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宋方报」

摘要：古人对紫色褒贬不一，理论上最受歧视的紫色，实际上在宋代同红色一样也是尊贵之色。宋朝品官的章服中,一品至三品的高官即服紫，对中低级官员还以种种名义给予赐紫、借紫的待遇，致使“满朝朱紫贵”变成了几乎满朝全是紫。紫色的风头在许多方面盖过了国色朱红。始见于北宋赞美春光的“万紫千红”一词，更反映了宋人对紫色的热爱。宋代皇家没有像西方皇家那样垄断紫色，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贵贱共享。由此带来紫色的创新,油紫的出现化解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另一重大创新是烧制出紫的瓷釉色彩，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紫色服饰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紫草种植、染紫市场和紫色物品的买卖。紫草成交量之大、染紫市场之大以及紫色物品价格之高，都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关键词：紫色;油紫;紫釉;宋代

五颜六色的社会,不同色彩的作用和地位有着明显的差距。以传统五行为基本框架的色彩体系,分为五正色和五间色。青、赤、白、黑、黄五正色之外,有绿、碧、红、紫、骝(褐黄)五间色。其原本的原色和二次色的科学性,因分正色贵、间色贱而大打折扣,不断受到社会历史的冲击。在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中，紫色以其特殊性在诸色中最为活跃，涉及到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艺术界以外,史家对此尚缺关注,试为窥测,以观别样。

一、紫色理论与地位的反差

中国古代在五正色、五间色的十色之中，紫色的地位非常奇特。

首先，紫色属于低贱的间色，不能与正色相提并论；而且在科学上，紫色在可见光中波长最短，传播距离最近，更无法与波长最长的红色同等待遇。在诸色之中，紫色的传统理论地位最低，是唯一有负面定义和象征者，泛政治化的过分解读使之名声不佳。但是，紫色同时又是祥瑞色彩，优雅迷人、高贵神秘，在全世界范围内深受各阶层的喜爱并被常帝王所专享。如此反差，简直匪夷所思。如同出身贫贱却仪态万方的贵妇一样，围绕着紫色，有着诸多的政治、道德说辞，简直成了色彩伦理学的一个样板。

在卫道士看来，紫色最主要的过失是风头太健，喧宾夺主。这一指责来头很大，历史久远，根源就在于孔夫子。《论语·阳货》曰:“恶紫之夺朱也”，他厌恶紫色不正，扰乱甚至取代了正色朱红。朱熹对此解释道：

不但是易于惑人。盖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胜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变得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为他力势大了，便易得胜……紫近黑色，盖过了那朱。既为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夺了。元只是一个色做出来，紫是过则个。[1]

紫出于红而乱红，盖压了红，又近乎于黑，以间色乱正色，似乎有扰乱正统乃至犯上作乱嫌疑，被提升到了政治原则高度，以至于成为僭越的象征。如王莽代汉，被斥之为“莽紫色而余分”，[2]岳飞《奉诏移伪齐檄》云：“率华夏礼义之俗，甘事腥膻。紫色余分，拟乱正统”。[3]所谓“余分”，就是非正统之意，如同紫色不是正色一样。张方平言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唐末五代以来割据篡位者相继，“更相禽猎，或自篡袭，紫色淫声，余分闰位”。[4] 将“紫色”与“淫声”并列。显然，这是政治等级观念导致的色彩偏见。

其次就是其以艳色蛊惑人心。东汉刘熙说：“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5]认为具有迷惑力的紫不正不纯，是色彩的瑕疵，紫色就是疵色，颇有将其由间色诬之为恶色、邪色的意图。宋人罗大经载，“《战国策》：苏代曰：‘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败素染紫也”。[6]用紫色染破旧的素帛也很漂亮，可高价出售骗钱。也即绮丽的紫色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社会历史中，紫色早在正色间色初分时代以及宋朝以前，就已经是大众喜爱的尊贵之色，齐桓公好紫，南朝宋明帝以紫衣为贵，就是证明。至宋朝，沿袭有加。

