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营利艺术组织有哪些「怎么申请民间非营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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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术馆

1998年前后，国内出现三家民营美术馆：成都的上河美术馆、沈阳的东宇美术馆和天津的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它们都专注于当代艺术，且都由企业赞助。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建筑投资300万元的上河美术馆，在空间划分、展览规模和学术阵容上都很抢眼：整栋建筑占地3000平方米，有300平方米的展览区、近200平方米的办公区和500平方米的收藏区，此外还有咖啡馆。三年里，国内著名策展人黄专、艺术家张晓刚、周春芽、方力钧、叶永青都曾是这座美术馆的艺术委员胡成员，后来，艺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巫鸿也被邀入。同时，美术馆收藏了近百件作品，覆盖了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舒群、周春芽等人的力作。

在美术馆未能独立注册“民非”的时代，上河美术馆振奋人心过，最终仍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它的存在，让更多地产企业摸索了一条新的路径。

于是，2000年后，今日美术馆、广州时代美术馆、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上海明圆美术馆等开启了“地产商 美术馆”的新模式。

广州时代美术馆

理想与“民非”

在昨天的《国内艺术机构的非营利之路(上)》里，我们大篇幅引用现行的法律法规，其中一条指出，要在国内开一家民营非营利美术馆/博物馆/ 艺术馆，需在当地文广局的批准后，在民政局注册“民非”。

不过，在红树林品牌创始人、今典集团董事局联席主席张宝全创立今日美术馆之时，“民非”还未对美术馆注册开放。2002年，今日美术馆打着 “国内第一家按现代国际展览标准设计”的美术馆成立。但直到4年后，时任馆长张子康和他的同事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打听到美协是注册于民政局之下的，后来，在当时一位处长的建议下，今日美术馆成功注册民非，成为国内第一家官方承认的非营利美术馆。在此之前，其他非营利艺术机构，通常在工商局登记，有的挂靠机构，甚至完全不注册，以草根团体的形式出现。

成立于2003年的广州时代美术馆，也在申请“民非”的路上等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初，时代地产与广东美术馆合作成立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这座位于时代玫瑰园社区临时空间便是该美术馆的前身。2005年，在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三角洲实验室”项目中，策展人侯瀚如邀请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和阿兰·弗劳克斯为美术馆设计了一个永久性建筑空间，美术馆因此告别了最早的“临时空间”。2010年，时代地产与广东美术馆解除合约，广东时代美术馆以民办非企性质正式对外开放。

广州时代美术馆馆长赵趄曾回忆美术馆的初创时期：“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论坛，拿到‘时代分馆’去举办，这应该是第一次让更多人看到了‘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的机构雏形。之所以说是出于营销的目的，是因为当时三年展的论坛，跟当时时代玫瑰园二期的售楼是同一天、同一个时间进行的。在现场看到两拨人——三年展的艺术家、馆长在搞研讨会，另外一拨人在排队买楼。他们互相看对方都觉得非常有趣。”

在没有清楚建立非营利意识、也没有完善的非营利机制的时代，赵趄所说的，可能是早期背靠房产的美术馆的共同记忆。

明圆美术馆内景

2004年的，上海市中心新增一家美术馆：明圆文化艺术中心。这是上海明圆美术馆的前身。

“当时美术馆没有办法注册‘民非’，我们是以艺术中心注册的。”同为地产行业出身的凌菲菲告诉雅昌艺术网。

由于地产生意，凌菲菲结识了一些艺术家。最早，有人建议她开一家画廊。“你这儿前面靠着音乐学院，后边有上海中国画院，周围文化氛围很好，要不拿出一些空间做个画廊吧?”凌菲菲没做过画廊，但她动了心，不过，正当她着手做时，陈佩秋先生的一席话改变了她的想法。“陈老先生说：‘你这个空间那么大，就该做个美术馆啊。’”于是就出现了明圆美术馆，最大规模曾覆盖5层空间。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

2005年，证大集团创始人戴志康第一次受邀去威尼斯双年展，身份是中国馆的赞助人。

威尼斯一行，戴志康深受触动：“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美术馆。”

回国后，戴志康放弃了原来在大拇指广场开艺术咖啡馆的计划，直接开了家美术馆。他取的名字很“野心”：证大现代艺术馆，英文叫“证大MoMA”。“当时，我就知道大拇指广场(证大现代艺术馆)是临时的，我要造个更像模像样的美术馆，像纽约MoMA和巴黎蓬皮杜那样。”为此，戴志康把“当时所有钱都投入”到喜玛拉雅中心。“别人造房子精打细算，省钱，我不是，我做风水。外滩是洋人留下的，我要造中国人自己建设开发的流传于世的房子。”戴志康告诉雅昌艺术网。2009年，原证大现代艺术馆更名为喜玛拉雅美术馆。在中国社会组织网上公布的消息显示，喜玛拉雅美术馆注册资金达1300万元。

