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政治:国家权力对音乐的两种操纵方式「权力政治观」

今天神州网小怡分享音乐与政治:国家权力对音乐的两种操纵方式「权力政治观」一文，希望对您有帮助。

前言

上一期推文我们谈到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需要确立音乐正统作为自身的象征，最典型的形式莫过于国歌。（音乐与政治：国歌与国家的正统象征 @大外交智库）事实上，权力对音乐的因果性作用也不仅仅局限于此，国家权力还会通过本国音乐的传播与对敌对音乐的禁止来介入音乐。今天这期推文我们就来谈一谈国家权力对音乐的这两种操纵方式。

一、本国音乐的传播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通过传播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产品，使国家形成“吸引性”而非“强制性”的力量。在这方面，国家权力对于音乐的介入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柔性的、包容性的方式，即国家通过音乐吸引他国政治家和民众的好感，它并没有特定的竞争对象，也不体现为此消彼长的零和过程；

第二种是强硬的、排他性的方式，即国家以某些种类的音乐作为自身的象征，赋予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计划地通过音乐的传播来达到对敌国或第三方国家民众进行思想灌输的目的。

（一）柔性与包容

音乐如何有效地产生吸引力？

首先，要让其他国家的民众通过音乐对本国产生好感，那么这种音乐必须既能体现国家的特色，又能得到受众的认可。

富于古典音乐传统的奥地利在二战以后派出维也纳歌剧院和爱乐乐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等到国外演出，以强调奥地利的文化形象，消除法西斯主义的不利影响，这无疑有助于其吸引力的增强。

维也纳爱乐乐团

（图源：必应）

然而，同一时期美国在奥地利的类似政策却很不成功，当美国官员试图推广其严肃音乐时，他们总是不得不忍受这个颇带轻蔑性的问题：“什么?美国有严肃音乐？”最终，能够吸引奥地利民众的是以电影为主的美国流行文化而不是音乐。

其次，通过音乐而产生的对一个国家的好感，往往是对该国文化和传统的整体性的欣赏，这并不必然转化为对其政府的支持，也未必会在外交上即刻产生明显的效果。

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对德奥古典音乐有着深刻的体悟和热爱，并以演绎贝多芬、瓦格纳等德国作曲家的作品而闻名，但他却对纳粹政权深恶痛绝，甚至可以说，他对德国古典音乐热爱愈深，对德国政府政治化地解读和利用这些音乐就愈是痛恨。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

（图源：必应）

（二）强硬与排他

冷战期间，音乐在国际关系中被意识形态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1、文化战争的武器

美、苏两国处于敌对状态，这使得双方的国家机器要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进行竞争，音乐显然是这场“文化战争”中的重要武器。

在美苏冷战时期，欧洲被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割成了相互隔绝两块，东西欧的竞争较量无孔不入，大家听过了很多关于军事政治、太空竞赛方面的对抗，但事实上，文化娱乐领域也沦为了他们的战场。那时，在柏林墙左右，就曾出现了两档综艺：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Eurovision）与国间歌曲大赛（Intervision），它们被政治全权操控，披着歌唱比赛的伪装，把东西欧对抗的紧张氛围展现得淋漓尽致。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欧视宣传海报

（图源：必应）

2、灵活性的投放武器

美苏之间毕竟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也存在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音乐这种“武器”可以自由地“投放”到对方领土和第三方。

我们以美国为例 ，1954年，艾森豪威尔在一封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信件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很有必要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来显示我们 自由伟业制度之下的产品和文化价值观所具有的优越性。” 国会随即通过法案 ，设立“总统国际事务紧急基金”，该笔资金中很大一部分交由国务院和新闻署使用，其任务是在国外展示包括音乐、舞蹈 、舞台艺术在内的美国文化活动。随后，该基金会便在全世界，甚至包括与苏联关系极其亲密的加盟国内进行活动，这种和平演变也确实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不可忽略的种子。

3、意识形态的传递者

美苏两国意识形态强烈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从而使音乐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承载者，那么究竟如何通过音乐传递意识形态呢?

