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的文论观点有哪些「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

互联网 2023-02-25 22: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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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家骏

别林斯基(1811-1848)是十九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最伟大的思想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文学批评家。列宁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中说:“生活在农奴制度下的维·格·别林斯基是我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①别林斯基活动在贵族革命时期,但他却是农民革命情绪的表达者。别林斯基是三十到四十年代先进思想界的领袖,他的世界观在晚年成熟了,成为了当时代俄国思想的最高峰。他强大的声音动摇着尼古拉一世统治的基础,打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派别。别林斯基的著作成为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

在俄国文学史上,别林斯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并不是用艺术创作来丰富文坛的诗人,而是把文学批评提到空前高度民主、运用到阶级斗争中的第一人。别林斯基的著作奠定了唯物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基础,阐释了俄罗斯先进文学的巨大意义。别林斯基是俄国文学的导师,他把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的伟大现实主义传统加以科学化,并以此指导了“自然派”作家,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新时代。

别林斯基的一生很平凡,没有什么奇遇和外部情节。但是却是光辉的一生。他忘我的为人民服务,艰苦地工作,不断地进行思想探索,英勇地对敌斗争,成了后人的榜样。

(一)童年和学习时代

(1811-1832)

维萨里昂·格利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于1811年6月1日(公历6月13日)生在斯维阿堡的一个海军医生家中。他父亲参加过1812年战争,是个正直而粗暴的人。1816年全家迁回故乡边查省谦巴县,1822年别林斯基入了谦巴小学。对少年的别林斯基有深刻印象的是下列情况:他父亲蔑视富人和贵族并常与一些供职的远亲谈论官僚们的贪污腐化、他目睹农奴悲惨生活、听老兵讲1812年的英雄故事、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对周围世界的洞察和沉思,使别林斯基养成了精神独立性和自尊心。这位少年是很聪敏的。作家拉席契尼柯夫回忆他视察谦巴小学时写道:“在我举行考试的时候,夹在一群学生中间,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站在我的面前,他的外表第一眼就吸引我的注意。他的前额很开阔,眼睛里闪耀着超越年龄的智慧;又瘦又小,可是脸上比身材显得更为苍老。他严肃地望着。……他对于一切向他提出的问题回答得这样快,这样一轻便,这样坚定,仿佛是向问题猛扑过去,像兀鹰扑向猎物似的(因此我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鹰’),并且大部分是用自己的话回答的,加添了许多甚至不见于官方教学规程的话,——这证明他也读了许多课外书籍,我特别对他感觉兴趣,接连不断地跟他谈了一个题目又一个题目,我得承认,我是想把他弄迷糊……孩子终于胜利地接受完了困难的考试。这件事使我愉快而惊奇,……我问这孩子是谁。‘维萨里昂·别林斯基,这是一个县医的儿子,’督学告诉我。我吻了别林斯基的前额,怀着满腔温暖祝贺他,立刻从图书馆寄售处要了一本书来,在封面上题了几个字:为了成绩优良赠给维萨里昂·别林斯基”②1825-1829年之间,别林斯基是在边查中学度过的。中学时代他的民主思想和文学兴趣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别林斯基厌恶平淡的学科和牢狱式的学校生活,寒假之后就拒绝到校,1829年初学校以“旷课过多”开除了他。

同年8月,别林斯基进入了莫斯科大学语言学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大学是各种敌对思想活跃的地方。课堂上被学术界的官僚把持着,图书馆不准有任何反宗教、反政府的作品,而暗地里,大学生们却组成了很多进步团体。当时和别林斯基同学的有赫尔岑、莱蒙托夫、斯坦凯维奇、奥加辽夫、冈察洛夫等人。先进大学生们分别组成了斯坦凯维奇小组、赫尔岑小组和别林斯基十一号文学社。他们讨论政治、哲学、和自由,朗读被禁的作品——普希金、雷列耶夫、波列查耶夫等人的诗篇。在别林斯基心中爱祖国、爱自由的思想成熟了。他以强烈的反农奴制精神,在1830年写出了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

《德米特里·卡里宁》显示了对农奴制的强烈抗议。别林斯基以边查中学同学——一个仆人的儿子德米特里·卡里宁为主角,塑造了一个烈火般的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号召者的形象。别林斯基借主角之口诅咒了“奴隶”这个字眼,否定了贵族阶级的制度。剧中人这样说:“是谁给了这可怕的权利——让一些人来奴役另一些人的意志(他们都是一样的人),剥削他们神圣的宝贝——自由?……主人可以为了排愁遣闷,或者是为了寻寻开心,就抽筋剥皮般地剥削自己的奴隶;主人可以把他当作一条牛卖出,换进来一只狗……。你仁慈的上帝,你人子的父亲啊!你回答我:是不是你的圣洁的手给世界上凭空添了这些蛇妖,这些鳄鱼,这些虎怪,以自己亲人的骨和肉当食物,用他们的血和泪当水喝。”③1831年别林斯基把剧本交给图书审查委员会,企图通过后出版,上演以改善贫困生活。当局禁止他的剧本并用流放西伯利亚或送去当兵威胁他。次年,学校用“才能低劣”的名义开除了别林斯基。而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剧本在报复他。莫斯科大学还通知其他地方都不收容这个危险分子。后来敌人们却嘲骂别林斯基是“没有读毕业的大学生”。至于剧本,直到作者逝世后半个世纪才得出版。

