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武术文化探索研究论文「大运河非遗文化」
今天神州网小怡分享中国大运河武术文化探索研究论文「大运河非遗文化」一文，希望对您有帮助。
中国大运河武术文化探索研究
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六大省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南北地理，全长约1797公里。大运河代表了古代世界水利工程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活着的、流动的人类文化遗产，它与万里长城一样闻名于世界。大运河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一条纵贯南北的文化大走廊，囊括了中国若干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又创造出大运河流域众多民族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逐渐凝聚形成了大运河流域文化带。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拥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武术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武术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同步，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人与自然、社会生态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跨越几千年光阴的中华文化的河流。大运河的开凿和通航，促进了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同时也为中国民间武术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促进中国武术发展，特别是大运河流域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遍布大运河两岸的众多民间传统武术流派和拳种，成为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已成为传播中华武术文化、凝聚中国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大运河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丰富而宝贵的物质、历史文化、人文艺术、思想和民族精神宝库。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我国南北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大运河不仅是贯通古今的河流，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个知识体系和文化。世界上只有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开凿出这样一条浩大、宏伟、泽被万世的运河水利工程。大运河文化涉及中华传统的各个领域，具有多样性、多元性、时代性、包容性、交融性、开放性、和谐性等，大运河流域武术在大运河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是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探索研究大运河文化与中华武术文化的联系，深入挖掘大运河武术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对于促进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 大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的古代伟大工程，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即当今大运河的走势。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为伐楚而开凿胥河，距今已有2500多年。之后吴、越为争霸需要先后开凿了百尺渎、胥浦、古江南河、邗沟、山阴古水道等。魏国挖了著名的鸿沟运河，留下了中国象棋中“楚河汉界”的文化。秦时为征服百越统一岭南需要开凿灵渠，为破坏丹陡、丹阳之间的“王气”开挖丹溪水道，为威慑六国残余势力和扩大政治影响的巡游需要而修陵水道。西汉主要是为了漕运和发展经济需要开凿了关中漕渠。东汉时开凿阳渠、漯水运道、汴渠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多段区间运河，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之间的运输，向南可达钱塘江，向北到河北北部的滦河，初步形成了从南到北大运河雏形。其中魏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和泉州渠是为了军事目的，而白沟的开凿动机则兼顾军事和政治需要。从先秦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众多王朝都开凿了大量运河河道，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西至河南，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平原，都有人工运河，这些四通八达的运河水道为后世开凿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隋朝是开凿人工河道的高峰期，隋王朝为了政治、军事、巡游及经济发展等需要，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隋炀帝征200万民工建造新首都洛阳，至611五年内，连续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长达两千多公里的大运河工程，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贯通中国大地南北的“之”字形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隋朝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形成了南北一体的全国运河系统，它为当时加强王朝南北联系，增进王朝对南北的控制，制约世家的发展及影响，维护国家统一，南粮北运，以及三征高句丽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隋炀帝虽为亡国之君，但他对历史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隋炀帝开凿贯通的大运河，为之后历代王朝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唐朝沿用了隋朝开辟的大运河。汉唐长安、洛阳与北宋开封等人口高度聚集的著名古都，都曾依靠运河之上输送的漕粮作为经济支撑。后来的各个朝代，都继续使用和修复大运河。元二十六年（1289）元世祖下令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弃运河走洛阳而取直疏浚至通州，使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代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由此奠定了大运河文化带空间分布格局的自然地理基础。元大都与明清北京极度仰仗南方产粮区的供应，建立了海运与河运相结合的漕运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连接南方经济重心区域与北方政治中心城市的运河系统不断完善，运河文化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明朝永乐皇帝、清朝康熙皇帝也在整修运河工程方面作出了贡献。
大运河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漕运通道，与漕运相关的各类活动及其当代遗迹，构成了运河文化的重要部分。明清北京的漕运系统是对元代既定格局的继承和改造，从元代以海运为主过渡到明代海运为辅，再渐变为清代基本废止海运，大运河作为国都经济命脉的地位被日益强化。清中叶后，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通车，加之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水源不足，河道淤浅断航，大运河作用逐渐缩小，但大运河留下的丰厚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物质和精神的财富。漕运管理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一项重要的国策，共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史，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稳定和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元朝所形成的大运河是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命脉，它对中国的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交流等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元明清三朝大运河真正成为了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大运河的贯通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融合，增强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大运河与长城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都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虽然大运河不像长城那样具有重要军事防御功能，但大运河不仅可以保障军队调动、军事物资供应，还加强了南北的沟通，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权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这有利于历代封建王朝综合国力的提升。大运河开凿促进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文明进步，而国家的强大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使之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意义。开凿大运河始终是国家工程，由于古代社会还停留在农耕社会，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想要开凿一条贯穿我国南北的大运河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其动用民众之多，耗费之大，是任何一个王朝所难以承受的。历史上大规模开凿运河与疏浚河道整治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王朝的国力强盛与统治者的雄才伟略和积极进取统一天下的胸怀和气魄，彰显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和治国理念。但大规模开凿运河的艰巨工程，也可以说是劳动人民的一场灾难，同时也体现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驾驭大自然的智慧、技术和能力。隋炀帝在位时连开三个挖河大工程，从杭州北上直到涿郡，长达两千多公里，征发民夫600多万人次，民工死亡十之四五，使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运河工地上，他们都为大运河的修建，对古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应该说是“罪在当时，功在千秋”，但它的战略性意义深远，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千年格局，它的作用深深地影响到以后各个王朝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的历史。
大运河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大运河自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运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大运河以物态文化创造出的流动的历史，它上承春秋周敬王三十四年，下至清宣统末年，续以当代。它是由人工河道、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组成运河文化区域，它把若干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贯通成为一个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地域文化，基本可分为燕赵通惠文化区、北运河文化区、南运河文化区、齐鲁运河文化、中运河文化区、里运河文化区、江南运河文化区等。包括沿途建筑、文学、武术、大众文化、习俗、仪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宗教文化等。它以黄河流域文化为核心，与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共同融合出的独特江河文化，并紧密与中原文化相承。大运河在沟通物质交换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黄河文明为中心，把东南文化、岭南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黄河文化、燕北文化、西部文化等几乎全部、错综融会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中，这些不同环境而又各具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文化，相互交流、吸纳和融合，便形成了来自各地域但又不同于各地域的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带。