良心在倾向中的宗教说教，对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根本问题的思考，分别对后世的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启开新的长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小说艺术史漫长道路的分岔口。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