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是最能体现沈从文风格的传世之作「沈从文边城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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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北漂沈从文
《边城》的作者沈从文真可以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出生于湘西凤凰县。
凤凰位于湘、川、鄂、黔的四省交界处，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在此聚居，沈从文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
沈从文
14岁那年，沈从文按当地习俗参军入伍，先后当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和书记，看惯了种种杀戮与迫害。据其自传性散文《从文自传》里说，他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一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七百。
写出《边城》这样一篇充满人性美、人情美的，如同一幅湘西风情画般小说的作者，在青少年时期，触目之处竟有如此多的血腥与残酷。
沈从文于1923年，也就是他22岁那年，独自一人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活。
此时的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他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不中，于是来北京大学旁听。一边学习写作，一边打工维持生计。
那个时候的沈从文，没金钱、没学历、没知识、没能力、没人脉，只靠青年人的一腔热血，支撑他艰难地度过了北京的一个又一个寒冬。
1924年，穷苦潦倒、濒临死亡的沈从文曾给当时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写过一封求助信。郁达夫当时在文坛已小有名气，然而生活与工作上的诸多不如意，使其常常灰心丧气，借酒消愁。
郁达夫
看了沈从文的求助信，他竟不信这世上还有比自己更惨的人。于是，郁达夫出于一种一探究竟的心理，敲开了沈从文“窄而霉小斋”的房门。
当时的场面是这样的。
外面下着大雪，沈从文的小屋里没有炉子，寒气逼人。他身上只穿了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写小说。
郁达夫推门而入。
沈从文：“找谁？”
郁达夫：“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
沈从文：“我就是。”
郁达夫：“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
随后郁达夫请沈从文吃了顿饭，席间，沈从文也顾不上斯文，吃得狼吐虎咽。结账时，一共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住处谈了谈。
郁达夫走后，留下了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之后，郁达夫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晨报副刊》的主编。一个月后，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再后来，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又出版了《龙朱》、《虎雏》、《八骏图》、《月下小景》等二十多部小说集，以及《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集。
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
02《边城》是怎么写出来的？
沈从文的哪部作品写得最好，文学成就最高？这个话题讨论起来一定是众说纷纭，但要论沈从文的哪部作品最负盛名，影响最大，那毫无疑问是他的中篇小说《边城》。
沈从文少年时辗转于沅水流域周边地区，原计划以沅水为背景写《十城记》，遗憾的是，这一设想未能实现，最终只有《边城》问世。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结婚。他们的新居是一个小院落，三间正房，一间厢房，院子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不，另一棵不是枣树，是槐树。沈从文称这个小院落为“一枣一槐庐”。
1933年秋天，“一枣一槐庐”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他就是当时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的巴金。
沈从文把书房让给朋友巴金，自己在院子的槐树下写作。于是，巴金在他的书房里创作了《雷》和《电》的前半部分，而沈从文写出了《记丁玲》和《边城》。
03另一种湘西
《边城》在当时的确是一部很不寻常的作品。
自鲁迅以来，有不少作家开始写乡土小说，或是在小说中涉及乡土内容。比较著名像鲁迅的《故乡》、《祝福》，台静农的《拜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彭家煌的《怂恿》等。
与《边城》一样，《故乡》与《祝福》也曾被选入中学课本，只要一提起“闰土”与“祥林嫂”，大家也就基本能回忆起这两篇课文主要内容，在此也就不再赘述了。
《拜堂》主要描写汪二与寡嫂偷偷摸摸、草草成亲的过程，着重刻画了当事人的复杂心理，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挣扎求生的意志与韧性。
而《菊英的出嫁》则是通过菊英母亲为死去十年的女儿——菊英，操办“冥婚”的故事，显示出了古老宗法制下的中国农业社会的落后情状。