(二)别林斯基在三十年代的

文学批评活动

(1833-1839)

别林斯基失学后开始了生活奔波,他翻译、教课、抄写以便糊口度日。1833年他加入斯坦凯维奇小组,这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这个小组别林斯基结识了文化界的人士。这个小组的见解并不是统一的,这里面包括着后来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如果认为别林斯基的思想完全是在斯坦凯维奇小组影响下形成的,那是不正确的。别林斯基在当时就远远超过小组其他成员,他热衷现实问题而不满于抽象辩论,他以强烈的否定精神教导着其他青年。赫尔岑论道:“别林斯基研究学问从哲学开始,……他带了严重的问题和热情的辩证法来接近学问。在他看来,真理和结论既不是抽象的东西,也不是智力的玩弄,而是生与死的问题;他摆脱开一切外来的影响。抱着极大的真诚投身到学问中;他不想从分析和否定的火焰中抢救什么,非常自然地发言反抗吞吞吐吐的决断、胆怯的结论和气馁的让步。” ③别林斯基在斯坦凯维奇小组中表现了未来批评家的性格,他捍卫自己的思想,对论敌毫不调和,善于从现实观点和革命观点看待理论问题,他的谈吐激昂而勇猛。所以小组朋友称他为“激昂的维萨里昂”。斯坦凯维奇小组热衷传播黑格尔和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别林斯基从一个唯心主义者开始了自己的探索道路。别林斯基看到了黑格尔的发展观点,他以这种发展的哲学来倡导新生活萌芽的必然成长,从而以之与反动的旧制度对抗。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中说:“别林斯基虽然对黑格尔抱持片面的理解,却并不舍弃他的哲学。恰恰相反,他从此开始了把哲学思想和革命思想生动地、正确地、独特地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别林斯基是尼古拉斯时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④但是毕竟,唯心主义是别林斯基三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基本世界观。

1833年春,别林斯基本结识了《望远镜》杂志和《杂谈》周刊的编辑人纳杰日津教授。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纳杰日津是“我们文学史上优秀的百科全书家,是一个拥有出色才智与学识的人。” ⑤ 纳杰日津把别林斯基引上批评家的道路,使他献身文学批评,不久把编辑工作交给他,别林斯基在以前写过、也发表过一些翻译文章和文学评论。而只有1834年秋天在《杂谈》上登出了他的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之后,他才获得了极大声誉。

在《文学的幻想(散文的哀歌)》一文中,显现了别林斯基才能的特点:通过具体问题讨论概括出关于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上的根本问题。这篇文章中表现了批评家艺术观的矛盾。一个方面,别林斯基用辩证法指出俄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以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提出建立真正的民族性的文学。这里别林斯基实际谈的是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他说:“我们的民族特性保存在下层人民里面最多;因此,我们的作家们,当然是有才能的作家,当在小说或戏剧中刻划庶民的风俗、习惯、理解和情操的时候,是民族性的。” ⑥别林斯基由繁荣民族文学的问题提到改造社会的高度。他说:“为了达到这一步起见,首先必须形成我们的社会,在里面表现出强大的俄国民族的面貌,必须有用我们的劳力所创造的在我们自己土壤上培养出来的文明。” ⑦但是,另一方面,别林斯基却立基在唯心主义之上,说:“艺术是宇宙的伟大理念在其无边多样的现象中的表现” ⑧他认为艺术的使命和目标就是“用言辞、声响、线条和色彩把大自然一般生活的理念描写出来,再现出来:这便是艺术的唯一而永恒的课题” ⑨虽然别林斯基与谢林派的中心论点一致,但是我们乐意看到,别林斯基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却发扬了辩证发展的学说,他不似黑格尔的向后看,而是论证出俄国未来文学之发展。