大运河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别，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统一，对促进中国多元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大运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运河文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大运河贯通以后，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同时吸收外域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大运河文化，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大运河两岸上的佛教文化遗存众多，多始建于元朝，因为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大运河沿岸众多佛教寺院和佛塔，彰显了大运河佛教文化的繁盛，从通州燃灯塔、临清舍利塔、镇江文峰塔、无锡妙光塔、苏州慈云寺塔、杭州六和塔等，可以看出元朝佛教文化发展和明清时期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运河上一座座雄伟、壮观、典雅的古佛塔，古色古香，气势非凡，传递着历史的暮鼓晨钟，起到镇锁运河、纾缓运河水患、传承佛教文化和漕运航标等作用。在通州京杭运河漕运码头边上的“三庙一塔”，即文庙、紫清宫及佑胜教寺和燃灯塔，体现了儒、释、道三教在这里互为紧邻而又相互独立，和谐共存了400余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典型代表。大运河文化善于兼收并蓄国内其他文化，融会贯通，逐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如唐代时的古乐、胡舞、胡服等，也曾在运河流域风靡一时。 大运河文化总是随着封建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始终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因为运河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其上层建筑发展的连续性。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便利了我国的水运事业，使南北交通有了显著的改进，它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加强了南北的联系，对于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全国的统一起了很大作用。“水波潋滟，直向江南秀色；舳舻千里，彰显通漕天下”、“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即为当时漕运忙碌景象的真实写照。遗留在大运河上的驿站、马帮漕运、邮驿见证了大运河沿岸的兴盛和衰败。明清时期，能同时具有水陆转运、接待功能的驿站有86座，即水马驿。驿站是传递官府文书以及为往来官吏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的处所，从江南至京城之间重要的水马驿站盂城驿保存的古建筑结构和功能，清晰地反映出水马驿的运行状态，也体现出各种货船来往穿梭、停靠补给，驿站门前，常年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派繁忙景象。盂城驿因“邮”而生，始建于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位于江苏省高邮市南门大街东，是中国邮驿的“活化石”，为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大运河沿线城市遗留有大量的城址、衙署、驿站、钞关、仓库、寺庙、商铺、桥梁、地下古墓、沉船、关闸、石坝等文化遗存，是大运河繁华与沧桑的历史见证。这条古老的运河深藏着中国巨大繁荣的神秘信息，埋藏着中国和世界文明沟通的奇妙代码，文化积淀深厚，穿越古今。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数次通过运河从张家湾登岸进京，通过各种努力，传教士们获得传教的合法地位。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将西方的自然科学成就也介绍到中国，对东、西方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大运河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同时促使了农耕文明向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演进和萌芽，对中华文明进步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运河是历代皇朝最重要的区域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以此驾驭南北政局，总揽全国，维系中央集权统治。大运河是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是一条文化传输带，南来北往的漕船，使多元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传播，各种思想和宗教在这里碰撞和发展。大运河文化具有同化作用，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使历代各个地域相互关系的部分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历史记载，乾隆皇帝曾从大运河坐船六下江南，体察民情、视察水利、祭祀河神、笼络人心、治理河道，对加强帝国的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大运河贯穿南北数千里，纵横历史几千年，发展南北交通，沟通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孕育了一座座璀璨的名城商业古镇，为华夏大地经济文化发展、社会繁荣和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运河在古代中国南北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人员往还、书籍流通与信息传播，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武术、文学、艺术、园林，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河灯、舞龙、高跷、号子、民谣、习俗、信仰等荟萃于运河沿途各主要城镇和京城，而京师文化也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经过相互吸收、彼此借鉴，积淀为既兼容并蓄又引领潮流的文化形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精神思想、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大运河是中华历史文脉的一条重要轴线，贯穿东西南北，历史上八大古都有七个在古运河沿线。自先秦以来运河沿线就是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的发源地、传承地、繁荣地。大运河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称。大运河文化带的逐渐积淀也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过程，以大运河为标志的大运河文化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孕育出无数灿若星河、蕴含深厚思想精华的民族文化遗产。历史上许多文学作品都和运河有关，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与大运河沿线都有着不解之缘。《红楼梦》“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林黛玉即是沿着运河北上进京。《水浒传》众多精彩故事发生在运河两岸，尤其是流经山东、河南的会通河沿岸。其他像《三言》《二拍》《金瓶梅》《聊斋志异》等书籍里的很多场景也均取材于运河沿线城市。明代文学家张岱在文集中记载，曾沿运河赴山东兖州游历。历朝各个时期都有大量文人骚客与运河结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天然元素，水是运河的文化和精神的灵魂。运河是人们借水而建的人工通道，一条大河沉淀了过往岁月的诸多痕迹，也串起了古今中外的文化往来。悠悠的运河古纤道，沧桑的纤夫村，演绎了多少纤夫和底层民众的人生。纤夫们头顶烈日酷暑，双手着地躬着腰，紧绷的纤绳拖着货船，艰难地行走在布满碎石子破瓦片的河滩上，那粗长的纤绳滴着鲜血和汗水，沉重的脚步踩碎了生存的辛酸和苦难，低沉高亢的号子诉说着命运的艰辛与希望，这从一个侧面也默默地记载着运河的辉煌和沧桑的千年历史，更是对封建社会底层民众辛酸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岁月悠悠，天地转换，大运河看过了太多的人世繁华与沧桑，历尽了朝代更换的悲凉与磨难，历史的车轮无情碾过，使大运河成为一条历史之河，文化之河，命脉之河。
大运河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是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相互顺应、相互改造、相互成就的产物，其文化是在道法自然、顺天法地、天人相合的过程中逐步孕育出来的，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凝聚着无数先人的智慧与血汗。大运河由人工河道和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造连接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组成，体现了大运河文化的自然和谐性。开凿大运河尊重自然、体悟自然、顺应自然又改造自然的做法，遵循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人相合理念，既给水以出路，亦妙用水资源，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借塘水、保漕运”功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运河水利工程。蜿蜒逶迤的运河穿过一座座城市和村镇，紧密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和社会之中，运河水流成为两岸农田灌溉的源泉，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形成了具有浓厚“烟火气”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社会生存状态。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文化”，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外柔内刚，兼容并蓄，天人合一。大运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间的平等对话，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独特性格和融合性特点。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绵长、最具生命力的漕运通道，也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沟通陆海丝绸之路，使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运河体系与长安及丝绸之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丝绸之路是历史上连接亚、欧、非三大洲最为重要的交通动脉，与大运河二者均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显示了中华民族勤劳、进取、诚信、智慧和勇敢的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所作出的贡献。大运河经过两千多年的持续发展，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交通和水利功能作用，国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就充分利用了大运河河道作为输水通道，使运河的航运价值也得到了新的开发利用。 大运河流淌着千年文明，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和社会变革，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沧桑变迁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历史。大运河是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14年6月，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是中华民族融合交流的灵魂和国家统一强盛的命脉，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大运河自古以来一直是逶迤中国南北的“血脉”，让中国封建王朝在交替更迭中几度辉煌。大运河经过两千多年的沧桑风雨，积淀着厚重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随着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也使大运河武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武术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为大运河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二、大运河文化对中国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 大运河不仅是古代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也是经济往来、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由此形成大运河区域文化。自春秋战国以来，大运河就是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印证，它不仅促进了地区和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也推动了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局面的形成。