以上这些小说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描写乡土中国时的主流形态。大抵多表现乡村的落后与人民的愚昧，或是表现阶级的压迫与农民的艰难求生。
但读过《边城》的人都很清楚，“边城”是怎样的乡村呢？这里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男子健壮勇猛，女子温柔纯情。“边城”宛如一个童话世界，一个世外桃源。
只读过《边城》的读者，或许会以为描写这种人情美、人性美是沈从文的一贯风格，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在《边城》之前，沈从文也写过很多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但其中不乏像《萧萧》、《丈夫》这样的将乡村的藏污纳垢进行暴露的作品。虽然其主旨未必在于批判与揭露，但通过其描写的乡村悲剧，带给人的震撼与鲁迅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萧萧》讲述了一个童养媳受人引诱，怀胎生子的故事。
起初，她怀孕被发现后，家中的族人决定将其沉潭或发卖。萧萧的伯父不忍心将其沉潭，便选择了发卖这条路。在为萧萧找买家期间，萧萧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于是萧萧不用走了。
日子继续太太平平、寻寻常常地过下去。萧萧的儿子也如萧萧的丈夫一样，年纪轻轻稀里糊涂地娶媳妇，新媳妇也是稀里糊涂地嫁过来。
沈从文不温不火的舒缓叙述下，其实隐藏着大悲剧，一种对“恶”的习以为常、不知不觉构成了小说的悲剧氛围。
《丈夫》描写了世纪湘西某地花船上的妓女生活。
当地的年轻女子，由于生计艰难，常常到城里卖身，挣到钱后送回乡下，补贴家用。当地人对此习以为常，俨然已成为了一种风俗。
一个女人的丈夫来花船探望妻子，入夜，他在船舱后面默默忍受妻子与嫖客的调笑。沈从文没有直接地去批判谁，抨击谁，但读完此篇小说的读者一定会对那个时代底层小人物的艰难处境产生同情。
等到了《边城》，没有了青春受到摧残而不自知的童养媳，没有了委屈、卑下的丈夫。有的只是天真美好，如小鹿般健康活跃的翠翠；忠厚老实的老船夫；相敬相爱，懂礼让，敢竞争的兄弟……
04翠翠是谁？
可以说《边城》所涉及的乡土，与五四以来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有很大差别，与沈从文自己笔下的湘西也不大一样。
与之比较相近的是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龙朱》。《龙朱》的结局是完满的，而《边城》的结尾，天保死了，傩送也没能和翠翠在一起，也许谈不上悲剧，至少是有所缺憾。
但总体来说，《边城》的世界是比较理想化的。
沈从文创作这样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化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完全写实，只是沈从文文化理想的一种表现。如他自己所说，他想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边城》中，这种人生形式的代表就是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边城》第一章
翠翠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是一种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命状态。这只是沈从文心中的某种理想，在现实中不存在，现实中的人也无法取代翠翠。
有人说，翠翠的原型是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或许会从周边人物身上摘取一些特征。但无论如何，至少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是现实中的人物无法取代的。
后来沈从文又写一些描写都市的小说，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中人无聊、颓废、虚伪，与翠翠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在城市生活、打拼的沈从文已与他的翠翠、他的湘西故乡分离多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翠翠的形象可以说是沈从文思乡情绪的一种外化。
进一步来看，这种思乡已经不单单是对湘西凤凰的思念了，更是对人类最本真的精神故乡、精神家园的思念。翠翠则正是这种精神家园的代表。
05《边城》的艺术风格
沈从文的小说几乎都有很强的抒情性，《边城》也不列外。
沈从文主张将创作者的主体情绪投注到人物和环境之中，或者借助梦和象征来表达主体情感。
《边城》的人物和环境都是作者主观理想的投射，具有浪漫主义特征。
翠翠在梦中去摘虎耳草的描写，更是绝妙的梦与象征的结合。在翠翠梦中出现的“虎耳草”，可以象征爱情，象征少女对未来的憧憬，摘虎耳草正是翠翠情窦初开的表现。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边城》第十四章
沈从文的语言是古朴简约的，少夸饰，不铺张，很少用“的”“了”等虚词，以《边城》中对翠翠的描写为例。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边城》第一章
这段文字仅用一个“的”字，既有浅近文言的简约凝练，又有口语的生动活泼。
沈从文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形成有受古典文学影响的因素，更是其对湘西方言的提炼与积累的结果。
《边城》中为了给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展示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还进行了大量的景物描写，营造出一片古拙的湘西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