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法点评「点评书法作品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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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立丰/文
一、突起的“李金河书法批评现象”【摘要】通过对近年出现的“李金河书法批评现象”等现象的分析，揭示出当前中国书法批评依然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认为只有通过批评家群体建设性的认真反思，构建具有主体性、本体性精神的批评框架和研究范式，才能促进当代中国书法批评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书法；自发式批评；本体性批评
近几年出现的“李金河书法批评现象”颇值得书法业内人士关注。2011年，河北唐山曹妃甸青年李金河在《青少年书法报》上发表了一篇《百名书家琐评》，对在世的100位书法名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章发表之后，在网络上被书法界人士广泛转载。《百名书家琐评》的评论模式是“先叙后评”，先陈述这些知名书法家的风格、技法的渊源，然后针对其优劣点做散点式、印象式的褒贬点评，用语泼辣大胆、犯颜直论、不问亲疏，令人印象深刻。文章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影响还不是这些被李金河批评的100名家，主要还在于书法业内相关人士对该文反映热烈。2013年，该文被署名为“博雅古风”的新浪博主转载并配相关100名书家作品图，引起众多网友热捧，被多次转载、点赞。随后，李金河在其新浪博客上将该文重新整理、修改后发表，题名为《李金河评当代书家——100名》。2014年，李金河其文又开始在新兴媒体——微信上被书法界业内外人士广泛传播。可以说，李金河是一个“非典型批评家”，不像一般秉承保守主义的批评家那样瞻前顾后，把批评文章写得春秋笔法、八面玲珑，他能做的就是不管不顾的“我手写我心”的率意与直接。
刘宗超和李蕾曾撰文把书法批评分为三类：“自发式批评”、“专业化批评”、“权威性批评”[1]，而李金河的《百名书家琐评》更多符合所谓“自发式批评”的特征，同时具有走向“专业化批评”的某些特点。虽然其文或多或少存在的情绪化、理想化和随意性导致该文具有不成熟、不规范的特点，但一个体制外书法青年的书法批评文字，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传播效应，确实非常值得理论界关注。
此处，姑且将李金河对100名家的印象式批评是否精当存而不论，回看李金河《百名书家琐评》发表的2011年，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张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健康的书法批评，为繁荣书法艺术鼓与呼》的署名文章，文章认为，当前的书法批评不够健康，存在“涂脂抹粉”、“主观武断”、“隔靴搔痒”、“以古衡今”等不少问题，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批评家的素质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水平问题，也有个人素养品德问题，一些问题与批评者的生存状态有关”，简言之，批评家自身素养不够。张海还提出“健康的书法批评，对于繁荣艺术创作，推动艺术事业发展，推出经典大家具有重要意义”，书法批评界应该“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集思广益，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化解矛盾，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书法批评健康发展的合理机制和良好氛围，为繁荣书法艺术鼓与呼，为经典大家鼓与呼，把当代书法批评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2]。按照刘宗超和李蕾的划分标准，张海此文应当属于“权威性批评”，其文的内在逻辑，实际上属于艺术批评的“非本体批评”，即认为书法批评的目的之一，应当为书法创作实践提供信息反馈与指导服务。
对2011年的中国书法批评界来说，相映成趣的李金河和张海的这两篇文章构成了当年中国书法理论界的独特景观，这两道景观并置在一起，极其有趣地折射出时下中国书法批评的脆弱生态。
两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另一个是国家书法艺术最高机构——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最高领导者，身份差距之大，毋庸待言，但是，比他们身份差距更大的，是他们两个人文章主旨的巨大歧义。一个主张书法批评应该“健康”地为“繁荣艺术创作，推动艺术事业发展，推出经典大家”服务，另一个则议论风生，对当下100名采取印象式的快意批评；一个希望批评家坚持“正确导向”，为“为创造经典推出大家”服务，另一个则以字取人、以人论书，对当代书法家痛快褒贬、毫不留情。在这多元化的时代，站在中立立场，看待李金河和张海的这两篇文章更有积极意义。两个人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值得进一步商榷。“位置决定思想”：李金河依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本着自己的艺术良知，对当代书法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属自然而然；张海因其中国书法家协会最高领导者身份，呼唤书法批评家为“推出大家、创造经典”服务，这也情有可原。但是，书法批评的目的究竟为何？书法批评究竟应该如何开展？这是2011年李金河和张海的这两篇文章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张海的文章给人的思考是：书法批评为什么而存在？