大运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从分裂到统一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大运河文化形式多样，包罗万象，它吸收了南北文化的精髓，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融为一体，融汇历史、政治、经济、武术、艺术、饮食等各种文化形式，并融入和体现在两岸百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大运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活化石”遗产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同根同脉，它以世所罕见的时间与空间尺度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决心和勇气，它彰显出的不畏艰难，拼搏进取、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悠悠中华五千年，传统武术连接着中国人的历史血脉与记忆，传承着民族尚武精神，塑造着民族的性格。大运河包容天地，包容万物，涵养了勤劳勇敢的运河人精神，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恢弘气度和包容开放、多元共生的文化特质，这是大运河文化精神的源泉。大运河为中国武术融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使文化更加开放包容，精神更加丰富雄浑博大，更能体现武术在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力。大运河的兴衰对其流域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大运河文化是一部囊括了中国社会古代的重要发展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文化与其周遍地区文化，始终贯穿于长安、洛阳、开封、杭州、济宁、聊城、天津、北京等为文化中。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漕运机构，使大运河文化成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在古代政治和经济中有着深刻反映。大运河连接六省市穿越五大水系沟通南北地理，对古老国家的历史演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大运河深层文化是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依旧存活在运河民间、运河文化遗址、理想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人文环境之中。可以说，大运河的形成发展，创造了人类开凿运河的奇迹，一部运河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史，历朝历代为了国家的统一，漕运的畅通，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大运河文化也正是在这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中，切磋琢磨、积累发展而来。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武术，有着比大运河更悠久的历史，在大运河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运河流域武术文化，具有独特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是中国武术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大运河文化具有重要地位和代表性。
武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无不带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烙印，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特征，是具有民族属性的文化。自古武术就是重要的防身健体和选拔训练兵勇的手段，乃防身强身、保家卫国、除暴安良的杀伐之术。武术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说法，如拳勇、手搏、角力、相搏、武艺、角抵、国术等等，民国时期称为“国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为“武术”。武术起源于华夏先民的狩猎劳动，升华于群雄争霸的连绵战争，成熟于选贤任能的封建科举，传承生长于广袤的民间沃土，但无论是服务于国家机器的兵家军事武术，还是深潜生根于民间和道观寺院的武术，都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而发展。武术与传统文化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传统文化孕育着中国武术，并与中国武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彼此借鉴、共同发展。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全息载体，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艺术等众多领域，中华文化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武术的发展，中华文化是武术文化的精神灵魂和思想内核。武术文化与大运河文化一样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串联起中华民族众多文化元素，将北京古都文化、天津津门文化、河北燕赵文化、山东齐鲁文化、江苏楚吴文化、浙东越文化等文化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融合，构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文脉系统。武术与其它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特别是受地域的文化影响，使武术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大运河流域是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集会地，运河沿线城市和城镇乡村蕴含着丰富的武术资源和力量，众多民间武术与大运河文化共生长，生生不息，顽强发展，形成了独具文化内涵的武术文化。大运河的开凿与通航为中国民间武术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为促进了中国南北民间武术的交流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象征，蕴含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和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大运河在古代政治上有维护中华大一统的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利用运河沟通南北，加强对各民族和社会的控制，以维护统治需要。大运河是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意识、文化等多层面交互作用的集合体，在历史上发挥着多功能作用。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开凿大运河的目的，已经从最初的军事或政治需要为主，转变成为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主。大运河文化带作为京都文脉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元代运河截弯取直后，南北往来更加通畅，偏处国家陆地版图东北隅的京都由此增强了政令通达、控御全国的能力，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作为国都的经济命脉，通过运河输送的江南漕粮和其它物资，是城市居民与戍边将士的衣食之源。从四川、云南、湖广等地采伐的楠木，苏州制作的金砖，临清烧造的砖瓦，辗转经由大运河运到京都，为营造帝都宏伟建筑做出了贡献。大运河文化的形成和积淀，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汉族语言文字，包含图像图腾、生活习惯、礼仪风尚等象征符号体系，是以运河为依托的人类活动的结晶。大运河是中华民族“龙”文化的象征，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成为一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凝聚和积淀。
大运河作为文化载体发挥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大运河发展促进了江湖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江湖文化是大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江湖人、江湖社会中，包含了众多的传统文化因子，如宗教信仰、仪式仪规、民间武术、民间艺术、曲艺杂耍、服饰礼仪、禁忌、习俗、隐语暗号等众多文化要素，构成了江湖社会多姿多彩的文化内容。大运河民间文化具有江湖文化因素，江湖有道义、有侠义、有礼仪和规矩，江湖中人的行为，又时时处处与主流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对抗，如明清民间宗教秘密结社不绝如缕的反抗封建朝廷的起义，以及近代民间秘密会社卷入民主革命运动中，都有江湖文化的影子。武术与江湖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大运河武术文化五彩缤纷的重要文化内涵。依运河而生的镖局、漕帮、盐帮和商帮、商会等，对运河武术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时期镖局的兴起和发展，为武术的传播、融合和发展提供了更适应的生存土壤，对中国武术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均起到了巨大作用，大运河两岸的很多城镇也是在这历史长河中辉煌了上千年。大运河强大的交通辐射作用为两岸的兴盛提供了发展契机，诞生了极富劳动人民风采的民俗文化和精湛技艺。如浙江的宫廷杭绣、天竺筷，江苏的苏绣、桃花坞木刻年画，山东的鲁锦和潍坊风筝，河北的武强年画，天津泥人张、杨柳青木版年画，武术杂技等，以及玉漆器、金银细工、雕版印刷、淮剧、锡剧、扬剧、扬州评话等都是杰出代表。记录了当年运河儿女的辛劳与智慧，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印记和研究资料，展示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记录历史的强大力量。江湖卖艺的风气，在明、清两代颇为盛行。明代人著的《三才图绘》《南都繁会图》中，描绘了艺人们进行武术表演的场景，他们中有耍飞叉者，有掷长枪者，至于舞棒弄拳的，则皆赤臂露膀，显得英姿勃勃。明代的踏青图中，表演者为三人，一人舞流星锤，一人耍大刀，中间一人表演蹬技，可见当时的武术表演和杂技等艺术的有机结合。“行香走会”在明、清两代亦十分流行，特别是清代的走会已发展成以演练武艺为主的民间社团，在赶集或农闲之时，表演拿手功夫节目。如当时盛行的“耍石锁”，表演者边走边练“上举”“高抛”“传换”“头顶”“架肘”等。明清时的习武者，很多都以耍石锁作为练气力的方法。“千斤石”的节目，表演者足蹬一副或几副石担，石担上有人表演倒立或叠罗汉，以示神力。有的表演者耍石担时，还能做“绕身”、“盘肩”等动作，称作“五花飞石”，令人眼花缭乱。“水路即戏路”，千年古运河，是奔流千里的水路，也是传唱千年的戏路。戏曲在明清时有“文戏”“武戏”之分，武戏中的武丑、武旦在表演中精彩的武打内容，成为舞台艺术的重要表演形式。明、清戏曲艺人中不乏武艺高强之人，民间俗话有“好把式打不过赖戏子”之说。活跃在运河两岸城市、乡村的戏班和卖艺人，对漕运文化、漕运经济、集市贸易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同剧种在运河沿岸重镇交流融合，南腔北调戏曲凭借着大运河的便利交通不断扩散。清时大名府小滩镇二黄会戏班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大运河这些丰富的区域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既各具特色，又不断交流、渗透和融合，各区域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汇聚到运河流域，又经运河向外扩散，使运河的文化积淀越来越深厚。
大运河开凿、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成为维护统一、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和社会平衡的载体，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每一代王朝统治者都要凭借运河区域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卓越的人文环境，来驾驭全国。运河与唐宋以来封建王朝的兴衰密切相关。运河自唐末溃决为淤泽后，运河航运不畅，一向靠运河把北方军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联系起来而繁荣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走向崩溃。大运河开通后，主要功能与政治统治就发生了密切关系，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兴衰甚至更替。大运河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这些生活方式和习俗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而会真实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的运河文化之中，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传续。大运河是流淌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河流，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文化形态，使整个华夏文化呈现出了多元的、丰富的、混杂的、交融的格局，南北文化、东西文化聚汇交融，和谐发展，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传承着大运河的历史和文脉。 武术发展受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环境、习俗等因素影响，无不在其传承发展中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民间生生不息，成为广大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传承千年而不衰，蕴含着民族精神文化基因。