别林斯基对于俄国现实和文学现状的考察。得以使他的辩证发展学说作出这样的结论:反对摹仿外国文学而必须发展民族文学,发展民族文学必须反对虚伪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建立现实主义文学。别林斯基写了一系列文章为捍卫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普希金-果戈里倾向而斗争。当时风靡一时的是别涅季克托夫的矫揉造作的虚伪诗句和玛尔林斯基的充满传奇性的小说。别林斯基都给予了有力的批评。他认为新出现的果戈里才是真正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作家,这是他从果戈里的现实主义倾向观察问题的结果。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1835《望远镜》)是别林斯基保卫果戈里传统、发展现实主义原理的重要著作之一。别林斯基比《文学的幻想》里进了一步,如果说在《文学的幻想》中别林斯基作为真正俄国文学史家对自康杰米尔和罗蒙诺索夫以来人们奉为偶像的作家们评点了一番的话,那么在这篇文章中,他更对二十年代以来当时代俄国走运的作家做了精确的评论。别林斯基强调果戈里创作的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的真实、人民性、独创性时,是深刻揭示了诗学原理的:他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别林斯基认为就方法上讲有两种诗歌,一种是“理想的”诗歌,一种是“现实的”诗歌。对于前者,诗人“根据依存于对事物的看法。对生活内在的世界、时代和民族的态度的他固有的理想,来改造生活”;对于后者,诗人“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 ⑩别林斯基指出了现实主义的显著特色:对现实的忠实,复制和再现生活的真实。他认为果戈里的创作就是这样。在尼古拉黑暗年代提倡写真实,不仅有艺术意义,而且有政治现实意义。在别林斯基写真实的理论指导下,大批作家由浪漫主义转向批判的现实主义,揭示生活的真实的本质,为解放运动服务。所以别林斯基说:现实的诗歌“作为我们积极的时代精神的结果而产生似乎更能满足时代精神的支配的需要。” ⑾

别林斯基在《望远镜》和《杂谈》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借用屠格涅夫在《文学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别林斯基“的美学眼光几乎毫无差误……一下子就认出了美与丑、真与伪,然后带着毫无顾忌的勇气说出自己的判断——全盘地、无保留地、热情而绝对自信地说出它来” ⑿别林斯基论述了果戈里的小说,巴拉钦斯基、别涅季克托夫、柯尔卓夫的诗歌,驳斥了“纯艺术”的理论,向农奴制度的保卫者——《北方蜜蜂》、《祖国之子》、《读书文库》等杂志展开了斗争。特别是向《莫斯科观察家》杂志及其主要人物谢唯辽夫人进行了斗争。别林斯基在文学批评中表现为一位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他的文学以巨大的思想力量和洋溢的才气引起人们称颂或诅咒。高尔基说:“别林斯基来历不明,却一下子占据了文坛的领导地位,无意中迫使人们屈从他的思想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 ⒀这充分表明这位伟大批评家的作用和影响。普希金甚至也想约这位平民出身的后起之秀为他的《现代人》杂志撰稿。

1836年夏,别林斯基去特维尔到后来成为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巴枯宁家里作客。这时《望远镜》杂志正发表了恰达耶夫那封震撼全俄的《哲学书简》,于是纳杰日津被驱逐出境,别林斯基寓所被搜查,杂志被封闭。别林斯基一回到莫斯科后就被捕进警察局搜身盘问。只是当局没有抓到把柄才放了他。杂志被封闭后,别林斯基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他写文法书(没被采用)、在测量学院教俄文度日。当时《莫斯科观察家》杂志转到了斯坦凯维奇小组手里,原来反动的编辑谢唯辽夫退出了,杂志成了先进思想界论坛,别林斯基任了主编。但杂志于次年(1839)因缺资金而停办。

1838-1839年在《莫斯科观察家》杂志工作期间,是别林斯基紧张哲学思想探索时期,因此也产生了他曲折前进中的迷误。别林斯基迷恋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按黑格尔哲学来说,历史是不断辩证发展的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他的辩证法指出,一切事物都要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别林斯基认为社会制度的发展本身会产生他的消灭,而它的残存,证明它的暂时合理性。这就落入了黑格尔那个有名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公式的泥坑。别林斯基这种通向与现存专制制度调和的结论,不是偶然产生的。他所以确信现实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程序进行而把人的作用减低到极微小,是和他在杂志社工作、远离现实紧密相关。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点解释得很好。他在《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中说“别林斯基在莫斯科也像他的朋友们一样,完全沉浸在理论的思考中,极少注意到现实生活中所进行的事情。他肯定,现实要比任何幻想更意味深长,但是,也像他的朋友们一样,他是以理想家的眼睛来观察现实的,他与其在研究它,不如说是他在把自己的理想带进里面去,他相信,这种理想在我们的现实中是能够找到的理想相象的。” 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别林斯基在三十年代未能看到公开斗争之可能。

别林斯基在《莫斯科观察家》杂志工作期间,写了130篇论文和评论,讨论了广泛的文学问题,发扬了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理论。同时很多文章也表现了他在“妥协时期”的矛盾观点(如论《聪明误》)。

《莫斯科观察家》封闭后,1839年10月他到了首都彼得堡。《祖国纪事》杂志发行人克拉耶夫斯基为了利用别林斯基的威望请他主持批评栏。别林斯基在首都更清楚地看到社会的不公平,他就力图摆脱自己的迷误,在三年之久的“过渡的病态”中,他严格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四十年代初的革命高涨、西欧的政治事件、恢复与赫尔岑的友谊和阅读马克思早年的唯物主义著作,大大坚定了别林斯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不再躲避而是迎着丑恶现实去战斗了。他说:“我醒来了,回想一下我过去的梦,真叫我害怕。” ⒂别林斯基在四十年代初成为了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此后,他身边团结了一批新的文学家,他对形形色色思想敌人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