宋初士大夫王逵说：“紫色乃水火阴阳相交、既济流通之义也，故天垣曰紫宫。又曰紫微者，紫宫微妙之所也，是以天子之居亦曰紫宸，面南拱把之情合矣。”[7]紫色是各种物质、精神融汇的表现，所以星宿有紫微宫即北极星，“天有紫微宫，是上帝所居也。”[8]上帝与紫色同在。人间的皇帝则居紫宸。宋代皇宫正殿为大庆殿，“北有紫宸殿，（旧名崇德，明道元年改。）视朝之前殿也。”[9]是仅次于大庆殿的第二主殿，每月朔望的朝会、郊庙典礼完成时的受贺，及接见契丹使臣都在紫宸殿举行。按宋代制度，既有紫宸殿，相应地就设置紫宸殿学士。丁度罢参知政事即为紫宸殿学士，“丁即受命，遂称曰‘丁紫宸’。议者又谓紫宸之号非人臣之所宜称，遽更曰‘观文’。”[10]为避开至高无上的紫宸，紫宸殿学士改为观文殿学士。

在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皇帝常与紫光在一起，所谓“必有真天子，祥光紫处看。”[11]紫气就是天人感应的吉祥瑞气。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禅社首时，“紫气下覆，黄光如星绕天书匣。”[12]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赴汾阴祭祀后土，“车驾奉天书发京师，日上有黄气如匹素，五色云如盖，紫气翊仗。”[13]政和三年（1113），宰相蔡京等报告：“伏睹知苏州盛章据百姓陈世隆斫开木一段，心有天书‘大吉’二字。寻同众官看验，字色正紫色，斧刃所斫，适相合无间，向背窳垤，委是生成。其木理字画，即非伪造。奉表称贺以闻。”[14]所谓自然长成的紫色“大吉”字样，自是祥瑞。

以紫为贵者，还有佛教。宋太宗时，嘉州通判王衮往峨眉山白水寺公干，“忽见光相，寺西南瓦屋山上皆变金色，有丈六金身。次日，有罗汉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云中。”[15]紫云即罗汉居住的祥云。在开封，每年四月八日佛生日时，“合都士庶妇女骈集，四方挈老扶㓜，交观者莫不蔬素。众僧环列既定，乃出金盘，广四尺余，置于佛殿之前，仍以漫天紫幙覆之于上，其紫幙皆销金为龙凤花木之形。”[16] 护卫贡献佛祖之金盘的，是宽阔的紫幕，表面是遮盖，实际是彰显。则是紫色之贵，僧俗同一。

皇帝颁布诏令，总是用紫泥为封。赵彦卫言：“古印文作白字，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诏是也。”[17]所以，紫泥、紫泥封、紫泥书、紫泥诏、紫诏等，都是诏书的别称，宋僧就有“中兴天子紫泥新”之语。[18]皇帝祭祀跪拜用的褥垫，最高规格是紫色。“旧制，郊祀正坐褥皆以黄，皇帝拜褥以绯”，宋真宗赴泰山举行封禅大礼时，“诏配坐以绯，拜褥以紫。”[19]大中祥符八年，朝廷规定：“自今大礼，皇帝位褥依旧例及别敕用红紫罗外，其非时诣宫观、寺院焚香，并用黄紬褥。群臣行事斋醮、宴设、谢恩、拜表、并用紫紬褥。永为定式。”[20]举办大礼时皇帝的位褥用红紫罗，百官日常用紫紬褥。色彩都是紫色，区别一是君为红紫，臣为一般的紫；二是质地有高低。在其他重大喜庆活动中，紫色不可或缺。如皇太子纳妃婚礼时，“妃乘厌翟车，车上设紫色团盖，四柱维幕，四垂大带”，[21]颇显新娘子高贵神秘。

在皇家守孝服丧期间，一些外交场合的红色器物不宜出现，便用紫色替代。宋宁宗时有诏：“瑞庆圣节贺生辰人使到阙，系在孝宗皇帝小祥之后，使人见辞并设淡黄幄，百官、使人幕次，陈设并用紫色。”[22]外国使者来祝贺宋宁宗生辰，因刚过宋孝宗周年祭，百官和使者的幕次陈设可以使用紫色，仍不能用红色。嘉泰二年（1202），在宋光宗禫除祭即除丧服之前，“今来使人到阙，本驿使人、馆伴位及赤岸、班荆馆、仁和馆等处陈设帘额等”，“并用紫色钉设。内被褥有红锦绯红顔色，亦乞用紫色排办。”这一变通得到宋宁宗的批准。[23]以紫相待，既避开了红艳之色，又不失喜庆之意，巧妙地融合了红事与白事的悲喜，是又一种以紫夺朱的表现。