在那个先有理念、有生意、有建筑，再有美术馆/艺术馆/艺术中心的时代，“民非”对创始人而言是很模糊的。而等真要注册民非，获非营利身份时，开始觉得“难”。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2013年，我们在申请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的时候，就有同事跟我说：‘甘馆长，你要申请一个‘民非’机构，没有一两年是搞不定的。’但是，我相信事在人为，因为上海市政府的所有管理规定都是非常透明的，我们要做公益，怎么会让我们等一两年呢?”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甘智漪回忆申请“民非”时的疑问。最终，金融行业出身的她，用18个工作日完成了注册登记。“我的体会是政府效率很高，关键是我们要做研究，要知道流程。”她说。

据雅昌艺术网多方了解，国内目前亲自走“民非”注册流程的馆长很少，通常是由美术馆员工来完成。不过，伴随美术馆人员变动，一旦该员工离职，熟悉“民非”相关政策的人员就更少了。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指出，登记“民非”的机构需满足以下条件：“(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二)有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三)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四)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五)有必要的场所。”

即便有上述条例，机构申请“民非”时，还可能会遇到各方面的问题。比如，场地是否合规、空间的安保设施是否符合规范等。

龙美术馆西岸馆

对此，2010年后，更多地产商在开发时已为艺术机构留下空间。比如，上海西岸集团在对徐汇滨江整体开发时，已将文化艺术板块纳入产业布局之一，其中包括已建成开放的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西岸艺术中心、西岸文化艺术示范区等，还在建设的西岸美术馆和星美术馆计划在今年完工，这为美术馆顺利注册“民非”带来有效的保障。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非营利与“自行造血”

申请非营利后，如何向美术馆“造血”成了萦绕在馆长脑海的主要问题。

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与Larry’s List联合发表全球首份《国际私立美术馆调查报告》中显示，在166家左右的私人美术馆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美术馆表示年营业预算额在25万到一百万美元之间;有24%的私人美术馆每年营业预算额低于10万美元;只有4%的私人美术馆的营业预算额超过500万美元。不过，中国有不少私人美术馆的年营业预算额超过500万美元。其中，私人美术馆的资金来源方面有四个方向：创办人资金、自创收入、捐赠人出资和政府直接补贴。其中，89%的美术馆创建人称，他们自己的财力是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45%的私人美术馆的收入来源来自营收(如门票、商店和餐饮商店等)，只有22%的私人美术馆直言政府补贴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来自全球范围，可见，对于非营利艺术机构——特别是没有大型企业资助的、纯粹的私人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而言，集资还是最主要的问题。

收藏家金昌一说：“我希望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因此，只是追逐钱财没有意义。我做其他的生意，因为我希望让我的美术馆运营下去，而为了让美术馆经营下去，我需要财源。”

国内很少有机构愿意公布一年的运营成本和财政状况，对于大多数艺术机构而言，公布数字显得很暧昧。而“自我造血”更艰难。

尤伦斯艺术中心(UCCA)开拓过很多卓有成效的“造血”模式。2012年5月，尤伦斯艺术商店成立“UCCASTORE @ DESIGN ”;一年后，陈漫、海军、贾伟、刘峰、刘小康、宋涛、孙文涛、薛梅和张永和成为UCCA 设计委员会的初创成员，使该店于2014年收益1900万元，补贴了整个机构运营成本的40%;此外，2012年10月，UCCA 赞助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正式创立，首次开辟了由私人藏家赞助国内民营美术馆的先河。同时，“尤伦斯庆典”慈善拍卖为美术馆筹集了可观的经费：在2014年和2015年的两场慈善拍卖中，分别筹集900万元及1086万元的善款。据UCCA 2015年年底公布的官方信息指出，其当年运营总共花费是4092万，创始人尤伦斯先生出资25%、企业赞助25%、义拍占20%、艺术品商店的盈利占20%、尤伦斯的理事会成员的赞助占10%。

除UCCA，其他艺术机构也在开拓新的方式。2016年，广东时代美术馆与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合作，推出“广东时代美术馆 新艺见系列讲座”，全年六场讲座费用由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赞助。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赞助的瓷屋梁硕“来虩虩”现场

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由收藏家王兵创立。作为国内少有支持当代艺术的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当年已资助了10家非营利机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NCAF)执行理事长楠楠表示：“最初，成立两年以上是我们选择受资助机构的硬性指标;后来随着我们关注的增加，到了2015年，有一些新的空间陆续出现，其实去年非营利机构增长挺多的，我们发现这些新空间蛮有活力，也进行了资助。”