书法批评的目的是为推出经典大家，还是为其余什么？在中国文艺界，相对于其余艺术门类的批评而言，书法艺术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非常滞后，没有形成自足的学科体系，中国书法批评生态不很健康。书法——这个中国自有的古老艺术领域，没有像美术、电影和文学那样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艺术批评体系的原因有很多：缺少足够的本土理论支撑，缺少外来理论资源滋养，和古代、当代书法艺术实践隔膜、脱离等，都是原因。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书法批评家缺少自我反省的素质与自我建构的行动，因而，批评家的批评容易为书法实践家所轻视、所利用。如果书法批评仅仅是为推出经典大家，那么书法批评就必然成为书法实践的附属品，显然，书法批评不应该、不能成为书法实践的附属品，它应该具有独立自足的理论存在意义。批评的意义不应该只停留在对艺术实践活动的阐释上，如著名的美术理论家丁宁20多年前所讲：“至少西方的语用事实告诉我们，批评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恰似批评大师R·韦勒克在整理大批文献的基础上所指明的那样，批评并不只是为创作活动做一些从属性的注脚，其终极目的尤在于必然地走向一种理论的范纳和建设”[3]。作为中国书法界的领导者的张海将批评的重要功能定义为“推出大家、创造经典”，这种观点是和其身份、角色相称，当然会受书法实践家附和，但未必受书法理论家欢迎。虽然张海此文并不是专门讨论书法批评如何发展，但是，他的观点也代表和折射出大多数书法家对书法批评存在价值的功利性、边缘性认识。
李金河的“自发式批评”文章给书法理论界带来的思考很多，其中之一是：书法批评究竟应该如何开展？李金河自己后来撰文认为“真正的评价标准就是由评论家多年的阅历经验陶养成的说不清的复杂的但又活生生的‘暗标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往往是艺术和思想的最高层部分。没有一个批评家是按事先定好的批评标准去搞评论的，而有经验的批评家是根据所处特定时空中艺术特定的发展状态而提出针对性批评，也就是说要看当时所处具体环境。以‘活标准’对活生生的批评事物才算有效”[4]。事实上，将上述李金河所说的简化一下，就是“经验主义”。好在李金河对书法批评有其自己的独特体验：他本人也曾在该文中总结了书法批评的“十个批评误区”，既是其个人书法批评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在一种书法批评理论上的思索与批评技术上的检讨。仅仅有对“十个批评误区”的认识，还不能达到真正专业的书法批评，要达到专业的书法批评，必须经历从“自发式批评”到“本体性批评”的跨越。
李金河、张海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能够激起学术界对书法批评家身份与素质、书法批评的公正态度与独立立场等问题，深入反思中国书法批评如何从“自发式批评”到“本体性批评”。所谓“本体性批评”，是以书法批评家群体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以建构自足、自立的书法批评学科为根本出发点的书法批评。要达到“本体性批评”，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从事“本体性批评”的书法批评家要有独立身份。
目前书法批评家的身份非常复杂，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聚集在书法家协会、官方媒体周围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另外一类也有聚集在画廊等艺术产业机构的职业批评家，第三类是以散居在各种民间艺术网站、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周边的体制外自由意见人士。所属阵营不同，导致书法批评家的立场差别巨大：体制内知识分子必须为主流意识形态、官方艺术路线服务，因此，贯彻国家意志是其主要批评路线；职业批评家以商业利益为中心，为创造书法艺术的产业利益最大化而从事“为稻粱谋”的工作；自由意见人士则以个人的好恶等具体原因为出发点，自由书写书法批评文字。相对而言，第三类批评家独立于体制之外，独立于艺术市场，更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和自在性，符合理想的“本体性批评”书法批评家应该具有的独立身份的要求。
其次，“本体性批评”书法批评家还必须要有理论自觉。
“本体性批评”书法批评家仅仅具有独立身份还远远不够，如果书法批评家没有从事批评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中国书法艺术批评必将被边缘化为书法实践活动的注脚。即使态度绝不中庸、批判锋芒毕露、前卫劲道十足如李金河者，也概莫能外。从李金河的文章来看，他算得上是一个真诚的批评家，足够敏感，足够大胆，同时，又足够投入，具备从事书法艺术批评的基本伦理素质。随着书法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书法批评有被商业裹挟的危险，有变书法批评为书法表扬的趋势，因此，李金河能超越彭新国所批评的时下书法批评所具有的“充斥着不少不切实际、毫无个性、有褒无贬、无关痛痒的说辞，甚至千篇一律的被包装过的吹捧式的溢美之词”[5]陋习，颇为不易。更为重要的是，李金河的批评对象都是中国当代书法界成名已久的巨头和大腕，他能够做到超越傅德锋所谓“书法批评的诸多障碍”[6]，克服“权势的威胁”、“亲情、友情的左右”、“利益的驱动”等负面要素，秉笔直书，确为不易。李金河有初生之犊的勇气，能够避免朱中原所谓“不健康的批评体制”中的“包装式批评”、“谩骂式批评”、“学院式批评”几种现象[7]，基本上达到了朱以撒所谓“恪守自由的立场和独立不倚的精神，不附庸于创作，不成为书法家书法作品的吹捧者”的境界[8]。“可贵者胆，所要者魂”，李金河确实有足够的胆量，但是，胆量并不是构成批评家全部要素，有胆有识才是理想的批评家的完美集合。回归本体的书法艺术批评不能只是依靠体制外年青书法艺术爱好者的书生意气，而更应该主要依靠扎实、厚重的理性思考能力与独立、自足的理论构建意识。对李金河来讲，他还很需要提高个人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理论功底。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李金河的《百名书家琐评》《谈书法伪批评》这两篇文章既没有注释，也没有参考文献，尽管没有注释和参考文献并不能证明其文章缺少文献意义，但至少，这两篇文章会给人以缺少理论感的刻板印象，因为缺少理论深度的“印象式批评”和“散点式批评”往往给旁人留下不严谨的口实，给自己留下为文不严密的风险。从某种角度讲，书法批评存在“道技之别”，“批评精神”是形而上的“道”，而“批评话语”则是形而下的技术，在这两方面，“李金河”之类的批评家都需要做足功夫。