紫禁一词，明清时专用于皇宫。宋代不然，紫禁并非皇宫的专词，使用比较广泛。可以指代皇宫，也可以指代王宫，鲜为人知的是还可以指代朝廷词臣。周必大《重华宫会庆节贺表》言：“紫禁高居，受宁亲之至养；赤光下照，标诞圣之初期。”[24]即指太上皇宋孝宗所居住的重华宫。郭若虚言：“皇弟嘉王……虽居紫禁之严，颇得沧洲之趣。”[25]紫禁之居，则指王宫。楼钥赞扬沈枢“门生多紫禁，子舍屡黄堂。自得垂车乐，谁传却老方。”[26]此紫禁指的是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一般雅称紫薇舍人：“政和末，王安中骤迁中书舍人，往谢郑丞相居中。谓曰：‘君作紫微舍人，首草者何人词耶?’”[27]也常作紫禁，如杨万里诗云：“辛卯中书落笔年，曾陪学士堵墻间……一尊话别休辞醉，报政归来紫禁班。”[28]所言紫禁班，即为中书舍人。牟巘言：“上方眷留于紫禁，以夏卿而掌帝制。”[29]在紫禁之地掌撰写皇帝制诏者，即翰林学士，吴则礼云“玉堂念昔掌帝制”，[30]宋代翰林院别称玉堂，周必大《玉堂杂记》即其在宋孝宗朝任翰林学士期间的笔记。

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紫色，即按不同色彩区分品官级别的章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元年，去青不用，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皆象笏、佩鱼，九品以上则服绿，笏以木……中兴，仍元丰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31]宋朝一品、二品、三品的高官，章服为紫色；四品、五品的中级官员，章服为朱红；六品、七品的中下级官员，章服为绿色；八品、九品的低级官员，章服为青色。其间，最高贵的紫色是间色，最低贱的青色却是正色，中级的朱红也是正色，而且是宋朝的本命色——火德尚赤，“赤即朱也”。[32]但偏偏让间色占据最高位，不能说不是色彩本身的魅力贵重起着主要作用。故而有士大夫指责道：“后世衣服之制废，言其无义，则紫者朱之乱色也，二品以上服之，朱为之次焉”。[33]元丰改官制后，章服由紫、朱、绿、青四色，简化为紫、绯、绿三色，减少了级差，并改朱（赤红）为绯（深红），使服色全部有间色组成，且品位下移到六品：紫色扩大，下降到四品。

皇帝休闲时喜欢穿紫色，有图画为证：元人钱选临宋代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宋太祖、宋太宗与近臣六人踢球的场景，其中正在踢球的宋太宗和两位近臣均穿紫袍；宋徽宗所画《听琴图》，居中的自己也穿紫袍。北宋后期有“御爱紫”说法出现（详见下文），典型地说明了皇家爱紫。

紫色章服，无疑是所有官员尤其是中下级官员最喜爱向往的。正式的章服以外，诸多中下级官员常以种种机缘，叨光借照，堂而皇之地穿上紫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赐紫。官位不及而有大功、或年资长久、或为皇帝所宠爱者，特加赐紫，同时赐金鱼袋，合称赐金紫，以示尊宠。如：“凡观察判官以上，绯十五年乃赐紫。”[34]是为年资赐紫；“升朝官该恩……着绯及二十周年赐紫金鱼袋。（特旨者系临时指挥。）”[35]所谓特旨，就是皇帝一时的意愿，如钱象先由河北江东转运使召兼天章阁侍讲，“详定一路敕成，当进勋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独赐紫章服。”[36]只是皇帝为了让钱母高兴而赐紫。二是借紫。主要用之于外任的中下级官员。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诏朝官出知节镇及转运使、副,衣绯、绿者并借紫。知防御、团练、刺史州,衣绿者借绯,衣绯者借紫”；北宋中期以后，“为知州、监司者，许借紫；任满还朝，仍服本品，此借者也。”[37]既然是借，只能在该任期内享受，期满回朝还要返还，打回章服原形。

对于紫色章服的泛滥，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侍御史庞籍指责道：“金紫者，文臣之贵服也。祖宗以来，谨重赐与。自前或因差遣上殿，特恩赐之，然多是已在升陟任使者。近年伏见有差遣未出常调，或只是知县之类，因公事上殿，亦得改赐。遂使三品之服渐成轻易。”[38]连知县都有机会穿紫，如此一来，朝堂上以前的“满朝朱紫贵”，逐渐变成了满朝全是紫。