大运河武术是一个文化概念，是指大运河流域武术的形成、发展和特点，以及所衍生出的与之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大运河武术涉及地域范围广，流派拳种多，内涵极为丰富，反映了中国武术传承发展的特点。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为其流域武术的发展营造了新的环境与条件，促进了南北武术文化的交流，助推了武术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运河武术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性格，是穿越时空凝聚而成民族文化精华，成为中国和世界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三、大运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术的主要代表 大运河流淌千年，流经南北，催生了一座座文化名城，成为联结古今的文明纽带。大运河流经北京市通州，天津武清，河北省廊坊、沧州、衡水、邯郸、邢台，山东省德州、泰安、聊城、济宁、枣庄，江苏省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省嘉兴、湖州、杭州等20多个市区。随着运河的通航，使沿岸历史上一些军事、经济重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加强了王朝对南北的控制，对国家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运河历经千年的通航岁月里，也孕育出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武术文化名城古镇，它们经济发达，尚武之风浓厚，积淀了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们或由河而生，或依法而建，或凭河而扬，或功漕运之利，如宿迁、枣庄、徐州、济宁、菏泽、聊城、临清、邯郸、临西、沧州、德州、天津、北京等，这些城市都是传统武术文化十为丰富的地区，也是古代文化的重要汇聚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的自古就是武术之乡，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辐射八方的大武术文化带。大运河流域武术形态是运河两岸城镇、乡村及其周边所有民间武术生态发展的集中反映。武术作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大运河文化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运河两千五百载时光悠悠而过，催生了林立众多的武术门派，传播了大量拳种，孕育了一代代大侠。大运河对促进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同样武术文化对促进大运河文化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大运河文化与武术文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两岸民间武术的兴盛、沧桑与传奇，至今在运河流域传承下来的众多民间武术流派和拳种，仍生生不息，蓬勃发展，成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武术与哲学、兵法、养生、医学、艺术、宗教等多种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文、史、哲、理、医诸学科相互渗透，文化几乎涉及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武术在发展中，深受易、儒、释、道、墨、兵、医，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士”等文化和精神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大运河和长城都是中华民族的巍峨丰碑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都对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大运河贯通以后，沟通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吴越文化，由于各个区域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底蕴，塑造出了不同风土人情、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形成了各个区域文化的差异性，这些行为文化有共性特点，也在不同的地方存在差异性。丰富多彩的大运河流域文化对其流域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而也使之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武术文化。中华武术的每个流派和拳种其由于所受文化环境、地域特点、发展历程等诸多方面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差异性，都具有独特的精神、个性、特点和文化因素，它们既具有同一共性特征，又存在不同个性特点，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它们都是中华武术中一朵朵瑰丽的奇葩。尊重武术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多元性，差异性与同一性相互依存，没有差异性，大千世界将会黯淡无色，是文化差异性造就了中华武术的异彩纷呈。大运河文化进一步丰富了运河流域武术文化内涵，使之底蕴更加深厚，形成了独具包容性的精神品质和文化特色，这是中华武术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南方与北方在地域和文化上有很大差异，南方江浙文化精致、典雅细腻多才俊，北方燕赵齐鲁文化粗犷简朴豪放多豪侠；就武术而言，南拳、北腿间的技术、风格的差异，也与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着不可忽略的关系，大运河地域文化对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运河水道上的城市和村镇，是大运河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让我们沿着运河沿岸一座座城镇，感悟大运河武术文化遗产的丰富内容和悠久历史。明清是武术的成熟期，也是武术史上的鼎盛时期，它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流派林立，各种拳术器械相继出现，武术发展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对后世武术发展影响巨大。大运河武术纵贯长江南北，区域广阔，武术文化丰富，各具特色，以中运河以北地域武术文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江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在长江以南的一段，也称浙西运河。浙江是中国最早开凿人工河流、发展航运的地区之一，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春秋战国时期开凿沟通吴越的水道“百尺渎”，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运河的源头。浙江文化由吴越和江南文化两部分组合成，是中国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由于地处东南长江三角洲南翼，物产资源丰富被称为“丝绸之府”和“鱼米之乡”。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因风景秀丽，经济富庶，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自古丽逸江南，山灵水秀，古越之地、人文蔚兴，先人山高水长之风、两浙钟灵毓秀之境，吸引历代思想先哲、文人墨客在浙江游历论学，是华夏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地之一。浙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为主体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江南运河一直在流淌，河水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文脉。江南运河沿岸，自北向南分布着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等城市，在其外延的还有南京、上海、绍兴、宁波等城市，都是经济富庶和文化兴盛繁荣的城市。浙江地区也是中华武术的重要发源地，自古有崇文尚武传统。据史料记载，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三个王朝的92年间，浙江省考上武进士的就有188人之多，不少人后来还担任总兵、副将等要职。浙江地方流传的古拳种有南兵拳、温州南拳、绵掌翻子拳、蒋家短打等南方地方性拳种，以及太极拳、炮拳、燕青剑、飞虎拳、醉拳、查拳、螳螂拳、达摩剑等。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在促进沿岸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南北武术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据史料记载，清代北京的“会友”“永兴”“义合”“志成”“正兴”“同兴”“义友”“震远”八大镖局就在苏州都设有分号和外柜。“江南运河贯千里，清波一脉通古今。”随着运河文化和江南文化的交汇融合，一些北方拳种也通过运河沟通向江南传播，而江南一些拳种如南兵拳、南拳、绵掌翻子拳等对北方武术文化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戚继光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559—1560），根据抗倭战事需要，在宁波府镇海县甬江口的沙蟹岭西南角扎营驻防，训练新兵，当时偶然结识了新科武状元杨斌（宁波人）。杨斌是张松溪的同门师弟，在杨斌的引见下，张松溪、杨斌以及其他十一位师兄弟共同帮助戚继光训练新兵，戚结合张松溪众师兄弟的特长，集中国武术多种流派和拳种之精华，汇聚了简单实用的招数，编成能使士兵“惯勤肢体”、“活动手足”的拳套，以掌握“初学入艺之门”。此拳套就是著名的“戚继光三十二势长拳”，或称“《拳经》三十二势”，简称“戚氏长拳”，也称“戚家拳”、“南兵拳”或“浙兵拳”。“《拳经》三十二势》”对明清武术一些流派和拳种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千年古运河，流淌着的宿迁文脉。宿迁，原名宿豫，位于江苏北部淮水之阳，是江苏中部重镇，相传上古时期为少昊领地。春秋时为钟吾国，后宿国迁都于此，秦置下相等县，西汉时废凌县设下相。历经东汉、西晋，至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改下相县为宿豫县。唐代宗宝应元年改称宿迁至今。宿迁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大运河穿境而过，北倚骆马湖，南临洪泽湖，项羽就出生在骆马湖畔。宿迁自古便有“北望齐鲁、南接江淮，居两水（即黄河、长江）中道、扼二京（即北京、南京）咽喉”之称。乾隆六下江南五次驻跸于此，还留下了“第一江山春好处”的题跋。悠悠大运河灌溉了宿迁的土地，也养育了西楚霸王项羽这样的英雄。宿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浓厚的尚武之风，历史上名将辈出，如：战国末年楚国著名将领项燕、西楚霸王项羽、秦末名将龙且等，还有一代烈女虞姬留下了“霸王别姬”的佳话。宿迁历史悠久、文化繁荣，民间武术、淮海戏、泗洲戏、花船戏、柳琴戏、天岗锣鼓等异彩纷呈。现流传的意拳，太极拳，少林拳，形意拳，八卦掌，剑术，春秋大刀，搏击等，都有广泛的传承，武术运动蓬勃开展。 一条大运河，半部徐州史。江浙重镇徐州是运河沿岸重要城市之一，古称“彭城”，地处江苏省西北部、华北平原东南部，长江三角洲北翼，北倚微山湖，西连萧县，东临连云港，南接宿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是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徐州有2600年的建城史，被称为“帝王之乡”，有“九朝帝王徐州籍”之说。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有“彭祖故国、刘邦故里、项羽故都”之称，拥有大量文化遗产、名胜古迹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史的轮渡在这条大运河穿过，见证了徐州城的沧桑巨变。徐州有悠久的尚武传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历练和塑造了豪爽侠气、重情重义、见义勇为的醇厚民风。《晋书·舆服志》上说：“汉制，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佩剑。”《汉书·地理志》上有“其民至今好佩剑”的记载。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的戈、戟、矛、钹、剑等大量十八般兵器，即表明在汉时民间武术十分流行。南北朝时期，以平民“博徒”出身的徐州人刘裕，依靠徐州人尚武好勇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以及徐州大多民众皆有一身好武功的本领，卒率师北伐，收复失地，成为英勇无敌的将领。清王室入关之后，虽禁止汉族人习武或藏兵器，但因为徐州的习武风气浓厚，武术流派众多，徐州地区的武术活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成为当时义和拳早期的活动中心。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战事连绵，百姓苦不堪言。战争文化养育了徐州民众习武防身的风气，使习武自卫,习练拳脚、舞枪弄棒成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习俗，武林人士遍及市井乡野。徐州尚武之风悠久而炽烈，底蕴深厚，名家辈出，名扬海内外。据不完全统计，徐州的武术拳种有37个，主要武术流派如彭祖养生气功、徐氏北派少林拳、文圣拳、大洪拳三晃傍、梅花拳、小八极拳、形意八卦掌、少林形意拳、西阳掌等拳种。如今徐州武术活动如火如荼，名扬海内外，习武人员达百万，武术事业欣欣向荣。徐州武术是江浙和华东地区武术的重要代表，在中国武术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枣庄台儿庄是鲁运河南大门的一座独具特色的东方古水城，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台儿庄具有最完整的运河文化遗产体系。