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的思想标准「无产阶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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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家骏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创了美学史的新阶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史上一座光辉的丰碑，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讲话》以其思想的创造性、体系的严整性和指导实践的真理性被历史、被一切革命者和正直人们所认同和肯定。当然，如何对待《讲话》，从来是有斗争的。极“左”思想泛滥时，“四人帮”阉割《讲话》，把文艺的政治内容加以歪曲，并夸张到使它陷入荒谬的程度。批判极“左”的东西，还《讲话》以本来面目，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在新时期得到新的生机与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化则趁机侵入，泛滥时则用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艺思想来取代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观念更新”幌子下攻击《讲话》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原则。有的甚至胡说，《讲话》只是“讲”政治、讲思想，而不是文艺论，没有谈艺术。这完全不符合《讲话》的整体性实际。我们有的同志，只强调《讲话》在政治上的意义，而少讲或不讲《讲话》在美学上、艺术论上的创造性贡献，这正好中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下怀，不自觉地给那种攻击提供了口实。

毛泽东同志是唯物辩证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伟大的创新者。他对文艺从来是辩证地看待的，在《讲话》中，他指出文艺要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必须兼有革命政治思想内容和优美完善的艺术形式。对于文艺，正如他讲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①对于文艺的标准，也是应兼顾两个方面， 即“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要求文艺有革命政治内容这是不成问题的。要求文艺作品还得具备一定的艺术水准，并用批评的艺术标准去衡量它，这不仅是从接受对象是否喜闻乐见来考虑，而且也是从艺术本身的特征和作用来考虑的。因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同样，每一种“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②文艺这种意识形态就区别于政治理论、教育思想等等，它具有自己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就文艺作品的性能与功用看，它除了有教育作用、认识作用之外，特殊地还有审美作用。文艺是通过审美来教育群众的，它必须用形象去感染人，让人在审美享受中得到潜移默化。文艺的思想倾向要自然地流露在形象、情节和场面之中，“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中写哲学讲义”。但是，文艺固然是宣传，而宣传的不定都是文艺。赤裸裸地图解政策，固然有其政治思想性，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文艺作品只有具备相当的艺术性，才能程度不等地在群众中起它应有的感染教育作用。

鉴别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如何，得需文艺批评的标准。在还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批评标准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当然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因此它衡量文艺的批评标准是最符合实际、最科学、最正确的。

就政治标准来说，这是大家十分明确的：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有无进步意义”；对于现代的文艺创作，则应按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所指示的，以鉴别香花毒草六项标准来衡量，亦即按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必须在思想政洽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③。六条标准、四项基本原则之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衡量文艺的思想政治水准如何，就是看它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何。

就艺术标准来说，《讲话》指出：“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根据《讲话》和毛泽东同志其他的著作，以及根据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我们初步认为无产阶级的艺术标准大致有这样几方面内容：

第一，文艺作品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④。而且，文艺对现实的反映“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是说，文艺作品应该达到艺术真实和五个“更”的统一，以鲜明强烈、典型的形象，对现实作高度的、集中的艺术概括。这样的文艺才具有无产阶级的审美价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作用。

第二，就是文艺的民族化与进步的、革命的时代风格相统一,文艺的大众化和在此基础上的不断提高。

文艺在各 种意识形态之中，民族性是最强烈的。如文学，它产生在民族生活最深处，反映该民族的现实与历史，表现该民族的心理、风习与思想感情表达方式，运用该民族的语言和艺术形式，所以最具有民族色彩。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要建立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⑤，那么今天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样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当然要吸收外国的文化，但这必须“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而不能“全盘西化”。经过对外国文化的批判地(即有分析地)吸收，使之成为中国民族的文化食粮的原料。对待外国文艺，不是模仿照搬，而是作为创造我们民族文学的借鉴。我们所说的这个文艺民族化，不是静止的，面是发展的，民族的风格与时代的风格是相统一的。