紫色地位的高贵，更多表现在对自然美的赞颂用词，是春光的最佳代表。脍炙人口的朱熹《春日》云：“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39]春天中最灿烂、最具代表性的是万木葱茏、百花盛开，典型色彩就是紫色和红色。“万紫千红”作为成语，通常以为出自朱熹。[40] 其实，早在北宋初期就已经出现，现知最早使用者是著名学者邵雍：“万紫千红处处飞，满川桃李漫成蹊。”[41] 此后多有沿用，如文学家张耒：“万紫千红休巧笑，人间春色在檀心。”[42]女诗人朱淑真：“万紫千红浑未见，闲愁先占许多般。”[43]诗僧释文珦：“万紫千红都谢了，绿阴时见采桑人。”[44]道士白玉蟾:“好将杖屦西园看，万紫千红一夜空。”[45] 不但诗句，词句也有,如洪咨夔《临江仙》：“万紫千红鬓上粉，聚成一撮精神。”[46] 李曾伯《满江红》：“万紫千红都不似，玉奴一白三数蕚。”[47]等等。而在单独形容紫时，往往用“贵紫”，如：曹勋《诉衷情》：“绮罗金殿，醉赏浓春，贵紫娇红。”曹勋《金盏倒垂莲》：“满阑嫩红贵紫，道尽得、韶光分付。”[48]所有这些，表明春光的美在于紫和红，现实世界中红花总比紫花多，但紫色的表现力最强，以“万”而紫，以“千”而红，又一次抢了红色的风头和话语权，更反映了宋人对紫色的热爱。

二、紫色的蔓延与开放

宋代社会中穿紫色服装者，除了品官章服外，还有两大团体也是合法的。

一是军队，紫衫是低级武官以及相当一部分部队士兵的军装。“紫衫。本军校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绍兴九年，诏公卿、长吏服用冠带，然迄不行。二十六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49]北宋时军校的军装是紫衫，便于奔走作战，南宋初的战争期间，文官也服紫衫以适应，经两次禁令才予制止。天圣七年（1029），枢密院报告：“御马直于荣鬻自制紫衫，而开封府以军号法物定罪，请下法官议。而审刑院言紫衫荣所自制，非官给，难以从军号法物定罪。”[50]这一案例说明紫衫属于制服，具有辨别部队番号身份的严肃性。宋仁宗时，张方平上书投诉道：“臣尝入朝，见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红罗抱肚，白绫裤，丝鞋，戴青纱帽，长带绅，鲜华烂然。……盖一卒之服，不啻万钱。”[51]开封军队将领的随从士兵“紫罗衫”等全套豪华军装，价值约十贯。南宋中期的赵彦卫载：“军人之衣绯紫，亦是别其军号；今厢、禁军皆衣紫，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颇存往制。”[52]则是北宋时不同的部队以紫色或绯色军装来区别，而南宋时期除了极个别部队外，无论禁军还是厢军，都穿紫色军装。

二是高级僧道。宋代沿袭唐代制度，向高僧名道颁发表明政治地位和荣誉的紫衣师号，其形式主要有荐举奏赐、定额拨赐、资历赐与、临时颁赐、进纳购买等。其中的赐紫衣，即朝廷赐予紫衣或紫方袍、紫袍、紫罗衣、紫袈裟等，以示嘉奖宠贵，得到紫衣者就被尊称为紫衣僧道。[53]如每年宋太祖生日，“准旧制，左右街僧道合簾前赐紫衣师号者一十人”。[54] 如同章服中紫色为高官一样，紫衣僧道也是宋代最高等级的宗教人士，有“僧紫”“道紫”之说。南宋初年紫衣商品化，朝廷开始出售紫衣帖，如建炎三年（1129），“紫衣见卖四十贯，师号每道见卖三十五贯”，[55]看得见的紫衣价格高于师号，目的都是筹集军费。这就意味着穿紫衣的僧道数量更多。紫色军装与紫衣师号，都是朝廷制定或赐予的，前者表明是国家军人，后者表明是朝廷赏识的高级僧侣，都来源于官方。

问题的关键在于，广大平民百姓有没有穿紫的权力？

在西方的历史中，紫色总是与帝王相伴。如四世纪的罗马帝国非常看重这种和皇权对等的颜色，只有皇帝可以穿（泰尔）紫，其他人穿会惹来杀身之祸。后来规定人人都可以穿（泰尔）紫，但必须向皇帝支付高昂的费用，[56]意味着穿紫即为富贵的象征。宋代社会与之大不相同，不但皇家没有垄断，官方也不独占，而是经过一番波折后，从宋太宗朝开始向平民百姓全面开放。