台儿庄既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历史的丰碑，也是运河文化的承载体，仍保留有不少的遗存，拥有大运河上唯一一处明清风貌保存完好的古河道、古码头，城内仍有一些古街巷、古民居、古商铺等古建筑，拥有最能体现明清运河沿岸居民生活特点的古村庄——纤夫村。台儿庄古城也是二战时期的重要战场，因台儿庄大战而闻名，是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台儿庄因运河兴城，明清时期成为运河鲁南重镇，有着悠久的武术文化历史。清末随着移民迁徙、聚集，外来的多元文化落地生根，大批信奉伊斯兰教民涌入台儿庄，也将一些北方流派武术在此传播发展。河北沧州著名的拳师“运河水路镖师”回民金五大师卸任后就驻足台儿庄，在清真寺内设场教拳，传授教门十趟潭腿、短拳、查拳、迎风掌、六家式、大洪拳、燕青拳、太祖拳等传统武术，促进了运河南北武术文化交流，造就出谢玉田、沙景洪、刘绍安、李兆祥、马绕九、王振声、文凤林、蒋学信、马祥亭、李志田等一代回、汉武术名家。1928台儿庄国术馆的成立，为枣庄台武术的传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济宁历史文化悠久，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是东夷文化、华夏文明、儒家文化、水浒文化、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济宁运河位于今微山湖西畔原被称为大泽、沛泽的低洼沼泽地，泗水纵贯其中，大运河纵贯济宁全境，流经梁山、汶上、嘉祥、任城、市中区、鱼台、微山等七个县区，全长230公里。在两千多年中，济宁城邑屡有变迁，都与运河密切相连。济宁处于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运河地理位置重要，有“济宁通则全河活，济宁塞则全河停”之说。济宁凭借融南汇北、东西兼容的特殊地理优势，得以“水陆通衢，商贾云集”，朝廷在此设立的河道总督衙门就显其地位和重要性。元明清时期，大运河促进了济宁商品经济的繁荣，使济宁成为大运河沿岸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济宁运河在微山湖的历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微山湖运河河道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地。济宁自古以来修文习武之风甚盛，英雄豪杰辈出，文有孔子、孟子等儒家先哲，武有拳法大家辈出的古任城（济宁）和侠义尚武的梁山水浒众英雄，故有“东文西武”之说。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游历过许多地方，但却独到任城学剑，足见唐代济宁剑技已享富盛名。济宁武术的发展沿运河北上与河北、天津、北京等北方主要流派的武术相溶合，南下借鉴了南派武术的风格，并向江南传播北方武术一些主要流派。济宁武术源远流长，武术门派和拳种众多，清代中、末期，流传较为广泛的拳种就有华拳、李派查（叉）拳、文圣拳、少林大花拳、少林大滑拳、少林大洪拳、关公落地梅花拳、孙武子梅花拳、八卦掌、少林俞门拳、水浒拳、掌洪拳、子午门功夫等，其中查拳、文圣拳、子午门功夫等武术都发源于此。济宁市的嘉祥、汶上、梁山、微山、金乡等地都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济宁是查拳最早的发祥地，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是代表人物之一。济宁武术汲取了儒家、道家和佛家先哲的思想，形成了特有的拳学思想和尚武精神，凝聚而成一种优秀的民族传统武学文化，它同运河文化相融合，并与运河文化一同发展成长。济宁武术向国内外广泛传播，对促进中国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运河经过梁山，依托船闸而形成的开河、袁口、靳口等深蕴丰富文化的繁华古镇，像镶在运河上的一串明珠，构成了这一带经济和文化的主要载体，有力地带动了梁山一带的发展。梁山处于山东省的泰安、济宁、菏泽和河南省的濮阳四地市交界处，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一部经典名著《水浒传》使水泊梁山名扬天下。梁山是水浒文化的发源地，水浒文化在此得到弘扬和传承，起义文化、武术文化诠释和充实了水浒文化内涵，经过近千年的积淀和洗练，水浒文化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明崇祯年间，梁山寿张集人李青山在梁山聚众反官府，断漕运，响应者万余人，朝野震惊。梁山是中国武术的重要发祥地，从古以来习武之风甚浓，习武术者遍及城乡，民间尚有“喝了梁山水，都会伸伸胳膊动动腿”的俗语。梁山自古就是群雄啸聚之地，当年一百单八将众弟兄，个个武艺高强，行侠仗义。水浒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闪耀着不尽的光辉。东文西武，相得益彰，梁山大运河武术丰富多彩，不仅有古传拳术，还有现在普遍传练的武术拳种、器械。如广泛流传的武术拳种：子午门、文圣拳、掌洪拳、燕青拳、二郎拳、佛汉拳、梅花拳、少林拳、洪拳等。梁山县韩垓镇五里堡村是文圣拳的重要传承地，也是梁山第一大村，全村5000余人，该拳在此传承发展了200余年的时间，习练人数众多，名震运河两岸，历史上大运河从村中南北穿过，大运河文化滋养了文圣拳的发展。五里堡文圣拳深受大运河多元文化影响，成为大运河非遗武术文化的优秀代表。儒家文化、水浒文化和运河文化，三大文化交汇、叠合的古梁山和郓州所涉区域，武术文化极为丰富，成为齐鲁文化中独特的部分。 菏泽郓城武术文化是梁济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杭运河航道的支航道在郓城境内。郓城历史悠久，是千年古县，早在春秋时期筑城名郓，古郓州所涉及到的区域包括现郓城、梁山、巨野、济宁、金乡、嘉祥、汶上，肥城、东平、平阴、阳谷、台前等地。郓城是水浒故事的发祥地，素有“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之说。郓城尚武精神代代相传，优秀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戏曲之乡”。《水浒传》中郓城好汉忠、义、孝、勇、信，豪爽正直，大义大勇，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郓城和梁山作为水浒故事的发生地和附着地，水浒文化在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端、生长、丰富、发展起来，积淀起厚重的文化底蕴，诠释了山东大汉忠义、豪放、勇武、节孝的性格特征，也形象展示了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的性情。郓城是孙膑拳、水浒拳、宋江阵等拳种的发源地，有风格各异，门类众多的拳种和流派，其中文圣拳、炮拳、黑虎拳、掌洪拳、大洪拳、小洪拳、梅花拳、少林长拳、三郞长拳、阴阳掌等都是代表性拳种。郓城县张营镇二十里铺是文圣拳实步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地，该拳在此地传承发展了二三百年的时间，成为鲁西南地区重要的拳种之一。
嘉祥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东邻京杭大运河，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春秋战国时期，就是鲁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儒家五大圣人之一“宗圣曾子”的故里，是中国武术之乡、鲁锦之乡、中国石雕之乡、中国唢呐之乡、中国麒麟吉祥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孝文化的发源地。嘉祥武术兴起于宋元，兴盛于明清，繁荣于当代。嘉祥的武术拳种众多，其中文圣拳、洪拳八式、少林八卦门、通臂拳、阴手拳、意拳、武当硬气功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地方拳种。黄垓镇位于嘉祥县西北部，北与武术之镇梁山毗邻，西与宋江故里郓城接壤，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势，成就了中华名拳文圣拳圣地的地位，是文圣拳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地。清乾隆年间，黄垓镇井庄村杜恒信投身到冠县杨四海门下，学艺八年之后，返乡设馆，教授武艺，从学者众多。二三百年来文圣拳从此地传向大江南北。近年来，由嘉祥县文圣拳武术协会组织承办的四届山东省武术精英大赛，为推动大运河流域武术发展，特别是鲁西南武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当代涌现出的中华英雄王洪祥、中国第一硬汉张金刚、文圣拳大师黄凌魁等武术名家，在国内外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 大运河成就了聊城这座古都“江北水城”。聊城段运河开凿始于元代，元朝挖通了从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昔日的东昌府的聊城，就坐落于广袤的鲁西平原绿荫环绕的古运河畔。远在春秋战国时期，聊城就已是“筑城屯兵为齐要地”，不少诸侯争霸于此。古称聊城为“居天下之胸腹”“战守必资此处”。漕运兴盛时期，聊城出现二十多家会馆，乾隆八年由山陕两地集资在此兴建的山陕会馆，就是聊城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见证。自元代会通河开通后，聊城便成为运河流域的北方重镇，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士缙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聊城地区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聊城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拳种门派众多，技术形态各异，在颇盛行的武术流派中，主要有少林、二郎、查拳、八卦、梅花、大小洪拳等多达20余拳种。其中，查拳起于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冠县张尹庄；潭腿源于五代之际的临清龙潭寺；二郎拳兴于宋代桐城；梅花拳于明末清初传于阳谷；肘捶始于道光年间的临清。还有冠县的滑拳、腿拳、母子捶、八卦钩镰剑，以及东阿的孙膑拳等等，都属于稀有和罕见的拳种。至清末，演练拳棒，习武自强之风兴盛，仅茌平县拳场即多达百余处。经过多年来对聊城地方武术的挖掘整理，使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拳种被列入国家、省、市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冠县查拳，临清潭腿，临清肘捶，聊城梅花桩拳，聊城少林拳，东阿二郎拳，莘县查拳等。冠县武术在大运河武术中具有重要地位。冠县运河是永济渠的重要河段，明清时漳、卫两河多次交汇于冠县南馆陶镇，是漕粮运往小滩镇、临清等地的重要河道。明清时期冠县武术名震朝野。冠县桑阿镇杨朵庄是义和拳最早的发源地，乾隆年间文圣拳第三世先祖宗师、文武双进士杨四海，是郜云龙离卦教的兑卦弟子，深得文圣功真传，潜心修文练武，设坛授拳，广收门徒，传承的文圣功、六路拳等当时又叫神拳。乾隆四十三年杨四海受奸人陷害，因“义和拳”教案被发配西藏充军。现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圣拳、六步架等拳种就从此地传向八方。 临清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名城重镇，南北通衢的交通要道，历史上素有“富庶甲齐郡，繁华压两京”之说。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都为临清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条件。临清运河上的钞关、鳌头矶、舍利塔仍记载着大运河的热闹与喧嚣。无论是军旅武术还是民间武术，都深深影响着临清，使临清乃至周边地区孕育和发展了多种拳种流派。乾隆年间王伦起义，清末宋景诗起义和义和拳的兴起，使练武的拳场遍及临清广大城市乡村。清《军机处录付奏折》中载：山东临清有梅花拳教、义和拳教、大红拳教、二狼拳教、五祖拳教等。这些教首及头目通过开场授徒、访友比武等方式传习了红拳、八卦拳、六躺拳、阳阴拳、义和拳、梅花拳、神拳、太子拳、二狼拳、金龙照拳、五祖拳等，以及刀、枪、棒、剑、绳票、鞭法等诸技，使明以来蓬勃发展的各种拳法及器械进一步向复杂化、多样化发展。吕寨乡常庄，清朝时武举高老胜曾于村中设六个班，传武习艺，汪江、高洼、老官寨、高孟庄都有高氏门徒，陕、甘、宁三省镖头常祥云（老官寨前寨人）初习武于高氏，武艺精湛，名扬四方。山东响马素以武艺高强、出手迅猛和来去无踪而著称，山东响马以临清一带具有代表性。 大运河流经邢台市境内，自临西尖冢流入，沿临西、清河两县边界北去，于清河渡口驿出境，邢台有歌谣“运河古渡数临清（临西、清河）”、“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公）里过邢台。”大运河邢台段明清运河与隋唐故道并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仅在清河渡口驿至油坊段就发现大运河寺庙遗址、古村落遗址、古驿站、沉船遗址等，显示了大运河突出的河工文化、商贸文化、营城文化和原真的自然风貌。邢台是燕赵文化的主要源头，邢襄文化、齐鲁文化等在这里交汇融合，因河而兴的运河商贸文化和崇德尚武的人文特质，彰显了运河重镇的历史文化风貌。邢台拥有3500余年的建城史，800余年的建都史，曾为五朝古都、十朝雄郡，乃“四战之国”，自古尚武之风盛行，多慷慨悲歌之士。战国节侠田光，西汉勇士贯高，东汉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北朝豪侠李显甫，宋代打虎英雄武松，清代起义领袖赵三多，都是邢台武术历史的真实写照。在清末和民国时期，邢台武术更是盛极一时，闻名遐迩。邢台是中国武术的重要发源地，现存27个拳种，有邢台梅花拳、沙河藤牌阵、通臂拳、蛇形拳、戚家拳、临西潭腿、文圣拳、赵氏三合拳、曦阳掌太平拳、大成拳、董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十字八方拳、洪拳等等，其中邢台梅花拳、沙河藤牌阵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于临西龙潭寺的临清谭腿（弹腿）是南拳北腿中北腿的代表。邢台的临西、清河、平乡、南宫、威县、巨鹿等都是武术之乡，民间武术蓬勃发展。邢台是梅花拳的故乡，威县梅花拳在清末义和拳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老燕赵大地历史文化名城邯郸，是大运河中段上的重要城市，历史悠久，激荡积淀，千年传承，孕育并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古文化中的胡服骑射、负荆请罪、黄粱美梦等成语故事，都记录着邯郸的历史沧桑。胡服骑射是华夏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汇、融合和升华的结晶，具有中原华夏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反映了北方地区诸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燕赵大地北控长城，南界黄河，西倚太行，东临渤海，地形地貌千姿百态，这里民风朴实豪放，武风浩荡，造就了世代相传的燕赵侠风。