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首外国诗「外国诗歌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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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家骏

青年朋友们(中老年亦然)应该读一点外国诗歌。

诗歌，在各种文学形式中是最富有民族性的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歌，总是自己土壤上的产物。一个青年立足于自己祖国的大地上，自然要吸吮本民族的文化乳汁。一个中国人，知道中华民族的诗歌，那才是有教养的表现。就是处于深山僻壤的文盲妇孺，也哼得出中国的民歌与童谣。我们反对“全盘西化”的数典忘祖的观念。所以，青年人应该首先学习民族传统的诗歌，熟悉一下唐诗宋词；学习人民的诗歌艺术创作，了解“信天游”与“采茶调”；学习中国现代的优秀诗歌，知道郭沫若、艾青。这样，是不是没有必要学习外国诗歌了呢?当然不是。

读一点外国诗歌的必要性何在呢?

一般地说来，广大读者从阅读外国诗歌中可以了解该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时代风貌、风土人情、思想信仰等等，获得有益的社会知识。但丁的《神曲》是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大全；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被誉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读这类诗，等于读形象的历史。从涅克拉索夫的叙事诗和抒情诗、从泰戈尔的故事诗，可以认识他们各自国家十九世纪时劳动人民的痛苦与愿望。我们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该知道中国之外的广阔世界，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诗言志，诗是情根生发出的花朵。青年朋友阅读外国的优秀诗歌，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正确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树立和巩固，可以陶冶情操与品性。优秀的诗歌，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正义、高尚、纯洁，什么是邪恶、卑劣、肮脏。普罗米修斯是从古希腊诗人到马克思、鲁迅高度赞扬的形象，他偷天火给人间，被囚而不向宙斯的恶势力屈服。拜伦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的斗争精神就值得后人学习。高尔基笔下的海燕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象征，它号召人们迎着革命的暴风雨翱翔，也深有教育意义。

优秀的诗，是精美的艺术品，它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能力。萨孚独唱琴歌的崇高秀丽、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深沉厚重、松尾芭蕉俳句的轻灵流畅、狄金森与里尔克抒情诗的蕴藉悠远、高尔基诗歌的雄浑壮观、苏联风景诗的意趣盎然、马雅可夫斯基与聂鲁达诗歌的奇雄变幻……都以不同的风格、气魄、情调，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就是掩卷之后也仍会令人余香在口、回味咀嚼而沉思吟咏不已。

特殊地说来，在思想文化阵地上作意识形态工作的青年同志，不论你是演员，是教师，是记者，是编辑，是政工干部，还是文字秘书，都应该知道一点外国诗歌，这对于本职工作是大有裨益的。至于搞创作的人，更应该学习外国诗歌。

学习外国诗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

一是结合本职工作与学习。如一位思想政治工作或领导干部，必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一类经典著作。而这些经典著作中，不时出现外国诗人的诗句，有时革命导师还论述到外国诗人。但丁、莎士比亚、海涅等的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中常常出现；列宁也论述到鲍狄埃、提及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更与高尔基有深厚友谊。读一读这些诗人的原作，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很有帮助的。一位话剧演员要想演好莎士比亚的剧本、一位记者要想很有文采地报导中外文化交流的消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要想讲好《语文》课本上所选的一段外国诗歌，不读一些外国诗，怎么能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呢?

二是掌握系统的外国文学知识，对外国诗歌史、对自古至今重要的诗歌名著和杰出的诗人进行研究。这多半是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者和文学教学工作者学习外国诗歌的角度。只有掌握了系统的外国文学知识，才便于加强理解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才便于把握诗歌史的规律，丰富自己的历史的知识、美学史的知识、文化史的知识。这些对于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是不可缺少的。

三是对某一语种的诗歌的原文进行阅读与分析、朗读与背诵。如读用英语写的叙事诗，或读用俄语写的抒情诗等等。通过大量的原文作品的阅读，了解该语种国家的历史文化情况，扩大该语种的语言的词汇，熟悉该国人们的思维与想象的方式、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在提高欣赏诗歌美的能力的同时，提高外语的阅读与表达的能力。这多半是从事翻译和外事工作或从事外语教学的同志们学习外国诗歌的角度。

四是诗人、作家和其他文艺创作者学习外国诗歌的角度。这应选择译文规范而优美的外国名诗，尤其是一些短诗或长诗中的精彩段落，细致地剖析它，研究它的艺术美、它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从而借鉴它的艺术形式、风格、体裁、技巧、文学语言等等。这种学习，不在量而在质，不一定如诗歌史的研究家那样求得宽泛的知识面，不一定知道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流派、集团、作家、作品的名目，而在于对具体的诗歌的艺术特色体味很得深，钻研得精，把握其个中三昧，能有独到的看法，吃透外国名诗人的艺术创造成就并能用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诗歌写作的水平。

写作现代诗歌，应该借鉴外国诗歌。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大不一样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新诗产生在五四时代，它本身就同借鉴外国诗歌分不开。新诗今后还要发展，那么，学古典诗歌、学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学民歌，固然重要；学外国诗歌，也不可忽视。