别林斯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独立地批判了黑格尔,走向了唯物主义,而且比费尔巴哈走得更远。基洛夫称别林斯基为“伟大的探索者”,他说:“他在自己身上体现出对周围丑恶现实的全部抗议,并倾注自己全部伟大天才于探索真理的工作。‘你把真理告诉我吧!’——他向明察秋毫的理智呼唤道。他为了寻求真理而热忱地、不倦地、寄人篱下地进行了战斗,他的洪亮的声音,像号角的声音一般冲破了黑暗的时代,召集了一切生活的、美好的事物,一切能接受真实——真理和真实——正义的事物。从他青年时代的悲剧《德米特里·卡里宁》直到他临死前的几封信,他的作品全都洋溢着这种热心于探索的精神。” ⒃

(三)别林斯基在四十年代的活动

(1840-1848)

别林斯基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发展道路。但在他思想发展的各阶段,他始终是为真理而奋斗的热忱战士。在四十年代,别林斯基巩固了战斗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生活在农奴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别林斯基成为了被压迫的农奴的革命情绪的表达者。只是因为沙皇不准在广场上暴动,别林斯基才在当时唯一可能的讲坛——杂志中暴动了起来。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论文是一种独特的政治论文。他的广阔的思想、天才的见解、革命的激情,远远比它们借助于表现的那文学问题本身博大得多、深刻得多。在分析艺术形象时,别林斯基总是把生活丑恶无遗地剥露开来,总是表现出当时代最先进的观点。

1.别林斯基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战斗性格

四十年代别林斯基是俄国解放运动的领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主张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打倒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别林斯基确知农奴制度要被新的制度——资本主义代替,但是他既不像后来的民粹派故意对社会发展规律视而不见,又不像自由主义者为资产阶级统治权欢呼。别林斯基从阶级斗争中导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他认为只有消灭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主义才能使文化昌盛、民族繁荣。1841年7月28日他在给波特金的信中这样说:“这样一来,我此刻便在一个新的极端中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我看来,它已成了思想中的思想,生活中的生活,问题中的问题,信念和知识的起点与终结。一切都由它脱胎而来,都是为了它和追求它。它是问题,又是问题的解决。” ⒄别林斯基的空想社会主义与西欧的改良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而是与革命民主主义相结合的。

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强调了只有俄罗斯走真正民主的道路,给人民以幸福,建立人民政权,俄罗斯才有光明前途。为此,他向四十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者进行尖锐的论战。斯拉夫主义者攻击民主、文明和自由,他们在捍卫宗教的思想威力的基础上,主张俄罗斯退回到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时代去。这种维护沙皇制度和旧秩序的奴才,遭到别林斯基猛烈的抨击。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1845)、《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1847年写的《答<莫斯科>》等文章中揭露了斯拉夫派保护贵族阶级利益的虚伪面貌。特别在捍卫果戈里的斗争中,别林斯基捍卫了民主主义和真正的人民性。别林斯基的民主主义与四十年代的西欧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假民主是迥然不同的。别林斯基彻底地否定了西欧派的世界主义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腐朽文明的盲目崇拜。别林斯基作为爱国主义者坚持反对了西欧派的文化移植的理论。他的民主主义是和人民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别林斯基确认唯有俄国人民才有未来,他给予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的巨大意义。他的著名的预言是人们很熟悉的。他说:“我们羡慕我们的孙子和曾孙们,他们在一九四○年时,一定会看到俄罗斯站在文明世界的前列,给科学与艺术以法则,受全体有教养的人类虔诚景仰。” ⒅果然,1940年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与艺术空前繁荣。而岂不知为了光明的未来,别林斯基向官方反动派、向斯拉夫派、向西欧派,曾展开过不调和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别林斯基成为了伟大的思想家和战士。他教导了整整一代人。赫尔岑回忆道:“别林斯基的文章从每个月的25号起,就被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的青年人紧张地等待着了。学生们总得到咖啡馆去打听五次,有没有接到《祖国纪事》;把厚厚的一本杂志从一个人的手里抢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有别林斯基的文章么?’——‘有的,’——于是它就被带着热狂的同情、带着笑、带着争吵吞吃掉了。……从前的一些信念、崇敬,好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⒆别林斯基的巨大思想威力来自他对敌斗争的彻底性和他认识的深刻性。这位“激昂的维萨里昂”对敌斗争是异常猛烈的。赫尔岑回忆道:“可是在这怕羞的人里面,在这虚弱的身体中,却寄寓着强大的、角斗士一样的性格;是的,他是一位强有力的战士!他不擅长说教、教诲,他非有争论不可。如果没有反击,没有激怒。他话就说不好,可是当他觉得自己被刺痛了的时候,当触碰到他所最宝贵的信念的时候,当他面颊上筋肉抖动起来,声音变得断断续续的时候,我们真应该看看他那副样子:他相豹子一样向反对者扑去,把对方打击得体无完肤,显出可笑而又可怜的窘相,这之际,他以非凡的威力、非凡的诗情,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争论的结果是常常吐血,鲜血从病人的喉咙里冒了出来。他脸色苍白,喘着气,眼睛注视着对谈者,用一只发抖的手把手帕按在嘴上,他深深地痛苦着,他被体力的衰弱挫折下来,不说话了。在这时候我多么地爱他,多么地可怜他吆!” ⒇