《隋书·地理志》称燕赵“悲歌慷慨”、“俗重气侠”、“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并”，燕赵文化是大运河历史画卷中的一抹重彩。邯郸永年广府城位于河北省东南部，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是战国时期赵国毛遂封地，这里是杨式、武式太极拳的发祥地，杨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武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的故居保存完好，被誉为中国太极之乡。在两千多年前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历史舞台上，燕赵儿女以其生命智慧谱写了一曲曲壮怀激烈、跌宕起伏的雄奇篇章。流淌了千年文明的大运河，以贯通南北的气势，将邯郸的历史融入到华夏民族的血脉中。邯郸大运河遗存丰富，以大名府古城遗址和石刻艺术为代表的大运河文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唐末及宋代北方地区的历史，展示出团结御敌，顽强不息的民族抗争精神。 沧州依运河而生、繁衍、兴盛。流淌千年的大运河，滋养着两岸勤劳能干、淳朴踏实的沧州人民，它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延续着沧州的历史文脉，体现着沧州江湖市井文化和城市商贸文化。沧州民间武术，兴于明，盛于清，至乾隆时，武术之乡已形成，至清末及近代臻于鼎盛，门派众多，名家辈出，声扬海外。沧州自古以淳朴、刚直、勤劳、勇敢著称，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关系，强悍之武风，传播久远，素有“武建泱泱乎有表海雄风”之说。沧州人尚气节，以功名自许，气勇尚义，号为强枝，衣冠文物，比于邹鲁，具侠义之气。世人熟知的“大刀王五”王正谊，“千斤王”王子平，“一代跤王”佟忠义，大枪刘德宽，铁臂周长春，铁人王兰甫，以及“神枪”李书文等皆出自沧州。铮铮铁骨的“铁狮子”是沧州武术人精神和性格的鲜活写照。民谣有“杨三木，吕家桥，雁过也拔毛，爷们儿不在，娘们儿也不饶”，杨三木、吕家桥都是沧州运河有名的武术传承村落，以地方性格强悍闻名于大运河东部一带。大运河便捷的航运促进了武术的传播，八极拳由一名云游僧人传至沧州。六合拳是一位侠士在沧州境内的码头落难获救后传给当地乡民的。拦手拳据说源自四川峨眉山，后来由天津传到沧州。而燕青拳又称迷踪拳，先由山东传到沧州，又由沧州籍武术大师霍元甲沿运河传到天津、上海等地。由于运河漕运发达，带动了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也给吴桥艺人的杂技活动提供了发展条件，吴桥杂技在这里成长发育，与杂技活动共生的杂技文化与习俗文化也烙刻着大运河文化印迹。 沧州是中华武术的重要发源地，流派、拳种众多，沧州武术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在中华武术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源起或流传沧州的门类、拳械达52种之多，其中八极拳、燕青拳、六合拳、劈挂拳、查滑门、功力拳、太祖拳弹腿、通臂拳、五虎棍、戳脚拳等为沧州武术的代表性拳种。据统计，沧州在明清时期出过武进士、武举人1937名，乾隆年间沧州已成为华北一带的武术重镇。2006年沧州武术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92年，沧州市被国家体委首批命名为“武术之乡”。沧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汉、回、满、蒙等并存，是回族重要居住地，回族习武者众多，沧州回族也发源和发扬了许多武术流派。中华武林中沧州回族高手众多，仅《沧州武术志》载有传统武术之著名大师就达40余人，且多为侠肝义胆之士。 天津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大运河息息相关，民间有“天津市大运河载来的城市”之说。大运河天津段南起静海九宣闸，北至武清木厂闸，由南运河段和北运河段组成，全长约190千米，流经静海、西青、南开、红桥、河北、北辰、武清七个区。其中北运河自武清区筐儿港减河与北运河交汇处至三岔河口，长48千米；南运河自三岔河口至西青区杨柳青镇，长23千米，该段运河是北方城区运河典型段落之一，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段。大运河天津段留下了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运河河道、船闸、桥梁、堤坝、水工设施、地下遗存、历代沉船，以及沿岸的衙署官仓、会馆商铺、城镇乡村、古街古寺、古驿馆等，造就了河西务、杨村、北仓、杨柳青、独流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历史名镇，培育了两岸商贸、民风、建筑、饮食、风俗、艺术等诸多方面文化的发达，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天津卫城是京城门户，南北运输的重镇，凭借通运河、海河与连渤海的优势，成为联系京师、关东与山东的枢纽总汇。“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得天独厚的地理分布，使天津成为南北船舶必由之路。京都和北方军需的粮米，全要依靠南粮北调，无论由运河的漕运还是海路海运，都要扬帆海河或夜泊津门，在明朝正德年间，天津已发展成为繁忙的运河和海运海港重镇。在漫长的岁月更替中，勤劳智慧的天津人凭借身处运河地利优势，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乡土文化和璀璨的文明史迹。天津是北方武术的重地，流传有拦手门、弹腿、迷踪拳、太极拳、八极拳、摔跤等。天津在清末义和拳运动的重要区域，在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899年，义和团在天津南门外设坛口聚众练拳，在城中各处设立坛口，较著名的领袖有曹福田、张德成、林黑儿等。天津的义和拳为阻止各国侵略联军企图进驻北京，组织兵力破坏铁道，节节阻击，并将联军围困于廊坊，并使联军被迫退回天津。天津义和团为了阻击屯驻在大沽口军舰上增援的各国侵略军，发起攻打老龙头车站的战斗，给驻守车站的沙俄侵略军以很大杀伤，并一度占领了车站。与此同时，天津义和团还发起了围攻租界的战斗，英勇杀敌，使敌人伤亡很大。义和团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运动高潮之时遭到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天津的义和团始终站在最前线，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清末民国时期，一代大侠霍元甲精于迷踪拳，勇挫俄、英大力士，在上海办“精武体育会”，为发扬中华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对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胆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精武会成立10周年之际，他亲临大会，题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以示对霍元甲的纪念。
北京被誉为天下名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通州作为明清时期的漕运终点与南北物资交流枢纽，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元朝以后大运河是保障京都漕粮供应的经济生命线，在沿岸乃至更广阔的流域范围内积淀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遗产。元朝郭守敬从西北方向引水入城，进入积水潭，打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个重要航段。京城内外留下的水道、码头、漕船、仓场、闸坝、官署、城镇、祠庙等运河文化的物质载体，见证了当时运河码头的繁华。古代京师武术文化以宫廷武术文化为核心，包括帝王武术、宫廷娱乐武术和大内高手武术等，主要以骑射、摔跤为运动形式，以技击搏杀为特征。京师是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全国文化的汇聚地，历史上很多武术宗师驻足于此授拳传艺，如杨式太极拳创始人邯郸永年广府的杨禄禅就在北京授拳，威震京师。清末民初，天桥是最火热的平民娱乐场所，集吃喝玩乐、游览购物于一地，三教九流汇聚于此，使得运河流域一些民间武术高手和无数民间艺人来这里糊口卖艺设场，表演武术、杂技等，促进了民间武术的交流。京都民间武术的兴盛与义和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大批农民武术家奔向京都，纷纷开门立拳，促进了京都武术的发展。京都武术主要以北方拳种为主，如八卦掌、太极拳等。大运河通航对京都武术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京都镖局业对促进大运河流域的武术交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镖师文化是大运河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代以后，随着大运河航运业兴起，运河沿线一些重要城镇成为大宗商品必经之地，各业相争，必须握有高强武技才可立足，于是保镖业应运而生。明末清初，沧州武术十分兴盛，武师多从事镖行业，凭借高超的武艺，赢得了“镖不喊沧”的威名。各地镖局为表示对沧州武术界的尊重，镖车经过沧州地面时，就扯下镖旗，悄然而过，不喊镖号，若在沧州喊镖，则有逞强之嫌。很多镖局都不惜重金聘请具有江湖威望的武术名家，镖局除了借助他们的江湖地位和自身威望外，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武术功底也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随着运河商业经济的发展，镖师业也成为一种行业和练武术人的一种谋生手段。清代北京的“会友”“永兴”“义合”“志成”“正兴”“同兴”“义友”“震远”八大镖局在苏州都设有分号和外柜。当时北至京师、南至苏杭，运河沿岸镖局林立，如沧州的成兴镖局、济宁任城的锦源公镖局、苏州水路镖局等，构成陆路和水路的镖局网络。苏州的镖局大多是靠走水路镖起家，跟北方的镖局走陆路镖为主绝然不同。走水路镖时，镖师携带的兵器常见的有单刀外，还要带上舱战、水战时使用的分水揽、雁月刺、峨嵋剑、梅花状元笔之类的兵器，常用随身“暗器”有背花装弩、飞蝗石等。镖局业促进了运河流域武术的发展，还成为相关国外宣传武术的重要场合。大运河也衍生了侠义文化。侠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传统武德的集中体现。古语有云：“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讲究武德修养，追求正义，提倡侠义精神，是习武之人所必备的素质，侠义精神贯穿于大运河习武人的精神之中。武术是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的技击术，任何一部武术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支撑和支持，就会失去其根基和灵魂。大运河为中国武术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和灵魂，从而使 大运河武术文化在中华武术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代表性。文圣拳是大运河武术文化的重要代表，是发轫于鲁西南地区的古老拳种，也称五步架（亦称文圣功、五步架、五手、离卦拳、长寿拳、杜家拳、五步神拳、无极道圣道圣拳、大洪拳、老红拳、义和拳等），历史上以五步架与六步架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武术在清代反清复明和义和拳反帝爱国运动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民间有“五步、六步是一家”，“五步在河（黄河）南、六步在河（黄河）北”之说。二三百年前由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黄垓镇井庄村文圣拳第四世先祖宗师杜恒信传向大运河两岸，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大运河分水龙王庙区域的宋庄、十里闸、三里堡，梁山县的五里堡、后杨楼、关庄，嘉祥的侯庄等及周边村庄传承众多，名震运河两岸。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中，文圣拳在汶上县南旺镇宋庄得到挖掘并发扬光大，2009年9月27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涌现出宋传平、宋如一、宋连洪、王安林、杨承华、周中华等武术大师。 文圣拳在济宁，聊城，菏泽，江苏徐州丰县、沛县，河南永城，安徽涡阳，河北临西、邯郸，山东临清，河南商丘等大运河文化带民间都有广泛的传承。杜恒信先师有最具盛名的八大弟子王新刚（山东嘉祥丁垓人）、邱颜（山东聊城临清人）、姬庭松、刘东科（河南商丘夏邑人）、高皇（山东嘉县马集人）、侯宝安（山东郓城张营二十里铺人）、侯慧信（山西人）、杜景川（山东嘉祥老僧堂人），他们基本沿鲁西南、河北、江苏、河南、安徽等大运河流域传播发展，特别杜家历代传承人带领弟子到黄河北走师访友，功震八方，名人轶事彼多。历史上文圣拳传承空间和地域特点，基本都是沿大运河南北传播，特别是在省、道、府、州、县结合部广大区域，习练人员众多。清朝时期民间有“南京到北京，条河（运河）两岸都是杜家兵”之说，又有“五步架子，白莲教，皇上听了吓一跳”之说，足见当时文圣拳在民间和朝野影响之大。据嘉祥县黄垓镇井庄杜氏家谱记载：“清乾隆年间杜恒信，分支始祖延明公之十五世孙，现嘉祥县黄垓乡井庄村，他自幼习文练武，集三大名拳取之精华，完善充实传统杜家拳，苦练功成，他严遵师训：“守武德，孝祖先，居安业，不涉政”，为追求拳术境界更高，游四方以武会友，招牌上写：‘ 脚踢黄河两岸，拳打南北二京，胜吾为师。’ 时被晋、冀、鲁、豫、皖武术界称拳师，弟子八百，名扬四方，誉贯五省，乾隆黄帝命刘墉亲到家访，诏入朝即敕封五品大员御前侍卫，他以严遵师命为由婉言谢绝。至今家中后人还珍藏着刘墉访诏时留下的古物。”文圣拳绵延传承了四百多年历史，为促进大运河文化带不同地域间武术文化的交流、沟通、融合、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圣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包容万象，形成了文武合场、八道合一、多元共生的文化系统，成为中华传统武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武学文化。以文圣拳（五步架、离卦拳）、六步架（大洪拳、三晃膀）为典型代表的众多大运河流域武术流派和拳种，其发展较好地诠释了大运河武术在历史发展中的交流与传播，为大运河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明清两朝，大运河流域始终是中国民间宗教和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发展的活跃地区，清朝时期长江以北主要以八卦教为主要代表，长江以南主要以天地会为主要代表。各种民间信仰、秘密社会、传教士等利用运河交通之便，沿途传播，形成社会信仰和习俗变化。