宋初沿袭的五代旧制，礼法等级制度比较混乱。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要求翰林学士承旨李昉整理制定士庶车服之制，中心思想是提倡节俭、禁止僭越。李昉在报告中提出：“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襕下皆服紫色，亦请禁之。其私第便服，许紫皂衣、白袍。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均得到批准。端拱二年（989），宋太宗又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文武升朝官及诸司副使、禁军指挥使、厢军都虞候之家子弟，不拘此限。”但到了五年以后的至道元年（995），“复许庶人服紫。”[57]这段整理全国服饰的历史历时十余年，围绕着紫色服装是否开放的主线，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一，宋初的低级官员和举子虽不敢公开穿紫色外衣，但在袍内悄悄穿紫。官方认为有违礼制，予以禁止。但同时允许在家中可以穿紫色衣服，满足了部分愿望。

其二，七年以后的情况表明，针对低级官员和举子的官方禁令作用如何并不知道，更广大的基层公人和百姓、商人、工匠、民间艺人等却纷纷穿紫。朝廷按倒葫芦瓢又起，只得再下禁令，同时又一次退让，允许中高级官员的子弟穿紫，以为特权。

其三，在禁令失效的背景下，宋太宗干脆开放：至道元年六月，“复许庶人服紫。帝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正式诏令云：“先是端拱二年十一月乙酉诏书，申明车服制度，士、庶、工商先不许服紫。自今许所在不得禁之。”[58]公开否定了端拱禁令。坦陈的原因是“时俗所好，冒法者众”，广大民众宁愿犯禁也要追求紫色，朝廷防不胜防，步步退守，如同“满园春色关不住”，在禁紫问题上彻底失败，最终只好顺从民意。如此无可奈何的慷慨，满足了广大人民服紫的愿望。如米芾言：“士子国初皆顶鹿皮冠，弁遗制也，更无头巾……又其后，方见用紫罗为无顶头巾，谓之额子，犹不敢习庶人头巾。其后举人始以紫纱罗为长顶头巾，垂至背，以别庶人黔首。”[59] 士子和举子可以佩紫色头巾，以显示不同于平民百姓的身份。

如前文所言，紫衫是军装，南宋初也是士大夫普遍的官服，后来遂普及到民间。宋孝宗时李桩报告道：“伏自军兴以来，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为过也，而四方皂吏士庶服之，不复有上下之别。且一衫之费，贫者亦难办，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耻，故虽欲从俭，不可得也。不惟紫衫，其他衣服华侈，绮绣絣金，异色奇巧，日益以甚，所以民多贫困，不知节约故也。”[60]披露了南宋时期平民普遍服紫的历史事实，因其色成本高，穷人难以负担，但因已成攀比风气，不穿为耻，故而哄抬了奢侈之风。如南宋时的福建闽风俗，“自搢绅而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贾、皂隶衣服递有等级，不敢略相陵躐。士人冠带或褐笼衫，富民、胥吏皂衫，农、贩、下户白布褴衫……三十年后，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61]按其说法，自绍兴中期以来，连农民都不顾等级限制而穿紫衫。

不仅是服装，紫色纺织品在民间普遍使用。如妇女外出时蔽尘的面巾披肩----紫色的盖头，在北宋中期流行起来：“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纱若青，全幅连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盖本此。又有面衣，前后全用紫罗为幅下垂，杂他色为四带，垂于背，为女子远行，乘马之用，亦曰面帽。”[62]还有室内的紫色幕帐。绍兴年间，秦昌龄“调宣州签判，归，中涂感疾，至溧水，疾亟，寓于王季羔宗丞空宅中。忽觉寒甚，欲得夹帐，县令薛某买紫罗制以遗之，遂死于其间。”[63]室内紫色的帷幕，颇显温馨舒适。