相对而言，苏联倾向于以现实主义艺术描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美国则更多地以现代艺术体现其“自由”和活力——其中爵士乐尤其是黑人演奏的爵士乐起到了相当特殊的作用。

首先，美国爵士乐外交甚至整个音乐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苏联的“威胁”而做出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制措施。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批评中有一点相当有力：美国所宣称的自由是虚伪的，只有白人才有自由，黑人却受到歧视。在这种背景下，黑人爵士乐被美国视为“遏制”苏联宣传的手段，因为不论黑人音乐家在台上的表演还是他们在台下的行为举止都可以体现出美国黑人所享有的自由。

黑人爵士乐手

（图源：必应）

其次，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独立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黑人国家建立起来，美国政府为争取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支持，才更多地派出由黑人组成或有黑人参与的爵士乐队进行巡演。

由此可见，在权力对音乐的介入中，将音乐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的出现依赖于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条件。在此过程中，音乐本身往往并不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选择哪种音乐作为载体，更多地与具体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有关。

二、敌对音乐的禁止

对敌对音乐的禁止则是将某种形式的音乐视为有悖于政治秩序和权力统治的对象而加以禁止。当一个政权要确立音乐正统的时候，在某个范围内强行排除与之不符的音乐形式。而在国际关系中，这种情况往往只有在意识形态强烈冲突的情况下才会产生。

所以权力对音乐的这种强制介入，其效果如何？在这方面的考察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1、禁止“敌对”音乐，只有在国家相对封闭、政权控制力极强的特殊时期才能达到效果。

如中国直到20世纪8O年代初，仍将西方流行音乐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但由于当时已经开始实行开放政策，这样的反对声音并没能阻止西方音乐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传播，反而诱发人们对此产生兴趣，使西方流行音乐成为体现自身时尚性的标志。

2、在禁止外来音乐的同时，往往还需要提供足够的替代产品来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如德国从1940年开始，对外国音乐的限制愈来愈严格，“敌国”作曲家的歌剧常常被禁止演出；同时，纳粹党宣传部又要求更多地上演娱乐性、非政治性的歌剧，以使民众的注意力远离战争和现实政治。

3、在国与国之间，对某种形式音乐的禁止和利用有时是互为因果的。

如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所创立的十二音体系作曲法在苏联一直被视为先锋音乐的代表而予以排斥。

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

（图源：百度百科）

随着意识形态对立的加剧，它却因此而被美国视为“反共产主义”的象征和苏联音乐的对立物，以至于美国的音乐家不得不谨慎地避免批评十二音体系，甚至主动采用这一作曲法创作音乐，以免产生同情苏联之嫌。

十二音技法（twelve-tone technique)，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之一。 亦称十二音体系 ，它是将一个八度中12个 半音 各自作为平等的一员，因而废除了中心音的存在而进行作曲的一种技法。

来源：百度百科

不难发现，禁止“敌对”音乐的传播，在耗费大量资源的同时，未必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却往往对艺术造成巨大的伤害。

小结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产物，音乐的创作、演出和欣赏都无法避免政治权力的影响。而音乐的流动性又更甚于文学、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这使它更易于跨越国家边境，卷入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中。

在国际社会里，以国家为代表的权力主体干预音乐的三种方式，简而言之便是设立边界、向外扩展、对外防御，这其中既有强制性的“刚”的一面，又有选择性、诱导性的“柔”的一面。

相较而言，刚性的方式常常将音乐标签化、工具化，以违背艺术自身的规律为代价；柔性的方式，即选择音乐正统以及吸引他国好感——则体现了权力与音乐之间的相接而非相抗，当然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更需要“艺术性”的操作方法。（作者系大外交智库研究员助理实习生 殷晨浠；王盖盖审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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