诗歌既然民族性很强，那又为何要去学外国诗歌呢?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诗歌和音乐结合着，一旦接受域外影响并加以消化，则那个时代的诗歌就得到丰富和发展。且不说北朝乐府、敦煌曲子词，就以新诗的产生与发展来说，外国诗歌中的民主思想以至革命思想，外国诗歌的一些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对它产生过多么大的作用啊!从当代中外文化交流来看，随着科技的引进、贸易的繁荣、友好关系的发展、人员的往来，人们对外国诗歌的接触也将随之增多。这对于新诗创作的发展，总要产生一定的影响。写新诗，仅仅学习古典诗歌和民歌，多少要受到局限。如果不忽视学习外国诗歌，有分析地吸收外国诗歌的有益的东西，新诗的发展会更迅速、更丰富多采。反之，如果排斥外国诗歌，连外国诗歌有些什么著名的诗人、作品，有些什么形式、流派、手法，都一无所知，连外国诗歌的译文也不读，那就谈不上新诗创作的更康壮地发展。

外国诗歌中值得学习的东西，非常之多。在内容方面，外国古典诗歌的民主精华、革命的思想，它的倾向性、现实性值得有选择地学；外国民歌中深厚的人民精神、纯朴的人民感情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在形式技巧方面，值得学习的东西，就更其多了。我们不一定要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惠特曼的自由诗，但在那种形式下使奔放的感情，豪迈的气势如长江大河般不受拘束地畅朗抒发的方式，是可以有所学习的。我们不一定也照搬莎士比亚的商籁体、拜仑的八行诗的格式与押韵法，但那每一节中的严整、紧凑、相对独立，是值得学习的。许多同志都背得出外国名诗中的警句，象“一盏怎样的理智的明灯熄灭了”(涅克拉索夫《纪念杜勃罗留波夫》)、“严冬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雪莱《西风歌》)、“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但丁《神曲》)、“他从自己那里，获得了全部的愚昧无知”(海涅《科贝斯第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海燕之歌》)等等。这些名句中所显示的诗人的洞察力，把思想感情高度凝聚起来而富有哲理性的概括力等等，不是值得创作新诗的人学习的吗?

田间同志有一首诗，叫《自由，向我们来了》，全文如下：



悲哀的

种族，

我们必须战争呵!

九月的窗外，

亚细亚的

田野上，

自由呵……

从血的那边

从兄弟尸骸的那边，

向我们来了，

象暴风雨，

象海燕。

一看就可以知道，它吸收了外国诗歌的精华。其中有高尔基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的影响。它战斗的迳直召唤、铿锵的韵调、坚定而短促有力的节奏、诗句断裂而简短的形式，都不是民歌和中国古典诗歌所固有的。仅以“自由，向我们来了”这种抽象概念拟人化、形象化的手法，似乎中国古诗与民歌中并不常用。这首诗如有借鉴，或许得力于外国诗歌。外国诗歌中，且不说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和后来的《玫瑰传奇》，单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而论，就有不少“邪恶非法地侮辱了正义的完美，拐腿的权势伤害了民间的健康”、“愚蠢控制着聪明”等等这类抽象观念拟人化的手法。可见，外国诗歌的种种手法(上面仅举一例)，也是值得学习的。

再如外国诗歌在行列安排上的“拆裂”或“提行”的方式，是中国古诗与民歌中不常见的。像普希金《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的诗句中，有这样的行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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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枷锁会掉落，

阴暗的牢狱会覆亡，而自由

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

这里，“自由”一词置于第二行末尾，与第三行这个句子拆裂开来，把“会愉快地”提到了新的一行去。这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外语的音律与押韵法的需要“由”与“手”押韵，而且因为这种“拆裂”或“提行”，在诵读中，突出了被拆裂的词组或句子的有关词的意义与分量。这种“拆裂”到了马雅可夫斯基手里，成了普遍的、独具的手段——阶梯诗，因而诗句铿锵有声。我们写新诗，不一定模仿外国诗的形式，但这种手法，在适当时候灵活运用，是会增加声律之美和突出诗句中特定词语的韵味的。

