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曲艺团京韵大鼓「天津京韵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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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大鼓即“怯大鼓”，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叫过很多名称：在北京曾称“京调大鼓”、“小口大鼓”、“音韵大鼓”、“文明大鼓”、“平韵大鼓”，在天津曾称“卫调”、“卫调大鼓”、“文武大鼓”、“京音大鼓”。民国三十五年(1946)北京成立曲艺公会后，遂正式统一名称为“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唱词的基本句式是七字句，有的加入了嵌字、衬字及垛句。每篇唱词约一百四五十句左右。用韵以北京十三辙为准，一个唱段大都一韵到底。京韵大鼓的唱腔，经过刘宝全和弦师韩永禄、白凤岩、韩德福等人的革新创造而丰富多彩。基本唱腔包括〔慢板〕和〔紧慢板〕。京韵大鼓是唱中有说，说中有唱，所以韵白(包括在板眼节奏之内的韵白和没有板眼节奏的韵白)在演唱中也有重要的位置。韵白讲究语气韵味，要半说半唱，与唱腔自然衔接。京韵大鼓的表演形式是一人站唱。演员自击鼓板掌握节奏；主要伴奏一般为三人，所操乐器为大三弦、四胡、琵琶，有时佐以低胡。

京韵大鼓表演由河北省南部流行的木板大鼓改革、发展，逐步于清末形成。木板大鼓又名怯大鼓，以说唱中、长篇大书为主，兼唱一些短段。梅兰芳在《谈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一文中记载：“刘宝全说‘怯大鼓’是从直隶河间府传出来的，起初是乡村里种庄稼歇息的时候，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像秧歌那样随口唱着玩，渐渐受人欢迎，就有人到城里来作场。”

在京韵大鼓艺人中，对京韵大鼓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刘宝全，因此有“鼓王”之誉。他的主要成就在以下几个方面：

（1）1900年到北京演唱后，为适应听众的欣赏习惯，将河间府的口音改为北京话，使“怯大鼓”成为“京韵大鼓”。

（2）曾一度学唱京剧老生，1900年到北京献艺时又结识了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孙菊仙等人，在艺术上得到指教，并吸收了梆子腔、石韵书、码头调等戏曲、说唱形式的声韵、唱法。

（3）借鉴京剧的表演形式，形成一套适合于说唱艺术的表演技巧，加进了表情、动作，使大鼓的表演改变了呆板、拘谨的形式。

（4）将木板大鼓以一板一眼和有板无眼为主的唱腔结构，改为以一板三眼的慢中板和有板无眼的紧板为主，必要时穿插一些一板一眼的板式。

（5）精于音律，善于创制新腔，勇于革新，逐渐形成“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说即是唱，唱即是说”的说唱风格，把大鼓艺术叙事抒情、刻画人物的表现能力推向新的境界。

（6）在北京结识了文人庄荫棠，在其帮助下修订了《白帝城》、《活捉三郎》、《徐母骂曹》等大鼓书词，并创作了《大西厢》、《闹江州》等新段子。[2]

与刘宝全并起的京韵名家还有白云鹏和张筱轩。

白云鹏青年时在农村演唱竹板书，后改学大鼓，光绪二十六年(1900)来北京金乐班演唱，以吐字清晰、行腔柔美、演唱风格朴素自然见长。张筱轩自幼住北京南郊，早年票演时调小曲，后来拜朱德庆为师改唱木板大鼓，演唱时虽曲调较原始纯朴，但京音纯正、咬字清晰、刚劲浑厚，具有一气呵成的特色。刘、白、张成为民国初年京韵大鼓最早期的三个流派。

代表作品

《包公夸桑》、《玉堂春》、《单刀会》、《战长沙》、《博望坡》、《刺汤勤》、《白帝城》、《探晴雯》、《黛玉焚稿》、《丑末寅初》、《风雨归舟》、《八爱》、《罗盛教》、《党的好女儿徐学惠》、《海上渔歌》、《党的好女儿向秀丽》、《激浪丹心》、《韩英见娘》、《野猪林》、《桃花庄》、《英台哭坟》

突出贡献

骆玉笙 1914年生 ，女。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

天津人，生于上海。艺名小彩舞、筱彩舞。出生6个月时被卖给天津艺人骆彩武，改姓骆。七岁开始学京剧，9岁拜苏焕亭为师学唱京剧老生。1926年登台演出。1931年改唱京韵大鼓。1934年拜韩永禄为师学京韵大鼓，承刘宝全派。1939年首次在北京演出。

京韵大鼓演唱者自司鼓、板外，有三弦、四胡、琵琶为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伴奏音乐可分为“过板音乐”和“唱腔伴奏音乐”。

（1）过板音乐：是单纯的乐器音乐段落，用在唱段开头和段落之音的“过板”句与句中音或乐逗之间“小过门”比小过门还小的叫“垫点“。

（2）唱腔伴奏，可随腔伴奏，又可用”基本伴奏点“。伴奏旋律一是同唱腔旋律的加花伸长，连结乐逗自由，对唱腔陪衬，此外还运用一些烘托气氛，表现特定情节的伴奏段落，如”击鼓骂曹“中的”夜深沉“曲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