2.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是他的政治社会观点在艺术领域中的反映。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发表了重要的文学评论文章有150篇之多。这些文章探讨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评述了文学史和美学的问题。别林斯基的文章充满了战斗的色彩。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的巨大贡献,是在阐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之中,把俄国文学的伟大作用作了科学的论证。别林斯基特别注意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和批判现实生活方面的巨大优越性。他在论述现实主义文学时,是作为建立真正民族文学的核心问题来看待的,而这一点不仅显示了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爱国主义性质,而且又表现了他对人民性的关注。别林斯基深刻地分析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柯尔卓夫的创作,又注意了新起的“自然派”作家的作品的特色。

关于普希金,别林斯基写了很多的文章,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他所写的11篇《亚力山大·普希金的作品》(1843-1846)这一论丛。别林斯基认为普希金是俄罗斯的第一位诗人和艺术家,是第一个真正的民族诗人。他说:“评论普希金就意味着评论整个俄国文学”(21)。在别林斯基看来,普希金的诗篇对于青年一代的美育有巨大的意义。他在《普希金的诗的感染力》一文中说:“在普希金的各种情感里常常有一种特别高尚的、温柔的、亲切的、芬芳的、优雅的东西,从这方面来说,阅读他的作品,可以很好地把自己培养成高尚的人,这种阅读对于年青人更有特别的益处”(22)。别林斯基对于普希金的主要作品:南方长诗、《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等作了透辟的分析,直到今天,他的很多见解还是有益的。不过别林斯基对普希金散文的意义是注意不够的。

关于莱蒙托夫,别林斯基写过《当代英雄,莱蒙托夫的作品》(1840)、《莱蒙托夫的诗》(1841)等文章。别林斯基高度评价了莱蒙托夫,认为莱蒙托夫是伟大的诗人,他注意到莱蒙托夫创作独具的特色:“这是包括了一切:——既有独创的生气勃勃的思想充实着美妙的形式,犹如热血充沛着年青的体质、以鲜艳的桃红泛上美丽的少女的面颊那样,也有一种傲然自持的力量,自由地以自己倔强的冲动从属于思想;既有一种天才所特有的独创性,能够单纯而自然地展开一个未之前见的新世界,也有很多既是个别的、也是和创作者的个性密切联系着什么东西,这东西,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叫它‘莱蒙托夫的因素’……这里有多么丰富的力量,多么纷繁的思想和形象、情感和图画啊!它多么有力地融合了蓬勃与优雅、深刻与平易、崇高与朴素!”(23)别林斯基在分析莱蒙托夫的诗篇、长诗和小说时着重发掘了其中的对现实的否定精神以及对斗争的渴望。别林斯基认为莱蒙托夫有“恶魔般的天才”、“狮子般的性格”。他在把莱蒙托夫与普希金作比较时说:“莱蒙托夫是截然另一个时代的诗人了,他的诗在我们社会的历史发展的锁链中,是一个崭新的环节。”(24)

关于果戈里,别林斯基写得最多,几乎90篇文章都论及他。其所以如此,在于伟大批评家把果戈里的创作看为俄国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民族独创性和人民性的决定性的胜利。别林斯基认为果戈里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复制生活的高度自然性与民族性称著。他说:“果戈里底全部作品,专门致力于描写俄国生活,他在如实复制生活的这种本领上是无与匹敌的。他决不为了对理想的爱、或某种事先接受的思想、或习惯的偏见,减轻些什么和铺张些什么,像普希金在《奥涅金》里把地主底生活加以理想化的那样。” (25)但是果戈里的现实主义不是对现实的冷静写照,而是充满了暴露和抗议旧制度的激情(即别林斯基所说的:诗人的主观性)。别林斯基认为果戈里的批判现实主义最大成就在于鲜明的倾向性和直接从政治社会问题上来揭露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果戈里的作品,在三十年代就受到了别林斯基的赞扬。四十年代里,别林斯基又着重把果戈里的《结婚》、《赌徒》、《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等作了深刻的社会分析和艺术分析。别林斯基论述果戈里创作的意义的时候,是向反动文人布尔加林、森科夫斯基、格列奇,向斯拉夫派进行了猛烈的战斗的。由于别林斯基的努力,俄罗斯国现实主义得到科学的阐释和进一步巩固。

