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作的历史价值「书画同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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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 野

内容摘要：作品鉴定是画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然而画史的文本性质及其基于史实和解释的书写建构，也为包括摹本、代笔在内的各类画作带来共存空间、揭示出多重价值。鉴于超越一时一隅的“长时性”整体认识维度和普遍价值提炼的研究诉求，作品鉴定在文化史、观念史、精神史等领域并非必然的唯一性前提。摹本、代笔以至伪作因其蹊径独具的观察视角和内容承载，在画史和文化史等研究中获得价值。

关键词：画史文本 建构 解释 摹本 代笔

画史的“文本”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多重价值，是理解鉴定与绘画史研究关系，判断摹本、代笔以至伪作所具研究价值的一个可供探索的角度。

一、画史“文本”性质为各类画作带来共存空间

绘画史研究与政治史、科技史等专门史一样，都是面对过往某一历史领域的研究。传统观念中，史学研究以追寻、重现和记述真实的历史实在为目标。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新论频出。例如建构论认为，朴素的经验主义不足以揭示过去的真实，社会理论、解释性概念框架不可或缺。历史学家面对史料时必定有所选择，这种选择受到其价值观念、政治立场、个人气质、问题意识等各种交互缠绕的个人因素影响，有其特定视角，甚至是其思想的“重演”。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以史家的理论观照、概念工具、个人能力，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构出关于过去某个片断的画面。解构论则强调贯穿于历史学家工作始终的历史学的文本性特征，认为历史学家通过各种史料面对过去，不断生产出各种文本。史学文本及其包含的历史解释并不是对过去的忠实再现，而与史家赋予其历史构图的意识形态立场、审美倾向等内在因素密切相关。由此，历史学家的历史解释对于历史事实具有支配地位和多元立场。〔1〕

西方理论不是金科玉律，但其理性思辨有助于深化认识。具体到绘画史而言，研究者确实难以掌握全部画史史实，传续至今的画史也确实并非历史事实完整而忠实的再现，而是研究者基于史实和解释的建构性文本，蕴含着每一位研究者的特定观念和视角、对史料的个人化选择和理解、基于主观意识的文本书写和话语权力。而画史文本的最终呈现，则与史家的知识结构、认识维度、价值取向等密切相关。同为马夏山水，明人评价莫衷一是。曹昭赞其“气韵尤高”〔2〕，王履评为“粗也而不失于俗，细也而不流于媚。有清旷超凡之远韵，无猥暗蒙尘之鄙格”〔3〕，董其昌评为“非吾曹所宜学也”〔4〕，沈颢则谓“日就孤禅，衣钵尘上”〔5〕。种种纷争歧义构成多元解释空间，塑造了马夏山水的不同画史形象。

画史的文本性质及其由此产生的建构性理念、研究者的解释性话语权力，既是难以否认的客观存在，也为包括摹本、代笔在内的各类画作带来多重价值共存空间。尹吉男对董源的研究认为，“董源一直是作为一个艺术史的知识概念存在着，这个概念被不断地重构、解释，最终落实在那些被认为是由董源创作的作品上”，“被称作董源的传世作品的这些古画是否是董源本人的真笔已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并不影响我们对古代绘画史的理解，“重要的是董源作为一个知识概念所衍生的历史过程的真实性，成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化脉络的一个关键”。〔6〕这个研究揭示了产生于文本解释的画史建构过程，揭示了画史文本的文化意义。在此过程中，不乏摹本、代笔甚或伪作的形影。

二、以画史文本的连续性书写求取整体性的画史真实

题材要素、绘制策略、笔墨技巧和文化内涵，是绘画作品的基本要素。创作者选取相关题材，通过形式分析、主题提炼、寓意安排、结构布局、画作命名等多种绘制策略，以相应技法绘成作品，或以事系人、或以形写神、或借景抒情，或托物寓意。相应于此的画史研究，则基于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此加以分析研判，形成解释文本。

画史文本的书写路径多元，其中之一是将画史看作一个整体系统，从表象和内核两个层次的结合中整体把握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建立分析框架。所谓整体把握，指的是研究者并不着意于辨析原作与摹本、代笔之别以及具体作品的作者和创作时代，而重在主题、题材、图式、意义等的基本组合、表达和内在结构。例如岁寒三友、四君子、岁时清供、锦灰堆、渔舟等题材，一河两岸、三远构图等图式，梅竹、渔隐、山居中所寄托隐喻的相关于风骨、隐逸、超然物外等观念。两个层次以视觉形象与思想观念历时性关联的完整体系，构成画史文本，输出意义解释。