多年来，中国当代书法教育与艺术实践经历了跨越性的发展，“书法学”学科和“书法专业”教育体系在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书法家协会、书法作品展览与书法作品买卖也成为国家视觉艺术体系中重要一环，与此热闹呈现出反向对应的是书法理论的跛足前行：在书法理论的发展上，书法史研究一枝独秀、建树颇多，而基础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则稍微显得暗淡无光。书法批评滞后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书法界根深蒂固地存在“理论指导实践的”惯性思维桎梏，以及书法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所缺少的“理论自觉”意识。书法批评当然可以与时下书法艺术实践结合并形成对话，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书法批评的重点和终点，对书法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结果应当是构建独立自足的书法批评理论与实践体系。书法批评的“理论意义”应当是书法批评家应该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才是书法批评的“深刻性”、“力量性”所在，这才能让批评家真正具有“批评精神”。否则，观点再激烈的批评就也只能停留在场面的热闹，书法艺术批评的本体框架依旧无法建树，各种批评实践依旧缺乏基本的批评效度。就李金河的“批评精神”而言，他似乎还停留在宋焕起所说的“基本上是传统书法品评的简单延续，而缺乏严谨的、科学的品质”[9]。李金河的批评文章更多的是从中国古代书史汲取背景资源，或多或少地运用中国古代书法批评话语的“知人论世”、“人物品藻”、“神逸妙能”、“形质”、“神采”等基础概念，今后，如果他能够加强“文献意识”、“理论意识”，通过引入古今中外诗（文）论、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和与他人沟通对话的交往力量，那么他本人书法批评学术境界和批评学术疆域则会有很大提高。否则，终还是停留在青年人快意的“吐槽”层次，而缺少理论意义上的“对话”力度。
书法批评不应该仅仅是偶然的“文章合于事而作”的“判官”式的批评，批评话语也不能是简单的“执著痛快”，要想为建构书法批评本体添砖加瓦，批评家必须丰富自己的理论话语。未来的书法批评从业者，应该基于书法理论家的自我身份和责任伦理定位，拒绝功利的商业主义驱使，超越意识形态、思想潮流的限制，摆脱浮躁偏激的焦虑情绪，丰富自己理论视野关照的深度和广度，积极进行批评家群体内外的话语交流与交锋，主动构建具有反思性、主体性、本体性精神的批评理论框架体系和研究范式，唯其如此，当代中国的书法批评才能健康发展。
第三，“本体性批评”书法批评家需要宽容的外部生态环境。
“本体性批评”书法批评家要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效用，就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如果批评家因外部环境的压迫而“失语”，那么就谈不上能够产生真正的书法批评。好在当今时代具有宽松的政治环境、优裕的经济条件和多元的文化氛围，这些都给“本体性批评”书法批评家的涌现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书法作品和书法批评的交互传播也拥有了更加开阔的境域。即使言辞激烈如李金河者，也可以不用担心书坛大佬的反应，在大胆地将其书法批评文字在网络上进行传播的同时，依旧向一些国内重要书法作品展览、比赛投稿，而不用担心受到不公正待遇。这要感谢移动互联时代蓬勃发展的新媒体，给“本体性批评”书法批评家提供了表达自己的最好空间。
综上所述，我们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有独立身份、理论自觉的，更有学术素养、更学术化的“李金河”式书法批评家出现，壮大中国“本体性批评”书法批评家群体的数量，将当代中国书法批评推向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刘宗超，李蕾.试说书法批评的类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5(03).
[2]张海.坚持健康的书法批评为繁荣书法艺术鼓与呼[N].人民日报，2011-3-31.
[3]丁宁.面临反省的当代美术批评[J].美术，1989(05).
[4]李金河.谈书法伪批评[[J].书法，2012(02).
[5]彭新国.书法批评的缺位与重构[J].书法，2014(05).
[6]傅德锋.论书法批评的障碍[J].青少年书法，2010(08).
[7]朱中原.当下书法批评的三种形态[J].中国美术馆，2005(07).
[8]朱以撒.当今的书法批评[J].福建艺术，2009(04).
[9]宋焕起.关于书法批评的批评——传统书法批评的反思与重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4).
（孟云飞转自《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