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起源时期诗歌与舞,乐融为一体「徐志摩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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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山川自然对诗歌生成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言：“《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故长于风”。钟嵘在《诗品·总论》中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节气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感动人，所以动摇人的性情，表现在舞蹈歌唱上……

由此可见自然景物对人情绪的影响，使人触情生情，于是便载歌载舞，抒发感情。然而，《诗歌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和理论形态的出现，其建构却是晚近的事。2006年“中国诗歌学术论坛”的举办，讨论到了诗歌与地理关系的议题。还有同年《诗歌月刊》“诗歌地理特大专号”的推出。诗人与诗评家共同呈现了作品与理论。但“诗歌地理学”的创立，并不具有原发性，如果溯本求源，且不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关于影响艺术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论述，对此课题提供了启示，即就中国而言。《诗经》十五“国风”的编定，其“诗可以观”的阅释，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诗歌地理学”的原型。而后，诗史对于瑰丽奇幻的“骚体诗”的记述，乃至魏晋、唐宋时期“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的命名，都可以认为是具有些种意向一个个历史范例。其实，“诗歌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衍生和对诗的专注。它从地域、种族、宗教、历史、自然、文化、习俗等多个维聚焦于生存环境对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一方面是地理自然景观常常作为他们创作的背景和题材，不论是山川风物，还是生活场景，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另一方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独特的审美创造力型。因此，“诗歌地理学”不仅可以展现某一地区特有的自然与人文风貌，而且也能深刻地揭示该地区诗歌群体的历史和美学的特质：内在的精神气质、独有的文化品格，殊异的时空结构，乃至审美倾向特点，与他地诗人不同的意象系统、语言范式和艺术风格。

杨立元先生的《滦河诗群论稿》，正是以“诗歌地理学”为理论观照，运用诗歌地理批评的方法，研究滦河流域诗人群创作的一部学术论著。他在该书的《总论》中，带领我们溯流而上，从源头开始，穿越历史云烟，然后，顺流而下，一路领略沿岸秀美风光，文物古迹。那河水，蜿蜒曲折，穿山越峡，注入平原，最终归于浩瀚大海。在这部著作中，我们进入文本，看作者从汤汤滦河流水中，为我们打捞出怎么样的虽经大浪淘沙但依然璀璨放光已成为经典的一个个一串串诗歌艺术的珍珠！

滦河，古称濡水。发源于河北北部丰宁县巴彥图古尔山所属小梁山南麓，向西北流经垻上草原沽源县转向北，称闪电河，经内蒙古正蓝旗转向东南，从多伦县又入丰宁县。在内蒙境内有黑风河、吐力根河汇入，改称大滦河，至隆化县与小滦河交汇后，始称滦河。河流穿行于峡谷之间，至潘家口越长域，然后进入冀东草原，经迁西、迁安、卢龙、滦县、昌黎，至乐亭南兜网铺入渤海。全长888公里。滦河流域，属温带、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躁，夏季炎热多雨。其地形地貌，山峦起伏，草木繁茂。

一条河称为母亲河，是一带生命之源。它承载着沿岸人民的劳作和生息，也流淌着种族的历史和文化，承载着滦河人不尽的情思和乡愁，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滦河，是一条自然之河。它不仅提供了丰裕的物质资源，而且造就了两岸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观，为人们设置了美好的生存环境。在人与自然契合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相互依存中，人既改变了山河面貌，也塑造了人的精神品格。人处在自然怀抱之中，于顺应和改变中，生长自己的生命力和审美力。在与巍峨的群山、辽阔的草原、无垠的沃野、奔涌的大海相适应、相亲近、相依存的过程中，滦河人民形成了勤劳而坚韧、豪爽而奔放，质朴而醇厚的品性和魂魄，而那深山松涛、长域龙盘、塞外风光、平川秀色、海滨奇景，也便成了滦河人民缤纷千年的高远阔大的情感意象世界。