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几乎接触了古代和当代,俄国和西欧的重要作家和诗人。别林斯基探讨文学史时,他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他解释当代伟大文学代表时,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历史现象来看待的。因此,他特别敏锐的看到并且亲切的扶持继承普希金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这就是以果戈里为首的“自然派”作家。这些人是写《谁之罪?》的赫尔岑、写《平凡的故事》的冈察洛夫、写《苦命人安东》的格利戈罗维奇、写《猎人笔记》的屠格涅夫、写《彼得堡风貌素描》的涅克拉索夫、写《穷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这批作家团结在《祖国纪事》周围,在果戈里影响下、在别林斯基这位文学导师指引下,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批判现实的文学流派,他们成为了俄罗斯文学的主导力量。而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显然成为他们成长的滋养。就这样,别林斯基用文学批评的武器为俄国解放运动服务着。

3.别林斯基晚年的生活

1846年,别林斯基经受不住克拉耶夫斯基的残酷剥削,离开了《祖国纪事》。他的健康在工作负担重压之下,日益恶化。夏天,他去南方旅行了一次。不久,回到了彼得堡。当时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取得了《现代人》杂志的编辑权,他们邀请了别林斯基参加工作。《现代人》继《祖国纪事》之后,成为了俄罗斯革命思想的传播站。次年,在朋友资助下,别林斯基出国疗养,陪伴他的是作家屠格涅夫。屠格涅夫这样描写别林斯基的健康状况和他美丽的天性:“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初初看去很不漂亮,甚至丑陋、憔悴,他的胸脯凹陷,脑袋低垂着,两只肩胛骨显然一高一低。任何人,即使不是医生,看了他身上一切肺病的主要症状,这可恶的病的一切所谓‘Chabitus’(拉丁文:因素),都会立刻大吃一惊的。何况他几乎经常咳嗽……一绺茂密的浅黄头发披在白皙而秀丽的、虽然是低低的前额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谁的眼睛比别林斯基的更美丽。这一对天蓝色瞳孔深处闪耀着金光的眼睛平常被睫毛半掩着,兴奋时却睁得大大的,射出炯炯的光辉来,他快活的时候,他的眼睛便流露着一种温柔善良和无牵无挂的幸福,那真是很迷人的。别林斯基的声音微弱,有点喑哑,然而愉快;他说起话来特别的重音和声气‘顽强、激动而匆忙’(涅克拉索夫的诗)。他像小孩子似的从心底里发出笑声。他喜欢在房间里踱步……如果有谁在街上看见他带着一顶无边煖帽,穿着旧的浣熊毛皮外套和破烂的套鞋,用不平稳的步子挨着墙根匆匆走过,带着神经质的人特有的疑惧而严峻的神情东张西望,——如果谁仅仅看见他这光景,一定不可能给自己构成一个关于他的正确概念……在陌生人中间,在街上,别林斯基很容易害羞和露出窘相……他的一切习惯全是纯俄罗斯的,纯莫斯科的,他的血管中并没有白白地冲流着纯洁的血液。” (26)在国外,别林斯基得知果戈里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于是他写出了愤怒地斥责果戈里背叛行为的《给果戈里的信》。这封信集中表现了作者的政治美学观点。

由于国外旅行对健康无效。别林斯基于1847年秋回国。在晚年,别林斯基写下了自己最好的文章《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乞乞科夫底经历或死魂灵》、《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等。反动派接到告密信,准备公开迫害他。但1848年6月7日别林斯基在贫病交加和反动统治折磨下逝世了,当时,伟大批评家才37岁。别林斯基在生前,一次曾遇见过彼得-保罗要塞司令斯科别列夫,这位大典狱长向他开过这样的“玩笑”:说“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舒适的监禁室,是给你保留的”只是因为别林斯基逝世,才幸免于难。他死后,宪兵队长杜别尔特后悔的说:“可惜!我们该把他送进要塞里去”。等到当局知道别林斯基那封掀起人们暴动的《给果戈里的信》,别林斯基幸免遭受的厄运就落到当时这封信的读者头上了。

4.《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和

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

别林斯基晚年最成熟的文学批评论文是《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现代人》)。这篇文章比较集中的表现了批评家的美学观点,这是他文学活动的总结性的作品。

别林斯基是俄国唯物主义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美学观点是在捍卫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人民性的斗争中形成的、发展的。

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对艺术采取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克服了早年认为的:“艺术是永恒理念的表现”的学说,而提出“艺术是在其全部真实性上的现实复制。” (27)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巩固了他的现实主义学说的基础。

别林斯基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典型问题。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关键,是典型”(第400页),他指出现实主义“所描写的人物和其现实中的范本逼肖”(第404页),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典型的东西,那么,不管里面叙述的一切,怎样忠实而精确地从自然中摩写下来,读者还是找不到任何自然性”的。(第415页)别林斯基对于典型化的原则作了科学的说明,这个说明既反对了爬行的自然主义(不是别林斯基所说的自然主义),又强调了作者的思想力量。他说,所谓忠实摩写自然,“必须通过想象,把现实底现象表达出来,赋予它们新的生命”(第415页)。概括典型,而“首先在于不仅抓出外部的相似并且还把握原物底整个灵魂”(第416页)。