此外，广州时代美术馆还试图成立董事会。赵趄曾在去年对沪上一家媒体说：“通过财务计算，我们设定19个(董事)席位，加上(时代地产的)地产老板，一共21位。董事会背后会有信托和金融。刚开始董事会和其他资助人捐的钱会进入一个专项基金，这笔钱我们是不用的，直到这笔钱的信托投资收益可以支持运作。根据我们的计算，我们一年运营费用大概一千三百万，这个基金做到一个亿就行。”

2017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发布会现场 嘉宾合影

2010年成立于上海的外滩美术馆则与品牌“另辟蹊径”。自2013年起，HUGO BOSS与外滩美术馆合作，在国内举办两年一届的“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此项合作中，品牌出资，美术馆联合多位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针对亚洲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评选和展示。对此，外滩美术馆馆长拉拉瑞斯•弗洛乔接受媒体采访时，从企业赞助的心态和形式，阐述了美术馆“造血”的新机遇：“2012年，我刚接任美术馆馆长不久，HUGO BOSS就联络我，有意向筹备一个优秀的艺术家项目，当然，他们也想在亚洲地区发展他们的生意。于是，我们交换了意见：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构想?它和外滩美术馆的本身的项目会构成怎样的关系?事实上，很多企业正在试图改变他们赞助行为的意义。几年前，品牌只是单纯地想促使一些艺术项目、捐一些钱，并通过这种方式作为市场推广，而现在，他们想做更复杂、更微妙地方式，增进大家对于品牌文化的理解。”

还有部分美术馆创始人至今对“自我造血”产生怀疑。创立两家美术馆的凌菲菲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美术馆能够自负盈亏，想要打平成本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做好自己的生意，让美术馆活得更久一点。”

面对美术馆是否有新的运营模式，戴志康足足想了好几秒。“（现在可能还）没有。”他说。

艺术家Marina Abramovic在BANK空间（现已搬离）的银行大楼前

独立艺术机构的野生和矛盾

事实上，除了相对大型的美术馆、艺术馆和艺术中心之外，国内还有更多“地下”的独立机构，他们各方面都不够条件申请民非——注册资金达不到十万元，人员不足以三人，还不一定有合适的、成规模的场地。

2009年由翁维、何颖宜、姚嘉善、王卫在雍和宫附近的箭厂胡同里找到一个15平方米的门市房，就成立了箭厂空间。一开始，每个月的房租1800元，主要依靠几位成员平均分摊费用。箭厂空间不需要人员管理，连空间里的照明、录像等电子设备的电源控制都设定是自动的。不过，即便如此，箭厂每一年的运营费用在四到五万元。

2014年，箭厂就获得了上文提到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的资助。此外，该基金会在当年还资助了扬子江论坛、望远镜艺术空间、黑桥OFF空间、上午艺术空间、录像局、分泌厂、观察社、器空间、再生空间计划。据悉，像上午空间这样的在上海市中心成立的艺术空间，每一年的运用成本在一、二十万左右。

这些独立的艺术空间，背后往往有个理想化的愿景：“想做更自由的展览和项目。”

有别于画廊，非营利艺术空间并不出售作品。因此，在选择艺术家和作品上，有机会做更大胆的尝试。

如今已是正规画廊的BANK空间，最早是抱着非营利的心态建立的。“我想先不要管那么多，做更有意思的展览和项目。”创办人马修·伯利塞维兹说。自此，BANK空间举办了徐冰“阅读室发布《地书之书》”(2014)、廖国核“马上有良心”(2014)、陈天灼“野餐 天堂 婊子”(2014)、欧阳春“渣滓”(2014)、耿旖旎“神爱俗人”(2015)等展览，都显示他的实验理想。不过，非营利机构和艺术家不明确的合作关系，让马修渐生退意：“我想去更多平台推广艺术家，但艺博会去不成，艺术家(合作关系)也比较松散。”最后，BANK正式转型为画廊。

不过，也有画廊主想转型做非营利机构的，初衷还是“做更有趣的展览。”位于上海的MAO SPACE曾是一家专门孵化青年艺术家的画廊。近期，创办人毛文采向雅昌艺术网透露，想将画廊转型为非营利机构。“其实，说画廊是营利性机构，但支持年轻艺术家也并不那么容易，我们怀抱理想做画廊，付出很多心血，但始终没有赚到什么钱。因此，我想，要不然转做非营利，可能在项目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目前，国内对于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和其他非营利机构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投身于非营利艺术的企业和个人，走过了各自的道路。他们有人因为个人情怀，有人因为生意去求，还有试图想在艺术圈内找到自己的坐标。他们的选择，在个人生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为这个时代，为更 多年轻人，带来珍贵的经验。