武术发展与民间宗教秘密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众多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组织与民间习武活动的结合，极大的促进了武术在民间的传播与发展。习拳练武与宗教结社结合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很多民间武术流派和拳种与民间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此种情况在明清时期表现得更为普遍，也成为研究中国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对中国明清武术研究中，不能因为历史上主流社会对民间宗教的片面认识或是将之“妖魔化”，就刻意回避或抹杀武术与民间宗教文化的联系。中国民间宗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民众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成为中国乡土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清朝时期八卦教、天地会等众多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组织，多有习练拳棒传统，如八卦教早就有文场和武场以及“文弟子”和“武弟子”之分，在民间通过设立神坛拳场，以练习拳棒、传授武艺、传经布道等形式组织群众，并逐渐发展壮大。在清朝中后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逼迫他们走向了反清的道路，他们在反清复明口号的旗帜下，上演了一幕幕惊 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反清反帝爱国运动。以活跃于山东、河南、直隶（河北）大运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梅花拳、文圣拳、六步架等为代表的众多民间武术，在清末义和团运动中发展了重要作用，对推动历史进步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九世纪末，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体现出中国人民在抗击外国侵略中的决心和勇气，在农民起义和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义和拳运动的壮举，魂魄托日月，肝胆映河山，爱国主义精神，光照千秋。有诗云：《义和拳》“义和神拳天地惊，五手五步文圣承；八卦肇起四百载，庚子国难扬威名；气壮山河众志城，遍地草木化成兵；浩气长存忠魂在，浊酒一怀祭英灵。”（公元2019年5月21日，卢飞宏）大运河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史诗，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孕育了丰富的大运河武术文化，它必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风采，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在古代开凿通航的运河中，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为沿岸地域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公元前214年由秦人开掘凿通航的灵渠，它是用来夺取岭南的制胜法宝。2000多年前在岭南看守堰门（也叫陡门）的陡军后裔，仍然世代保留着习武传统，他们祖祖辈辈都靠这条运河农田灌溉，繁衍生息，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陡门”运河文化，传承的武术已成为非遗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古老灵渠运河上的一朵奇葩。四、大运河文化是中国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 中国有两项伟大的人造工程令世界震撼，一个是横亘东西的长城，一个是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如果说长城是凝固的历史，那么大运河就是流动的文化。大运河宛如一条巨龙逶迤蜿蜒中国东部通贯南北，两千多年静静流淌泽被和滋润着中华古老大地。长城与大运河，一刚一柔，一阴一阳，成为民族情感和智慧、韧性和意志及精神和文化的象征。大运河包容、融合、开放、进取、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是中国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大运河的精神价值，主要是指大运河在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个体或整体所体现的独特精神品格、人文气质和文脉源泉宝库地位。这种精神价值体现在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人们身份认同、国家统一局面形成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大运河展现出的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伟大智慧和勇气，它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文化内涵。大运河文化和武术文化一样都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和统一性特点。大运河是一条波澜不惊的命脉之河，静谧深邃，宽广壮阔，在千年的默默流淌中，它所承载的一切，无不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天地无私，包孕万物，大运河的灵魂是“水”，缓缓流动，无声无息，利万物而不争，滋养和富庶着沿线两岸因河而兴、因水而聚的城镇和人民，引动着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守护着王朝的繁荣、发展与稳定。大运河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与历史文化价值，文化精髓是沟通、包容、融合、开放、和谐，寄托着天下一统的期盼。大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龙”文化和精神的重要体现，具有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它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中国传统武术伴随着中国历史与文明发展，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程，成为维系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魂、和承载中华儿女基因构成的魄。大运河从古到今，促进了不同地域间文化的交流、沟通和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产生，也促进了大运河流域武术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精神文化内涵的武术文化。研究大运河武术文化，重要的是弘扬所蕴含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振兴大运河文化，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促进中国武术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大运河是世界上空间跨度最大、使用时间最久的运河，它是农业文明技术条件之下人类非凡创造力的杰作，体现了中华民族尊重自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智慧。运河流经区域自然地理状况异常复杂，中国历代运河劳动人民在复杂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运河连通为一条纵贯南北的人工运河，体现出中华民族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不畏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生生不息、迎难而上的奋斗进取精神，展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坚强、勇气、决心、智慧、毅力、牺牲和力量，彰显出大运河所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和平的执着信念，这些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至今仍然是我们迫切需要传承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在大运河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通过一项项工程和一个个鲜活人物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精神和优良美德，实践、传承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大运河的开凿和通航是一部中华民族悲壮而雄丽的文明史，大运河因人文活动而成就了忠义诚信和使命担当精神，以及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敢于挑战、不畏艰险的精神和人定胜天的无畏气概，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先民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和力量。大运河文化精神的鲜明特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折射和反映，也是中国武术精神的写照。中华文明丰富灿若星河，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成为中华文化、思想和精神的独特符号和象征。 大运河文化是一种张力特别强大的文化，在两千多年南北融合、东西交汇、中外交流历史过程中，逐步凝练、升华形成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具有包容、仁厚的精神特质，具有强大的容合力，代表了团结合力、造福众生、与天和谐、开拓奋进的精神。运河两岸上千年的尚武之风，表现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也正是大运河精神的集中的反映。源远流长的大运河在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运河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中国两千多年来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碰撞与融合、野蛮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运河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留给我们的文化、信仰、思想和精神财富，比起运河的物质形态更深刻、更久远、更广泛。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蕴含着民族生活中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等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是文化，是信仰，是精神，是思想。弘扬大运河精神，展现中国文化的博大包容性和统一性，对于凝聚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自豪感、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振奋民族尚武精神、重建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让大运河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前发展，同时也促进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大运河已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促进中国武术发展、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一张亮丽名片。
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河流，凝聚中国智慧、体现创新精神的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贯通了中国南北，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往，具有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开拓进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融合共生的精神。大运河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因地制宜，在大运河沿线创造出的水工智慧工程中比比皆是，成为尊重规律、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水利工程。中国大运河至今已存续2500多年，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大运河为发展南北交通，沟通南北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代代的运河人从没有停下开凿、疏浚、修缮、治理的脚步，这种与运河水共流淌的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拼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力量。我们的先民敢想敢干的聪明才智与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上古神话精神的传续。千年运河有过气象万千的繁盛，也有过舟稀鞍冷的困顿，而伴随着运河一直流淌的，是那一缕源远流长的文脉和精神。虽然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交通要道的漕运时代已经终结，或者因大运河断流或其作用和影响力的削弱，但它精神和文化的“根”和“魂”还在，奔腾千年的大运河仍在中国人的心中流淌，它的精神文化遗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文化和精神，更不能没有“灵魂”，在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要崇尚大运河精神，让更多的运河文化不断活起来，让它们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力量。