滦河，也是一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滦河流域处于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对峙与交融的边界地带。征战与和平、争夺与互利交织更替，战争云烟与和平景象不断变换。正是在这种对立与和谐的纠缠中，创造了这里的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多元包容的文化。至今，仍在诸多的遗址古迹中发现端倪。如内蒙古境内的元上都遗址，清代承德的避暑山庄、木兰围场，还有丰宁的金山岭长城，昌黎的“碣石山”，迁安的“轩辕台”、滦县的偏凉汀、丰南的长春宫等等。在此种历史和文化的浸润和淘洗下，历代涌现了不少的诗人骚客。不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他们记写山川盛景，发千古忧思，做独与天地往来的遐想，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在这里实无法一一例举，只做挂一漏万的点名。如汉末曹操的《观沧海》，唐代李白的《北风行》，宋代柳开的《塞上》，以及元代的刘秉思、袁梅、胡助、张允孚，清两代的王好问、马恂、吴禅师、李兰、史梦兰、孙国桢、赵祖明、许庄、高第、石申、喻成龙、谷应泰、张佩伦、赵国华、周体观、史恩培、高继行、王煦、韩超，等等，不下几十人。他们的诗作像一幅艺术长卷，描画了滦河浩荡奔流的壮丽景观和名胜古迹，展现了滦河人民的生存史和心灵史。

然而，“诗歌地理学”转化为“新诗地理学”批评，还必须面对“传统文化”与“时代现实”的关系问题。这是新诗地理学得以成立的关键。一是古诗到新诗出现了文言到白话的语言巨变；一是历史实现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现代转型。新诗现代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是诗歌主体性的确立。不是说古代诗歌没有主体性，而是指现代诗歌主体有了时代的新质和意涵。人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共生结构，已从受动的依赖而转化为主导、互建。人真正在大地上站起来了。这涉及到：首先是“乡土诗”的扩容、深化与改写；其次是“现代城市诗”的产生、崛起和发展。在“传统文化”与“时代现实”的断裂与续接中，诗人的乡土书写，其主体意识，既楔入农耕文明的深处，汲取生命源初的活力，又在漂泊中生出家国情怀和实现诗意精神家园的重建。如此，原有的乡土文化意象就注入了新的价值和人类生态学的意义。而面对城市庞大的物质景观，城市诗人在日常生存的体验中，既要享受城市生活的便捷，看到高科技的速度、力与美，也不要被物和异化。在确立个人主体性的同时，不忘大地伦理的美好基因，而在城乡互鉴中创造民族价值的精神共同体，赋予城市文化意象以新的高品位的隐喻和象征。不同类型的诗人，有不同的文化景观的侧重，但他们都以个性的现代主体精神共同创造滦河地域的现代文明，以贯通天地的沛然浩气，氤氲着这片美丽大地的山川、河流……

杨立元的《滦河诗群论稿》，具体到分节的诗人论，所遵循的正是上述原则：以每个诗人为各自独立的生命主体，“知人论世”，既看初始的生存状态，又厘清生涯的变迁；既发掘其诗歌传统因素的植入，又考察其创作的新异增值；既把握思想流脉，又关注艺术话语生成；既有纵的透视，又有横的扫描。在发散而集中的论述中，呈现诗人的人格风骨和艺术生命。一个人即一首诗，一首诗即一个人。人以诗显，诗因人传。

例如，郭小川，河北丰宁人，青年参加革命，到过延安，住过窑洞，后回丰宁任县长，领导与当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虽受过不公正待遇，但革命信仰和意志不改。他的诗歌，激情澎湃，体式多样，想象丰富，哲理深厚，因而成为“革命的战士，人民的诗人”。又如李瑛，河北丰润人，从家乡出走，入读北京大学，后随军南下。一生穿越炮火硝烟，巡防祖国边塞。他的诗，写战士生活，凝聚人民子弟兵的军魂。其诗清新刚健，崇高赤诚，格调悠远，成为“战士的歌手，祖国的赤子”。其他，如峭岩，河北滦县人，军旅诗人，“用生命和激情践行自己的神圣使命”。韩作荣，河北丰南人，长期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工作，编诗写诗，不仅思考民族的命运，也是“人类精神的探索者”，李小雨，河北丰润人，她的诗歌有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青春意识，犹如一首首激情荡漾、舒缓悠扬的交响曲，给人以青春的感召和新异的惊喜，等等。他们都是离家在外的流寓者，但也有家园乡愁的情丝意缕，游荡于诗的字里行间，弥漫北方大地。