此间需要重视的是，画史文本中相同主题、图式、风格等画作相沿不辍的反复出现，例如主题上的送别、待渡、山居，图式上的主山堂堂或半山一角，观念上的崇尚“逸格”等，可以视之为以艺术谱系形式出现的画史文本的连续性建构过程。以山水画而言，艺术家不断创作山水画作，形成多种山水图像谱系。而此谱系的形成过程亦即山水观念发生、维系、定型、变化的重复强化过程，山水观念由此得以保育深固。这种连续性的建构，以摹制、叠加、传续、深化等跨时代的文本呈现，赋予画史历经时间陶冶和养成的漫长修炼，通过用时间换效益的路径，从本质意义上考辨、补充、校正画史形构，使其文本解释不断趋于客观、翔实、准确，在史实、逻辑和观念的整合中，求取整体性的画史真实。

[元] 钱选 烟江待渡图卷（局部） 纸本设色 21.6×111.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尊重画史文本的多元面向与多重价值

作品真伪都能得以明确鉴定，是深受期待的画史研究的最佳境况。然而，摹本、代笔、伪作等的存在是画史实态，同时还有大量无款作品，如目前一般归为两宋的大量斗方、扇面等小幅画，作者与创作时代不明。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它们是古代绘画传统的组成部分，蕴含多种社会文化信息，具有不同层面的史料和审美价值。为此，客观面对目前作品真伪参杂的画史实情，尊重画史文本的不同面向和多元价值旨归，以理性开放的态度看待和认同包括摹本、代笔甚或伪作在内的各类画作的多重研究价值，是处理鉴定和画史研究关系时可以取用的一种选择。

首先，作品的真伪鉴定是画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专注于作品真伪鉴定的专家学者，以确保作品原真性为学术追求目标，凭借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卓有成效的鉴定成果，为古代画史研究奠定了扎实可靠的史料根基，做出众多且重要的贡献。持之以恒地开展鉴真辨伪工作，为不断接近画史真相奠定扎实可靠的基础。

同时，绘画既是艺术作品，也是具有意义深度的观念产物，并由此获得多重价值，体现在生态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学科，特别是文化史、观念史、精神史等专门史领域。研究者可以从画作中考察自然万物变化过程的内在规律并加以抽象提炼；考察艺术的美育功能，包括审美认知、趣味风尚、美育教化、涵养品性、启迪民智等；考察人类的精神世界，包括观念、意识、思想、信仰、情感、人格等；考察文明的构成要素，包括礼仪制度、知识生产、社会网络、意义系统、价值体系等；考察传统的基本构成，包括历史语境、基本要素、结构层次、组织形态和本质特征等。在此领域，同样需要作品鉴定的支持。但相对而言，因其研究对象的稳定性和变化的缓慢性，特别是超越一时一隅的“长时性”整体认识维度和普遍价值提炼的研究诉求，作品鉴定并非开展此类研究所必然不可或缺的唯一前提。宽广的研究领域、多元的理论方法、丰富的学科分支、严谨的路径探索，必将构筑起绘画史更为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拓展出跨学科研究的深广空间，使得绘画作品本然蕴含的多重功能和研究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最后，还需理性看待摹本、代笔甚至伪作具有的研究价值，接受和关注其实际存在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美国宋史学家蔡涵墨曾用“严妆”一词，形容宋代史书对于当朝历史的塑造。〔7〕史学研究既是对历史真实的不懈追寻，也需要关注“文本”自身的产生过程和丰富内涵。就画史研究而言，题材和主题的重复表达，基本图式的形构传续，绘画思想中的哲理凝练，摹本、代笔以至伪作中的观念复制与思想传播，摹本等艺术复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客观存在，由此形成的种种艺术谱系，即是构成绘画史文本以至塑造文化传统的“严妆”，都与其背后的知识、理念、价值判断及其变化紧密相关。研究者可以就此“严妆”本身观察文化传统的形成机制，在各种艺术谱系的历史化过程中，理解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态的形塑、保育和传承发展。此一领域的研究，不但在作品真伪鉴定上更具开放包容空间，而且摹本、代笔以至伪作还因其蹊径独具的观察视角和内容承载，获得重要研究价值。

注释：

〔1〕彭刚《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明] 曹昭《格古要论》卷上，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明] 王履《画楷叙》，《清河书画舫》卷一〇下引，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明]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明] 沈灏《画塵·分宗》，载叶朗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明代卷（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

〔6〕尹吉男《“董源”概念的历史生成》，《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7〕[美]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2016年版。

陈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