别林斯基倡导现实主义,是把它看作促进解放人民的运动的武器的。他说:“这种新的社会运动,难道能够不反映在文学里面——不反映在那常常是社会底表现的文学里面吗?在这一点上,文学所起的作用是还不止此的:文学促进这种倾向在社会中繁荣起来,而不仅在作品中反映它”(第414页)。从文学的社会功用出发,也就使别林斯基明确地规定了作家的职责。他认为“诗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他底祖国的公民,他底时代的子孙”(419页)。别林斯基在另一篇文章《给果戈里的信》中对作家的作用作了更明确的说明:他说:“读者是对的,他们把俄国作家看成自己唯一的领袖,摆脱俄国专制统治、正教、国粹主义的保卫者和救星” (28)。

别林斯基把艺术看作斗争工具是与他不调和地反对“纯艺术”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认为纯艺术观点“只能产生在思辨的、思索的和梦想的人民中间”(第415页)“就本质上说来,这便是一种坏的极端”(第415页)。别林斯基揭露了那种超然的、认为自身为目的的艺术及其理论的虚伪性。他尖刻地指出:“纯粹的、超然的、无条件的、或像哲学家所说,绝对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存在的。”(第422页)我们知道,反对抹杀艺术的社会功用,和反对艺术的无思想性是二而一的事。别林斯基从艺术史的探讨中说明:“夺去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这意味着夺去它底最泼辣的力量,即:思想,使之成为消闲享乐之物,游手好闲的懒人的玩具。”(第428页)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还表现了很多深刻而正确的艺术思想,如关于“自然派”的渊源与功绩、关于艺术的特性、艺术的技巧和才能、关于文学批评、关于体裁等等。如果说这篇文章的第一篇是着重阐述基本美学观点的话,那么第二篇则由这种观点出发对新起的“自然派”作家作了肯定,对他们的优秀作品作了精确的分析。但是别林斯基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美学体系,他也没有达到用鲜明阶级观点分析艺术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的高度。

5.《给果戈里的信》

别林斯基最好的作品是《给果戈里的信》。

《给果戈里的信》是四十年代革命的俄罗斯的宣言。它谈论的是“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社会,关于俄国的问题。”(第330页)为了争取正义、争取人民的解放,别林斯基在其中表现了反专制、反农奴制、反教会的火辣辣的战斗热情,他代表广大农民革命群众和先进俄国思想界,发出了洪钟般的声音,震动着全俄罗斯。《给果戈里的信》是俄国革命政论的里程碑。列宁在《俄国革命报刊的历史》一文中说别林斯基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的总结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信》,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直到今天还具有、生动的意义。” (29)

在这封信中,别林斯基公开而大胆地暴露沙皇俄国野蛮、黑暗的社会现状,指出人民没有丝毫权利。“忍耐贩卖着人”这句话包含了群众对奴役人、蹂躏人的农奴制社会的多么强烈的抗议。别林斯基指出,在俄国,人民毫无保障。因为“有的只是各种官贼官盗底大的帮口!”(第319页)批评家以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提出了当时俄国在重要的在迫切的问题:“废除农奴制,取消体刑”(第319页)。果戈里的严重错误就在于美化了俄国现实,看不见人民身受的苦难,并且他还宣传反动宗教教义劝导敌对的阶级共处。别林斯基在反对果戈里的神秘主义、虔诚主义的宗教宣传时,尖锐指出了专制政治、正教和国粹主义三位一体的实质,他猛烈地攻击了教会。别林斯基认为教会“永远是笞刑底支柱和专制主义底帮凶”(第321页)。伟大的批评家揭穿了教会的伪善和它在假面具下掩盖的反动实质。别林斯基实质看来,教会本身就是“一种僧侣政体”,因此它就必然是“不平等底拥护者、权力底谄媚者、人与人之间热爱的死敌和迫害者”(第321页)。

别林斯基政论所以有着巨大的威力,在于他确信俄罗斯人民的力量和未来。伟大的批评家以俄罗斯人民的理解者和代言人出现,展示人民和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特性。特别他指出俄国人民并不像反动学者所说的那样温顺虔诚。他从民间故事嘲笑牧师的事例,得出俄国人民并不是宗教性的民族的结论。别林斯基这样形象地给果戈里写道:“照您说,俄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虔信宗教的:这是撒谎?宗教性底基础是虔诚、崇敬、对上帝的恐惧。俄国人却一边搔痒,一边叫上帝底名字。他是这样讲到圣象的:合用,拿来祈祷,不合用,拿来盖瓦罐。”(第322页)别林斯基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并且唯认人民才会创造光明的未来。他谈到俄国公众的性格时指出:“在这个社会里,新生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出来”(第326页),他认为俄国民族“有着太多的常识、清醒与肯定的理智”(第323页)。别林斯基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预见到新生力量的必然成长和发展的:那就是在四十年代的黑暗重压下,新的思想与力量刚刚露头;而这民主主义革命的强大势力只在五十年代末才壮大起来。伟大批评家却说道:“我们底社会里,存在着一种多么新鲜、健康的感觉,纵然它还在萌芽状态中”(第327页),又说:“在俄国人,真理底才能是深刻的,虽然还没有发展”(底327页)。而这“生命和进步的运动”,被他认为是“历史运动底伟大”的原因,所以他说:“这社会是有远大前途的。”(第327页)