文艺的对象是人民，它取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因此，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必须有人民性，应是大众化或群众化的。文艺要人民所接受，必须使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具有民族的风格和气魄，使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自作高深的阳春白雪，人民群众常常并不欣赏。当然文艺的大众化，也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的众艺术欣赏的变化而发展的，不能总是“小放牛”，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不能认为文艺大众化是降低艺水水平的同义语。更应反对把拿那种关在象牙塔里无病呻吟所编造的晦涩、朦胧的东西、即供极少数闲得无聊的人自我欣赏的“艺术”，作为贬低文艺大众化的标尺来对待这个问题。

第三，就是表现进步的革命的政治内容时，艺术的物质手段高度的完满，这里包括艺术的独创性，文风的准确、鲜明，生动，语言的形象、活泼、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技艺的高超、精巧，形式结构的严整、清晰等等。

依据类似上面所谈的这样一些艺术标准去衡量艺术作品，可以判断出它的艺术性的程度如何。譬如，在《讲话》精神光照下，产生的一批优秀文艺作品，象《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等，不仅它们的强烈革命倾向吸引人，细分析起来，读者之所以受教育，也是与它们的高度的艺术魅力分不开的。这些作品。概括了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色调鲜明，气势感人。其中的人物形象个性突出，富于典型性，面且组成了完整的形象体系。这些作品是以远大的革命理想来反映社会现实的，这种反映达到了高度集中化与典型化。这些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强烈的时代色彩、鲜明的民族特点；它们的语言生动、丰富、口语化，深为群众欢迎；它们的布局波澜起伏，画面广阔。总之，可以说它们的艺术性是高的，是经得起历史与群众检验的。反之，有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不生动、不形象，或者一股八股气，语言枯燥干瘪，人云亦云。这就是艺术性低或者没有艺术性。还有的作品。东拼西凑，胡编乱造，虚假丑陋，趣味低级，庸俗下流，也是艺术性低或者没有艺术性的。有的作品，模仿西方三四流的东西，东施效顰，娇揉造作，故作高深，一股洋腔洋调，借以吓人，更是艺术性低或者没有艺术性的东西。

艺术标准本身，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正如《讲话》指出的，我们“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艺术标准，不能用唐诗宋词的艺术标准来衡量现代的革命诗歌；也不能用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艺术特点来硬套现代的小说散文。古代人的艺术标准，是他们时代、他们阶级文艺要求的产物。譬如六朝文章，讲究骈偶绮艳，这种形式主义的标准，显然是统治阶级颓废没落的曲折表现。再如欧洲古典主义，用“三一律”作为判断戏剧的美学标准，他们所谓的时间、地点、情节三者严整一致，实际是“理性主义”的要求。而这种艺术思想，反映了绝对君权主义的意志。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艺术标准。因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艺，是受到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甚至宗教的、地域环境的影响的。它是长期发展的结果。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以阿拉伯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是是各不相同的。受其影响的文艺，更是各不相同。就是文化相近或相同的民族也大有区别，如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但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大相径庭。因此，不能用印度文艺的艺术标准号来衡量拉了美洲的文艺，也不能用西欧文艺的艺术标准来判断中国的文艺。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艺术标准。西方没落资产阶级认为在文字、色彩、声音上魔术玩得越离奇，就越合乎他们的艺术要求。用被碎的舞台“材料”拼凑的荒诞戏、只有音符的具体诗，甚至猴子画画、无人戏剧、无声音乐等等都成了“艺术杰作”。而历来劳动人民却认为刚健清、真实朴素的文艺作品是好的、有艺术性的；而晦湿、虚伪、造作、萎靡的东西的不好的，不合乎人民的艺术标准。可见，正如《讲话》说的：“每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那种用外国资产阶级的“洋”艺术标准来贬低我们民族和劳动人民的文艺作品，说它“土”、“落后”、“层次低”，都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有泥土气息、有民族气魄，符合人民大众的欣赏口味，这正是用人民的艺术标准来衡量的结论。事实上，各个阶级衡量艺术作品时，不仅看它的政治内容合不合自己的要求，还看它的艺术表现对不对自己的口味，对于作品的艺术性高下如何，都是按自已阶级的艺术标准来衡量的。

无产阶级的艺术标准同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有密切联系，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常受政治制约，但艺术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前代是后代的基础。后代是前代的发展。无产阶级的艺术标准和优秀传统中对艺术性的要求，不是隔绝的、对立的。但是，它却有着自己的革新与创造，二者有原则的区别。