染紫工序多，成本高，因而市场上同样的物品，紫色的价格常高于其他色彩。如临安市场上，用兜罗树上柳絮状棉编织而成的兜罗锦，“元本出西夏，新旧收藏色要鲜。紫者价高青者次，白无点污做钱看。兜罗锦出西夏国，此物纸捻成，稍旧者，直钱四五千，紫青色新好者，十贯左侧。”[64]西夏出产的兜罗锦，以紫色最贵。疋毡是面积如一匹官绢大小的毛毡，宋宁宗时的临安商人记载道：“疋毡有如官绢阔，柔掿之时软若绵。粗者价低细者贵，紫者不下二十千。……紫者价高，青白者价小”。[65]颜色以青白色为差，紫色为好，优良者每件不下二十贯。紫线座是高级官员骑马时用的座垫，重一百两，也是身份的一个标志，如同章服：“武官副使已上及入国副使方得用，其余官员不得用此物。新造者百千已上，工钱在外。现成买后，约直钱五十千左侧”。[66]新造的紫线座，仅原料成本就一百多贯，临安市场上买卖的二手货一般是五十贯。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僧人成寻在开封记载道：“张行者以钱五贯四百文买紫纱三疋来，为充夏单衫袈裟裙也。”[67]以五贯四百文购买紫纱三匹，每匹合一贯八百文。宋人对紫色不懈的追求，拉动起紫色经济的繁荣。

三、紫色变化与政治问题

紫色的解禁以及宋人对紫色的热爱，不可避免地促进着创新的紫色。

在染色方面，宋朝有两次创新或改变。正如明人方以智所言：“宋以绯紫为章服，故重之，故其色亦屡新也。” [68]官民互动，爱紫玩出了花样。

第一次是创造了油紫。长期以来，紫色与朱红区分不大。宋仁宗末期，一位从南方到开封的染色工匠，推出新的染色技术。：“京师染紫，变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谓之油紫，后人指为英宗绍统之谶……自后只以重色为紫，色愈重人愈珍之，与朱大不相类。”[69] 其色泽沉着厚重，成了黑紫色，十分引人注目。法定的紫服是赤紫，以红为主，黑紫则是以黑为主。沈括解释道：“世以玄为浅黑色，璊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谓之玄鸟。熙宁中，京师贵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谓之黑紫，与皂相乱，几不可分，乃所谓玄也。”[70]黑紫即古代的玄色，“出于黑而胜于黑”，盖压了黑，又有了“紫之夺黑”的“劣迹”。

关于油紫，常见有染色时用油渍的说法。如王得臣言：“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复渍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几，英宗入继大统，秘书丞甄履尝为《继圣图》著其说。后又为黑紫，神宗诏禁止，于是乃加鲜赤矣，世又目为‘顺圣紫’云，盖色得正也。”[71]其实，纺织品油浸之后很难再染色，应是望文生义。油紫之义，是指其紫如同被油浸过一样，色泽光润沉着。《史记·宋微子世家》有“禾黍油油”之语，索隐云:“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悦貌。”[72]明人则云：“宋仁宗时有紫帕，为油所渍，其色近玄，因命染人仿而为之，谓之油紫。”[73]这一解释比较接近本义。时人为什么说油紫“为英宗绍统之谶”呢？因为油紫与“犹子”同音，而宋英宗是宋仁宗的养子即犹子。其说源自英宗即位之初，一位叫甄履的官员作《继圣图》，其序言中指出：“又迩来市民染帛，以油渍紫色，谓之油紫，油紫者，犹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视仁宗为诸父，此犹子之义也。”这显然是阿谀奉承之谎言，宋英宗一眼就识破：“其言诡诞不经，英宗圣性高明，尤恶谀谄，书奏，怒其妖妄，御批送中书，令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灵。”[74]色彩名称的谶纬解读，使色彩的象征性和政治性更加凸显。

众多服紫的高级官员既以黑紫为公服，百姓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盛行一时。色彩的混乱，造成礼教问题，便成了政治问题。不过像宋代其他政令一样，此事也是禁而不止。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朝再次制止：“禁臣僚公服黑紫色”。[75]与嘉祐禁令不同的是，前者范围是“天下”，后者范围仅是官员的公服，百姓不禁了，官员私下当便服也不禁了。有史料说：“黑紫者若着油紫，后改名多紫。神宗恶其乱色，累惩朝臣。”改名之举，不过是敷衍诏令，自欺欺人而已；到了元丰末期，改名“多紫”后愈演愈烈，连宰相韩维也穿着黑紫公服上朝。元祐元年（1086）正月，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传宣殿着黑紫者，若着，入即弹奏。服黑紫，韩资政维也……是时，有司乞坐违制之罪，诏虽不从其重典，而令奏劾，大理坐不应公罪。”[76]虽属公罪，也只是让上奏章检举弹劾，无法按违制治以重刑。毕竟当时朝政中心是实行元祐更化，顾不上也不能严厉打击，况且是宰相带头，遂不了了之，任其蔓延，后遂在南宋普及开来。“中兴以后，驻跸南方，贵贱皆衣黝紫，反以赤紫为御爱紫，亦无敢以为衫袍者，独妇人以为衫褑尔。”[77]原来的流行的赤紫因为有“御爱紫”的名号，除了历来不禁止的妇女外，竟无人敢穿，黑紫几乎一统天下。