读外国诗歌，不但可以读古典进步的、革命的诗歌，读优秀的民歌，当代的一些流派、风格的诗，也可以读一读。这样可以扩大眼界，从中可能会受到启发。

从历史上看，消极浪漫主义、象征派、意象派、未来派的诗，多不是进步的，有的甚至是保守的、消极的。但是否在艺术表现上也毫无批判借鉴之处呢?不见得。华滋华斯、维尼、诺瓦里斯、茹可夫斯基是公认的消极浪漫派诗人，他们诗中的悲观主义、神秘主义十分突出，但在刻画抒情主人公内心感受的细腻、深刻入微，在自然景物描绘中的真切与具有感情色彩，这种种是不能连同神秘主义、悲观主义一起抛掉的。因为作品思想消极，连其艺术特色也一律否定，那不是历史主义的观点。当代外国诗歌中，除了那些进步的、革命的诗人的诗应该读之外，对于其他情况的诗作，也不一定非采取蒙目政策不可。对一些也还好的诗，而且对中国有影响的，还是应当采取“拿来主义”，供我们学习、借鉴。二十世纪世界上有大量的种种现代派诗歌存在，有些影响还颇大。究竟这种种流派的诗歌是什么样子，如果不去接触，是无法了解的。如果把这些外国诗歌全视为异端，完全排斥，依然故我地写他的古风、近体诗或民歌体，也未尝不可；但要写出有独创性的新诗而不停留在顺口溜水平上，除了要下各种工夫之外，读一点外国诗歌，应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不管从什么角度学习外国诗歌，也不管重点学习外国诗歌的什么方面，首先，都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诗歌对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指导我们文学阅读、诗歌欣赏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导师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梅林、拉法格、季米特洛夫等等对文学基本原理和对外国文学的许多作家诗人及其作品有不少的论述。应该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以此作为学习外国诗歌的指南。

许多的著名诗人作家，谈过他们的创作经验，论述过别的诗人与诗歌。有的谈得十分精辟，论述得很详尽。歌德、斯泰尔夫人、别林斯基、雨果、海涅等古典作家 ，高尔基、卢那恰尔斯基、沃洛夫斯基、鲁迅、郭沫若等中外现代作家，对外国的诗人诗歌及其写作问题，都有过论述，有的还有文学史的著作。这些理论著作与诗歌评论，是我们学习外国诗歌的重要参考。

除了要学习上述文艺理论著作之外，其次，应该学习外国历史。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一种文艺思潮、一个文学流派、一类诗歌作品，都是历史的产物。一些青年朋友读外国诗歌在理解上感到有困难，把握不住作品的主题与含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熟悉历史，不了解背景。一首诗，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有它题材所涉及的历史内容，更有它的思想的时代特征。这种种，都需得欣赏者了解各方面的历史，这样才能正确评价一首诗的主题思想以至客观意义、艺术价值。

和熟悉外国历史相联系，也得了解一点有关的地理学、民族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及其他文化方面的知识。外国诗歌中所描写的和所表现的是其民族的风土人情、思想信仰、文化心理，这些常和上述的某种或几种学识相联系。如西方人信仰基督教、亚洲和北非许多国家信仰伊斯兰教、南亚和东亚有的信仰佛教等等。宗教影响着各民族的生活，连节日、姓氏、饮食起居、婚丧嫁娶都受影响。一个大宗教下面，又分成许多教派。外国诗歌就反映了外国人的这种同宗教相联系的生活与意识。如果对那些宗教的特点与历史以及社会影响一点也不了解，阅读外国诗歌时，就会遇到拦路虎。再如，外国诗歌描绘了自然风光，有的还写异国情调，那些山川河海、城乡街宇、花草林木、飞禽走兽，都是吸引人的，都是有地方特色的。如果缺乏地理知识，不辨东南西北，就会产生疑难。

对于搞文艺创作而学外国诗歌的人来说，除了上述种种必要的注意事项之外，应把精力花在研究诗歌作品本身上。作品，是文学的基本单位。诗歌史是由一系列思潮、流派构成的，流派、集团是由许多诗人组成的，而诗人是由他的作品构成的。研究诗歌，首当研究作品。研究诗歌作品，当然要遵守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影响内容、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原则。分析欣赏诗歌，应有艺术辩证法的眼光。首先应该把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弄清它的题材内容、主题思想、艺术形象。如果对一首外国诗究竟写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思想和主题还没有弄清楚，对一篇叙事诗的人物精神面貌还没有把握准，对其中的内容与思想疑难很多，自然难以谈得上深刻分析这首诗，也就很难进一步去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

在正确把握一篇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分析那首诗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特色。如果只满足于背诵抒情诗的句子，只满足于复述叙事诗的人物、故事，这只能说是你初步知道了作品写了什么。问题还在于，应该分析作品是如何写的，有什么艺术性，它是怎样构成为美的?叙事诗的人物形象是怎样塑造的、其性格是如何刻画的?故事情节是怎样安排的?布局结构有什么特点?艺术表现技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风格与语言又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类作品的创造性?等等。总之，对作品的艺术分析，要运用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原则。

末了，最重要的是，不论是分析诗歌作品的思想内容，还是分析作品艺术特点，在研究和借鉴时，对外国诗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不能囫囵吞枣、不分精华糟粕兼蓄并收，不能不分彼此时空等条件的差异而盲目地照搬照抄。盲目的模仿是最没有出息的艺术教条主义。荒诞朦胧的东西在我国没有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亦步亦趋套用外国东西而造的赝品。文学写作应从生活出发，考虑人民群众的艺术需要，结合具体内容去适当运用从外国诗歌中借鉴来的而且是经过咀嚼消化、融汇贯通的艺术形式、艺术技巧与手法。这样，才能达到学点外国诗歌的正确目的，才能在欣赏与写作诗歌方面开窍。

载《长安》文学月刊1980年8月号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