乡土诗或新乡土诗，是滦河诗群极为重要的一脉。刘章，出生兴隆县一个名为上庄的小山村。他的创作以民歌起家，“果子采在手，歌儿飞心头”，后来走上了在古典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道路。他一生唱魂牵梦绕的燕山恋歌。如今上庄已建成“诗上庄”，作为一种文化标志，他是“燕山一块最美的山石”。其子刘向东，其侄刘福君，从小打柴放羊，上山割草。他们子传父业，也都写乡土诗，但已有了新变。如果说，刘章的乡土诗是历史的、家园的，那么，刘向东新乡土诗，则是生命根性的哲思，而刘福君却是亲情的血缘的咏叹，所以，刘向东的诗是“高于生命的形式呈现”，刘福君的诗是“献给父母与乡亲的歌”。刘氏父子三人的诗，几乎概括了滦河乡土诗创作的总体状貌和走势。同样与上庄有不解之缘的诗人 还有何理和王琦。何理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一个冲出河北的本土诗人。他的《唱一唱农村》当年曾产生重要影响，后来他创作了许多表现山乡新貌的赞美诗，这些诗歌真实自然，淡雅清丽，明白晓畅。王琦以故乡“金钩屯”为创作基点来抒发对父老乡亲和褶皱在雾灵山深处的美丽山村的深厚感情。他认为“只有金钩屯，才能听到纯正的天籁之声”。他的诗歌摆脱了一般乡土诗人沉迷于对原生态的那种静默、迟滞的写生般的状态，从而有了广阔的空间和开阔的视野而显得大气和大度。

城市诗歌创作，是滦河诗群中一种强力兴起的诗歌现象。这是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张学梦，丰润人。中学毕业后在唐山各个工种当过工人。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开创和奠定了他全部诗歌现代性的主题，他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引擎。他以深刻的人文理性，歌唱高科技催发的人类的解放和社会进步。一台“电脑”被看作是“人类脑系”的解放，它制作“新的话语雷霆”犹如21世纪怒放的“天上的向天葵”。他的诗宏大、广博、浩渺。因而，他成为卓绝的现代精神的歌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徐国强，玉田人。他站在大地震的废墟上，礼赞唐山的重建与新生。他的诗负载着唐山人不屈的生命精神，像凤凰展翅一样邀游天宇。白德成，张家口人，后居承德。在新世纪的黎明，他较早的以现代意识为自己的青春生命造像：“青春——太阳”！

滦河流域一带生活着很多满族人。满人对他们原始宗教萨满的信仰，也影响着部分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的诗歌涵养了某种神圣的气息。大解，青龙人，满族。他出生在燕山东麓一个乡村的农民家庭，在封闭但富有传说和神话的山野长大。民族的萨满信仰也无形中渗透入他的心灵。个性独立，思想自由。他的生存体验的诗写，常在亲历性和超验性之间徘徊，往往把生活事象和细节置于一种“沧桑与恍惚”的历史时空中，具有一种奇异迷幻的艺术效果。《悲歌》是他创作的一个峰峦。北野，承德木兰围场人。自然文明赋予他的诗以“大雪落幽燕”的浑茫和与晚霞照相接的瑰丽。然而，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救赎，他却以人类创世纪的神话，给予悲悯和祝福。而他的青歌话语，则运用以萨满为原型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和修辞，创造了一种梦幻而升腾，奇警而峭拔的艺术风范。薛梅，围场人，满族，现居承德。她出生滦河支流的伊逊河畔。她的生命像一条河，逝水流波，流淌她的诗学人生。她的诗，以河为心灵鉴照，映现出她春夏秋冬的异采纷纭。她身为教授，诗评家，作为一个学院派的诗人，深厚的人文素养，本族信仰的润泽，使她的诗歌艺术也像河水一样，清澈明媚，波光滟潋，奇幻空濛，升腾着一缕山庄文化的精神气韵。

一个地域的诗歌，有其总体的一致性，但由于地域较大不同的地方又有不尽相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在其发展历程中，会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链条和区块，出现多种多样的诗歌群落。滦河流域的诗歌，就是如此。杨立元在这部专著中，列出了六个流派：“元上都诗歌”“山庄诗歌”“山乡诗歌”“燕山诗派”“山海诗派”“城市诗歌”。这种类别划分，或依区域，或据代变，或按文化特征。但也难免有交叉和混同。因此，作为考察诗歌的一个维度，只能具有一种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只有与其他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和全面。‍(待续）

（本文为杨立元《滦河诗群论稿》序 ）

作者简介：苗雨时(1939-)：当代诗评家。河北省丰润县人。196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现为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名誉委员。长期以来致力于现代诗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事诗歌评论写作。任系中文系主任期间，曾与河北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两届作家班，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和诗人。现今又特别关注网络诗歌的动态和走向。2015年10月，建立了廊坊师范学院“雨时诗歌工作室”，2016年4月，创办和主编高校民刊《雨时诗刊》，倡导“学院派”现代汉诗写作。出版著作有：《诗的审美》《诗歌写作技巧》《河北当代诗歌史》《走向现代性的新诗》《当下诗歌现场》等多部。传记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