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理想化宏图 咱重摆美酒再相会「成名在望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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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羲

1964年，李光羲参演《东方红》时演唱《松花江上》

◎金兆钧（乐评人）

今年3月13日，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先生逝世。对于年龄稍长的前辈来说，对他歌声的第一记忆一定是《松花江上》《牧马之歌》，而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更熟悉的是“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我爱你啊我爱你，我的生活离不开你……”那首《货郎与小姐》的唱段，以及那首感人泪下的《周总理，你在哪里》。

我有一个看法，中国百年以来的歌曲发展史是最真实的历史。所谓“唯乐不可以为伪”，因为不为大众认可的作品哪怕喧嚣一时也必定会被大众遗忘，而那些真正代表了时代精神和大众心声的作品则一定会“经典永流传”，其中的佼佼者往往能成为时代的标志。李光羲先生的《祝酒歌》就是这样一首代表一个历史时期开端的代表作，那一句“待到理想化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激励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几代人。在歌中的理想已然成为现实的今天，重温这首歌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经过了中学时代，告别了京郊插队的日子，我到北京东四人民市场当上了售货员。

广播电台里首先是传出了久违了的美好旋律，记得我四哥那时能够把《洪湖赤卫队》的“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洪湖旁”无缝循环地唱上大半天。而我更热衷于反复听《江姐》中早已把谱看熟的那些经典唱段。总之，在那拨乱反正的年代，恢复播放的老歌和词曲作家们创作的新歌都在宣告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工作不久，我去东城工人俱乐部给成立不久的合唱团担任指挥，主要任务是排练《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领唱水平不低，钢琴伴奏的小伙子也很专业，但合唱队的水准远远比不了现在遍布全国各地的业余合唱团。我年少气盛，难免和队员有点冲突，不过我回忆起中学时李德伦先生辅导我们乐队时的话：“小指挥啊，记住，一个指挥的任务是把乐队提高到你的水平，不是你去适应他们的水平。”对合唱队讲了这段经历，我们的排练顺利多了。

汇演好像还是拿了个奖，但我随后退出了，因为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一开始我迟迟没有报名，因为总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现在的年轻人也年年要过这道高考的关，但他们大多无法体会那一年恢复高考的意义，特别是对参考考生的意义。小学的岳老师、杨老师，中学的张老师都跑到柜台去找我，听说我不想参考颇为生气。终于有一天，我的柜台组长对我说：我给你报名了。我还以为是参加什么文体活动。她说：高考啊！你不是站柜台的料。

直到看到报纸上关于艺术院校开考的消息，我才真动了心。

我二哥为了给我打气，带着我去男低音歌唱家李光伦先生的家里。李光伦先生用极为浑厚的声音对我说：“小同学，我最领会毛主席两句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前一句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后一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李先生的话给了我极大的激励。

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居然参加了复试，但当年看看周围的考生，我知道我希望不大。幸好当年已经安排了艺术类考生提前考试，也可以同时报考普通大学。我在统一命题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以书信体引用了李光伦先生对我讲的话。滑稽的是，最终不错的总分中最低的却是语文。

最终，我以“扩招”的身份于1978年4月1日成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的学生。

那时候的新一代大学生真正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最大的同学比我要大上一轮，自然有点“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的自负。然而进了学院图书馆一看满墙的经史子集，马上打消了那点可怜的野心。

那时的大学生们除了疯狂的“四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之外，也还有着运动与歌声。

没多久，同学李功达便提出应该有一个代表我们的大学生组歌。我大言不惭：你敢写歌词我就敢谱曲。说干就干，仿《长征组歌》的《大学生之歌》写出来了。暑假前在大兴县干校劳动期间天天排练，开学后的国庆节前夕在学院大礼堂上演了。“我们像朝阳跃出地平线，我们像彩霞飞舞在蓝天，我们像鲜花盛开在大地，我们像骏马奔驰在草原。……今天我们是晨光初旭，明天要照亮祖国的河山。”

与此同时，一代词曲作家们在革命抒情歌曲的传统和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国音乐、港台歌曲的冲击中探索并写作着。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中国音协《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在全国听众中发起了一次歌曲评选活动，其结果就是“抒情歌曲十五首”。其中有标杆性的《祝酒歌》，多年作为春节晚会终曲的《难忘今宵》，以及永远被翻唱的《绒花》等。

另一方面，随着外国音乐和港台歌曲的流入，内地不少词曲作者也开始了流行歌曲的创作尝试，如谷建芬老师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是典型的校园歌曲，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年轻朋友”们至今已然经过了两个二十年的“相会”。

这些创作和演唱的尝试自然也引起了相当热闹的争论。如李谷一老师演唱的《乡恋》，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朱逢博老师演唱的《蔷薇处处开》等都曾引发热烈的争论。但当时的年轻人是颇有胃口的，一律“拿来”。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一年销售量八百万盒磁带——那时候的售价是四块五到五块五一盘——工人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

1980年9月23、24日，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主办的“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正式上演。“歌星”正式走上大舞台。

那时的小青年留起爆炸头，戴上不肯撕下商标的“麦克镜”，穿上牛仔裤，手提三洋或夏普牌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招摇过市，聚会在各大公园“茬歌”。我中学乐队的老同学们纷纷加入歌舞厅伴舞和“走穴”商演的队伍。

《歌曲》编辑部主办的“晨钟奖”1981年到1982年获奖作品中，《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爱你，中国》《驼铃》至今仍然在人们口中传唱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歌声就这样伴随人们——也包括“小小的我”，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切都来自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