运用艺术标准去衡量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种秩序的摆法是任何社会的任何阶级都如此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就不发给左拉、托尔斯泰、高尔基等等。难道这些文学大师所写的作品的艺术性差吗?不是。恰恰是因为他们作品的批判力量与思想性，不符合评定者的“政治标准”。一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不管其艺术性如何，首先应该排斥。海淫诲盗的坏书，写得再有艺术魅力，也应作垃圾清除。

反之，一部具有革命的政治内容的作品，艺术性不太强，我们衡量它时，应肯定其优点，批评其艺术的不足。正如《讲话》说的：“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而不能一棍子打死。至于那种根本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的东西，那则不能视之为艺术。如果硬充作艺米，在艺术中提倡这种倾向，实际就取消了艺术这一特殊部门的功用，削弱了文艺的力量。

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不断提高文艺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符合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进行顽强的努力。

首先，文艺工作者应该长期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中的去，与人民群众声息相通、思想感情溶为一体。在认识生活、改变生活中获得创作的素材，在生活中汲取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能的滋养。离开群众、离开生活、离开思想性的提高去孤立地求得艺术性提高，是不能奏效的。即便在书斋里学得一点艺术技巧，但写出作品来也会空洞浮肿，没有创造性，那种空头艺术性也是苍白无力的。

再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分析生活。认识社会、剖析自己、提高主体性的犀利的理论武器。不能凭主观感性、靠直觉去对待生话、对待文艺，用正确的思想、革命的理论去认识生活、认识文艺，这才能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

再次，是学习艺术传统，提高艺术修养。我们并不轻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好东西。正如《讲话》所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为了提高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应该学习古人和外国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技巧。一个写小说的人，没有读过多少中外小说名著，怎能突破自己的局限以提高水平呢?当然，这种学习与借鉴，不是为了模仿而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为了创造。譬如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对“二重人格”者、精神变态者的心理,分析得十分细腻，解剖得淋漓尽致，这是同其具体内容不可分的。我们就不能没有分辨地用来刻划无产阶级先进人物和英雄形象。因此，吸收传统时，应该有区别、有改造，要结合我们的实际。否则，即如《讲话》说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还有，要学习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历代杰出的文学家，同时是语言大师。“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我们要学习中外古今语言中一切有生命的、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要学习语言大师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人民的语言。因为人民的语言最生动活泼、最丰富、最切实有力。现在，在某些青年文学家中流行一种洋八股，把简单的东西，故意说得玄奥，如把“头脑”说成“主体意识对客观信息进行加工的载体”等等。这种“浅入深出”的八股语言，完全是蹩脚翻译的模仿,是完全要不得的。有的诗，朦胧得连作者自已也不懂，完全是象征派、超现实主义派的梦话和臆语的照抄，没有几句人民的语言。人民自然不买你的账。

最后，必须不断顽强地从事艺术实践。这是提高作品质量的不可缺少的环节。“熟能生巧”，技艺不同于知识。文学知识，学懂即可。而技艺，必须会掌握，只懂不行，还要纯熟，这只有从实践中磨练得来，不然，达不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认识的标准。人们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美系。”⑦艺术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文艺工作者除去在一般社会实践中认识和参予变革社会生活，更通过艺术实践去认识和促进生活的美，改造自己对美的把握与表现能力。对美理解得如何，展现美时技艺表达得如何，都在实践中检验。这反过来又促进对生活的认识和艺术修养的提高。文艺工作者必须经常地、顽强地进行丰富的艺术实践，才能求得对现实生活和革命理想作统一的完美表达，使得自己创作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总之，文艺作品要经得起批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合乎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高度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就应该按《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提高思想、提高艺术修养，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作出不愧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来。

[注]: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826页，以下凡引此文，略注。

②毛泽东：《矛盾论》，同上，第283- -284页。

③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年-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1983年版，第150页。

④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同上，第181-183页。

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同①，第666页。

⑥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同①，第794页。

⑦毛泽东：《实践论》，同①，第273页。

刊于《延安文艺研究》1990年第2期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