文化的力量是无形，也是强大的，让大运河凝练的精神文化，永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顺应天道、不畏艰难、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武术的发展贡献力量。 历史上在大运河治理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为运河付出心血甚至生命的杰出人物。他们有拥有王者意志和雄心天下的帝王，他们有陈瑄、宋礼等爱民如子、为河道治理呕心沥血的官员，还有郭守敬、白英等运河领域的能工巧匠，以及沿运河居住生活的勤劳普通百姓。大运河作为古代超大型交通水利工程，从规划设计到建设施工，再到维护管理，无不凝结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新创造精神。大运河不仅是一条商贸、驿务、政务、文化的融合之河，更是一条多民族融合的生命之河。大运河精神在形成发展进程中，曾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积淀统一意识，为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提供精神元素，为文化交流融合注入文化滋养，为科学技术进步提供动力。从大运河文化中我们得到的启示，包容融合、和谐共生是中华传统文化和谐持续的存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同世界的精神财富。大运河文化是多元文化和谐的交响乐，具有和谐共生的理念和底蕴，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华民族生命之根，也是中华文明发展之源。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和历史文脉的整体价值得到重视，挖掘大运河精神文化内涵，做好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运河文化是《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神的集中诠释，具有刚健有为与宽厚包容的特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大运河滋养孕育了伟大的大运河武术文化，凝聚了中华文明和伟大的大运河的精神，培育造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深入挖掘、凝练大运河精神的深刻内涵，发扬大运河中蕴含的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展现大运河精神的现代价值，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历史文脉，对于促进大运河武术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1月6日，中华文圣拳第十届年会在济宁召开，同时举行了“构建中国武术大文化体系论坛”。强调要将武术文化发展上升到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战略高度，以开放包容的思想和理念，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创新发展。弘扬武术文化，传承国学经典，构建中国武术大文化体系，促进中国武术文化的建设，是实现中华武术振兴繁荣发展的需要。论坛活动对于深入挖掘武术地域特色文化，加强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工作，特别是对大运河流域武术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国武术大文化体系的构建，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前瞻性、全面性和统一性，从多方面、全方位揭示了中国武术文化内涵，这对于全面促进中国武术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大运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精神文化内涵极其丰富，集中体现了中国武术文化精神和特质，它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促进作用。 2020年12月22日，浙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会大运河武术文化联盟在浙江杭州市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揭牌，开启了大运河武术发展的新篇章。大运河武术文化联盟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拓宽了大运河武术的发展格局，让大运河武术成为展现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为推动大运河文化框架下的武术运动交流合作，振兴大运河流域武术文化，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以及在促进武术、非遗、文化、旅游业的融合、协作与发展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五、弘扬大运河武术文化的现代社会价值 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文化有着显著的开放、沟通、融合和区域性特性。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武术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它是运河流域文化的集合体。大运河武术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大运河文化同生长、共发展，相互促进，具有相同文化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弘扬大运河文化也就是在传播大运河流域武术文化。天下武学是一家，大运河武术文化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促进流域内不同武术文化相互促进、融合、交流而趋于一体化和形成大运河文化体系的过程。大运河武术是动态的、发展着的传统现象，具有民族性、历史性、传统性、时代性、世界性和创造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大运河武术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思想，继承和发展文明成果，不断学习、吸收、融合、创新和发展，让自己迸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为促进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大运河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大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之”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封建社会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障了国家统一和安全。虽然后世对大运河的开凿也存有多种不同认识，特别是对元朝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其价值和作用更是褒贬不一，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是不容否定的。大运河历史所凝练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运河历史凝练的精神文化，让曾经焕发历史辉煌的运河精神文化彰显出新时代的价值，特别是在中国“一带一路”中发挥积极作用。大运河精神是中国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立足新时代，我们要弘扬好以开放、包容、沟通、创新、进取为主要特征的大运河文化精神，也让大运河武术文化展现出新的魅力和时代风采，为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大运河浓缩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新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是对大运河文化的载体、大运河的特点的高度概括。大运河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现实见证，是大运河遗址文化蓄藏着的“活化石”，是保存中国古代灿烂文化丰富的文化长廊、博物馆和百科全书，它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运河文化中蕴藏的包容情怀和跨文明合作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追求，运河沿线城市长期积累的文化底蕴和可持续的资源价值仍然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对大运河文化需要加以认真的发掘、总结、继承和发展，展示悠久的历史文化魅力，传承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很好地加以弘扬和利用。弘扬大运河武术要有长远战略思维，高瞻远瞩，整体策划，全面推进，真正将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广大。随着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成为举国关注的重要内容。在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播不断努力的同时，要对大运河文化精神内涵、当代价值、民族性格等进行深入挖掘，将大运河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更好地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传播运河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建设文化中心，传承中华文明等方面做出贡献。一条大运河，绵延数千里，通达千余年，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它包容、开放、融合、勤劳、勇敢、智慧的精神文化内涵，代表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品质。大运河是中国文化的交融之河、统一之河，千年的流水，洗尽铅华，今天依然流淌和回响的是中华文化的璀璨精华。在我们极目远眺大运河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两千多年来，开凿大运河的劳动人民，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开凿了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付出了巨大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他们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民族的英雄，值得我们尊敬、佩服和铭记。大运河诠释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真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和力量，在现实中传承和发扬大运河精神，开创和平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大运河精神是中国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挖掘、凝练大运河精神的深刻内涵，发扬大运河中蕴含的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展现大运河精神的现实价值，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历史文脉，对促进中国武术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民族创造伟大的文明，大力弘扬大运河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以文化、信仰、思想和精神力量，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锐意进取，创造出更加伟大的奇迹。研究大运河武术文化，就是要挖掘大运河所诠释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从而也为促进中国武术的发展贡献力量。武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随着大运河列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武术文化必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勇立潮头唱大风，继往开来担使命，我们要让承载着探索和使命的中国武术在大运河扬帆起航，让尚武精神在新时代成为一种信仰的力量，让运河传统武术的精髓更好地传播下去，为中华武术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开启新的历史篇章。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弘扬大运河文化，对于推动大运河武术发展，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向所有为大运河武术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附：武术精神文化基本内涵：崇武慕德，尊师重道，贵义尚礼，自强不息，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不畏强暴，修正向善，宽容忍耐，担当责任，保家卫国，坚韧不拔，仁爱天下，以和为贵，侠义情怀，止戈为武。（2017年10月1日，卢飞宏）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海卢氏，飞宏子，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刑事警察。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建立者，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 2022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