如何改变当时现存的黑暗状态,别林斯基认为应该发动人民的力量、解放人民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重视启蒙工作的缘故。别林斯基不同于十八世纪的西欧启蒙主义者,在于他的斗争性与彻底性。《给果戈里的信》本身强烈的战斗色彩就是一个明证。别林斯基和后来的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的个人英雄论也截然不同,他主张只有“在文明、开化和人道底进步里面,俄国才能够得救”。而为此,必须“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埋没在污泥和尘芥里面的人类尊严”(第319页)。在这启蒙和号召工作中,别林斯基给予作为宣传鼓动武器的文学的作用一高度评价。因为文学可以巧妙的利用合法手段,把反专制、反正教教会、反国粹主义的先进的思想传播到读者中去。

《给果戈里的信》是一篇洋洋洒洒、气象万千的艺术政论,它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战斗性和一泻千里的气魄,就是解剖的深刻细腻与眼光的高瞻远瞩的结合。它的严整的强大的逻辑力量和充分而艺术地说服力展示了别林斯基对论敌论战的激烈性。《给果戈里的信》发展了别林斯基论文固有的特点,那就是:借题发挥。他并不是只针对果戈里的个人错误,而是抓住了这撮苗叶,把它的社会的、思想的、政治的广泛基础的根子拔了出来。因此显示了这篇文章深刻的意义。

(四)别林斯基的意义

别林斯基是爱祖国、爱人民、争自由、争民主的战士,他的革命思想和战斗的文学传统,培养了几代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继承了他的思想,从事了创作和斗争。别林斯基的遗产极为丰富,他几乎触及到所有人文科学。特别他的美学思想给马列主义美学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东西。杜勃罗留波夫这样说到别林斯基的影响:“不管俄国文学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它发展得怎么蓬勃壮盛,别林斯基永远都将是它的矜夸、光荣和装饰。直到现在,他的影响在所有一切我们这儿出现的优秀的文学工作者都认识到,他的大部分发展直接或间接地都有负于别林斯基” (30)。这话是适用于他们的时代的。

列宁高度评价了别林斯基活动的意义。把他和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辈(31)。在和“路标派”斗争中,列宁捍卫了别林斯基的遗产的意义。在苏联反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在对人民的演说中,把别林斯基的名字列入苏联人民引以自豪和光荣的名字中以鼓励人民的爱国热情。

别林斯基在中国的文艺理论的发展中也有巨大的贡献。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成分。我们应该批判别林斯基的不足,而充分利用别林斯基的遗产这个武器,并对它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我们的要求。

[注]

①《列宁论文学》中译本第47页。

②拉席契尼柯夫:《别林斯基传记摘要》,满涛译《文学的战斗传统》第224-225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

③赫尔岑:《论革命思想在俄国之发展》,见满涛译《文学的战斗传统》第205页。

④赫尔岑:《往事与沉思》,见满涛译《文学的战斗传统》第205-209页。

⑤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第77页,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⑥《文学的幻想》,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105-1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⑦同前,第118页。

⑧同前,第124页,重点原有。

⑨同前,第21页。

⑩《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同前,第143页。

⑾同前,第154页。

⑿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蒋路译,第45页,平明出版社,1952年版。

⒀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第240页,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⒁《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第395-396页,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⒂《别林斯基书信集》第二卷,俄文版,第186页。

⒃基洛夫:《伟大的探索者》,1939年12月1日《文学报》。

⒄《别林斯基书信集》第二卷,俄文版,第262页。

⒅《别林斯基全集》第十二卷,俄文版,第224页。

⒆赫尔岑:《往事与沉思》,见满涛译《文学的战斗传统》第210页。

⒇同前,第213页。

(21)别林斯基:《亚力山大·普希金的作品》,见列别金娜选辑《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65页,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22)别林斯基:《普希金的诗的感染力》,见《苏联儿童文学》中译本第32页。

(23)别林斯基:《当代英雄,莱蒙托夫的作品》。见梁真译《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26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24)别林斯基:《莱蒙托夫的诗》,同前,第22页。

(25)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399页,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

(26)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中译本第36-38页。

(27)《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400页,满涛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以下只在行文中注明页次。

(28)同前书,第327页。以下只在行文中注明页次。

(29)《列宁论文学》中译本,第47页。

(30)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的作品》,满涛译《文学的战斗传统》第22页。

(31)《做什么?》见《列宁论文学》中译本,第67页 。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