北宋的黑紫创造了新的色彩和染法，解决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从“言者以为奇邪之服”[78]以及“乍见者皆骇观”可知，这种紫色的新奇令人惊讶；再从屡禁不止、南宋贵贱皆衣黝紫的趋势看，新色彩受到民众的广泛追捧。

第二次是引进了北紫。宋仁宗以来，全国的风气转向，“只以重色为紫，色愈重人愈珍之，与朱大不相类。淳熙中，北方染紫极鲜明，中国亦效之，目为北紫，盖不先染青，而以绯为脚，用紫草极少。其实复占之紫色而诚可夺朱。”[79]从宋仁宗末到南宋前期，黑紫已经流行了一百余年，物极必反，不免有审美疲劳之虞，继而看中了北方传来的以“极鲜明”为特色的北紫。与黑紫不同的工艺是先染绯而不是先染青，再用很少的紫草染紫，也即仍是以红为主。其实是恢复了过去的传统紫色，与王得臣所言宋神宗时“乃加鲜赤”的“顺圣紫”大同小异。宋光宗绍熙年间，袁说友上奏痛陈临安府近年“衣冠服制习为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羞……臣朝夕所愤懑不平者，兹不暇缕，姑以最甚者言之。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欲望陛下亟发宸断，尽行禁戢，宣谕临安府守臣，日下多方约束，严行止絶前项异服等，如有违戾，许人告首，支给厚赏。犯人取旨编配施行，其染并手作人亦編管他郡。”[80]可见所谓的“北紫”就是“顺圣紫”，但因从金国传来，带有政治色彩，他已经无法接受，极度愤怒，请求严惩包括染匠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这一时尚轮回用了百余年，宋人对紫色的喜爱换个色度依然持续。

结 语

在传统的正间色等级观念中，紫色名分最受歧视，但在社会生活中，紫色在宋代实际上同红色一样也是尊贵之色。宋朝品官的章服中，一品、二品、三品的高官服紫。对中低级官员还以种种名义给与赐紫、借紫的待遇，致使“满朝朱紫贵”变成了满朝全是紫。其风头在许多方面盖过了国色朱红。将飞黄腾达者形容为“大红大紫”，即是唐宋章服的反映。始见于北宋的赞美春光的“万紫千红”一词，更反映了宋人对紫色的热爱。面对百姓服紫的热潮，宋代社会与西方不同，皇家没有垄断紫色，从宋太宗朝开始向百姓全面开放，贵贱共享。由此带来紫色服饰等的大发展，促进了紫色的创新。先是创造了油紫即黑紫，解决了朱紫难分的历史难题；另一重大创新是烧制出紫的瓷釉色彩，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

宋代紫色一直不甘于间色的地位，以其“惑人”的色彩强势发展，配角抢了主角的戏，在许多方面“夺朱”、势压正色，将正色、间色贵贱之分的藩篱打破，人为的是非仍由人的喜好推翻。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正统保守的礼法无法阻挡人们对美的追求，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与红（赤）、黄、青一样，紫色也是贵贱共享，宋代可谓尚红（赤）、尊黄、喜青、爱紫。

注 释

[1]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四七《恶紫之夺朱章》，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8-1198页。

[2] 周南：《山房集》卷四《弃砚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9册第51页。

[3]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稡编》卷一九《奉诏移伪齐檄》，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074页。

[4] 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卷三三《江宁府重修府署记（奉敕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2000年，第533页。

[5]（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徽、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卷四《释采帛》，中华书局2008年,第148页。

[6] 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甲编卷六《紫败素》， 第103页。

[7] 王逵撰，黄宝华整理：《蠡海集》，《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7册第300页。

[8] 杨侃撰，车承瑞点校：《两汉博闻》卷八《紫微宫》，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5页。

[9]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098页。

[10] 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11页。

[11] 释梦真著：《续籁鸣集·感时》，许红霞辑著：《珍本宋集五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

[12] 《宋史》卷七《真宗纪二》，第138页。

[1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五，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08页。

[14]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瑞异》一之二一，第2604页。

[15] 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湘山野录》卷上，北京：中花书局,1984年，第12页。

[16] 金盈之撰，周晓薇校点：《新编醉翁谈录》卷四《京城风俗记·四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17]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22页。

[18] 释居简著：《北涧和尚外集•拙庵老人退径山归玉几》，许红霞辑著：《珍本宋集五种》，第30页，

[1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壬午，第1545页。

[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五月丁未，第1930页。

[21] 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四《皇太子纳妃》，第396页。

[22]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之四一，第4439页。

[23]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六六，第3923页。

[24] 周必大撰，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一三一《重华宫会庆节贺表》，第2048页。

[25] 郭若虚撰，王其祎校点：《图画见闻志》卷三《纪艺中》，第27页。

[26] 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八六《沈宪敏公枢挽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02页。

[27] 蔡绦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三， 第44页。

[28]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二《送钱寺正出守广德军二首》，北京：中华书局 , 2007年，第1117页。

[29] 牟巘：《牟氏陵阳集》卷二〇《通陈制使启（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第177页。

[30] 吴则礼：《北湖集》卷二《鱼侯以上已日宴高阳偶成长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425页。

[31]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第3561、3562、3563页。

[32]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一《仪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84页。

[33] 黄裳：《演山集》卷四五《服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0册第295页。

[34] 《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第3696页。

[35] 《宋史》卷一七〇《职官志》，第5075页。

[36] 《宋史》卷三三〇《钱象先传》，第10630页。

[37]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第3563页。

[38] 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庞籍：《上仁宗请改复祖宗旧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39] 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二《春日》，第98页。

[40] 广东、广西、湖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修订组编：《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685页。

[41] 邵雍著，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伊川击壤集》卷一九《落花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97页。

[42] 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张耒集》卷三二《木香》，第562页。

[43] 朱淑真撰，郑元佐注：《朱淑真集注》卷三《雨中写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44] 释文珦：《潜山集》卷一二《晚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第393页。

[45] 白玉蟾撰，盖建民辑校：《白玉蟾诗集新编》卷四《胡中隐庵中伤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46] 洪咨夔著，侯体健点校：《洪咨夔集·平斋词·临江仙》，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84页。

[47] 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一一《满江红·又（招云岩朔斋于雷园二公用前雪韵赋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第817页。

[48] 曹勋：《松隐集》卷三八《诉衷情》、卷三九《金盏倒垂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第567、572页。

[49]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第3578页。

[5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天圣七年十月丁未，第2525页。

[51] 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卷一八《再对御札一道》，第232页。

[52]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三，第41页。

[53] 郭学勤：《论北宋佛、道二教管理制度》，《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唐代剑：《宋代道冠紫衣、师号制度》，《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1期。

[54]（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五七之三三，第2006页。

[55]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二八，第3384页。

[56] [英]卡西亚·圣克莱尔著，李迎春译：《色彩的秘密生活》，第187页。

[57] 《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第3574页。

[58]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五，第2229页。原标点作“复许庶人服紫（帝）[带]，以时俗所好”，显误。

[59] 米芾撰，燕永成整理：《画史·唐画（五代、国朝附）》，《全宋笔记》，第20册第197页。

[60]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七，李桩奏，第1546页。

[61] 梁克家纂修，李勇先校点：《淳熙三山志》卷四○《元日》，第1641页。

[62] 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三《帷帽》，第139页。

[63] 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丙志》卷一六《秦昌龄》，第502页。

[64] 佚名等著，李音翰、朱学博整理校点：《百宝总珍集》卷九《兜罗锦》,《宋元谱录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65] 佚名等著，李音翰、朱学博整理校点：《百宝总珍集》卷九《疋毡》，第59-60页。

[66] 佚名等著，李音翰、朱学博整理校点：《百宝总珍集》卷七《紫线座》，第52页。

[67]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68] （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六《衣服（彩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第691页。

[69]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一○，第172页。

[70] 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辨证一》，《全宋笔记》，第13册第23页。

[71] 王得臣撰，俞宗宪点校：《麈史》卷一《礼仪》，第10页。

[72] 司马迁：《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21页。

[73]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五《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2册第126页。

[74] 魏泰撰，燕永成整理：《东轩笔录》卷四，《全宋笔记》，第20册第234页。

[7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二月丁酉，第6681页。

[76] 莫君陈撰，夏广兴整理：《月河所闻集》，《全宋笔记》，第12册第243页。

[77] 王栐撰，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五，第44页。

[7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十月己丑，第4782页。

[79]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一○，第172页。

[80]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袁说友奏 第1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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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